盛言: “雷洋案”的荒诞结局说明了什么?|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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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命的敬重与保护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观。然而极具“中国特色”的“法治”却在处理警察玩忽职守致死人命的“雷洋命案”时,不仅让世界跌破眼镜,更让中国民众怨怒填胸而不敢言。

2017年2月号第472期

硕士生离奇死于“被嫖娼”

二○一六年五月七日中国人民大学的硕士生雷洋,在去首都机场接机途中,在街上被五六名无任何警察执法标志、没有穿警服、无警号、无警车的便衣人员拦截、挟持,在轿车上要他承认刚才是到洗脚店嫖了娼。雷洋当时认为遇上绑架勒索,于是不承认嫖娼。这些人就对雷洋进行“突审”(警察向家属通报时亲口陈述),进行了暴力殴打。(家属八日凌晨在医院太平间、和十三日在北京市公安局法医中心尸检前,都看到雷洋身上右额被重击淤肿,阴部睾丸肿胀,右上臂、腰部、脸部都有严重伤痕,明显系暴力殴打形成。)雷洋挣扎逃出小车,在小区内向周边居民大喊“救命,他们不是警察,帮帮我,不让他们把我带走”。随即又被三个人摁倒在地。群众打一一○报警,十多位群众围观目击并询问情况,阻止不让带走,他们才出示证件说是警察。于是一一○警察便放行,雷洋又被架进轿车五至六分钟。随后来了一辆面包车,两个人随即将雷洋架上面包车。有证人看到此时雷洋已经双手瘫软,不会反抗。根据警察说法,随后雷洋身体就出现异常,当晚二十二时零九分(警方通报说法),雷洋被送至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警方称抢救无效死亡。而根据医院记录,雷洋到医院时已经死亡。二十二时五十五分,医院宣布抢救无效死亡。

在中国大陆有被称为“被嫖娼”或“钓鱼执法”的,即警察认为你“嫖娼”,要你交罚款,你若乖乖听话交了罚款,蚀财消灾便万事大吉。据知情人士说,警察每月要完成多少这类“罚款”,还是有“任务”的,美其名曰“创收”,且超额有奖,完不成要受罚。这当然也是“中国特色”,是穿着制服的“合法”敲诈勒索,以谋取私利。而雷洋那天偏偏不听话,你这不是在为难我们的“人民警察”吗?

既然说雷洋是在“嫖娼”,其身体状况自然良好,且是青年学子并无高血压、冠心病,更不可能是“带病坚持”来“寻欢作乐”。那又怎么会突然出现身体不适,直至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呢?事后尸检发现,雷洋是因胃内容物吸入呼吸道致窒息而死亡的。生理与医学常识告诉我们,人在清醒状态下,胃内容物(如胃液、食物等)即便发生呕吐也不会进入呼吸道,只有在昏迷不醒状态下才会发生胃内容物吸入呼吸道而窒息死亡。那么好好一个雷洋又怎会昏迷不醒?所以正如上文所述,雷洋是在受到警察暴力殴打才导至昏迷。因此他的死是警察滥用暴力致其昏迷而造成的恶果。警方责无旁贷,起码也是过失致死人命。

草菅人命不需判刑

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宣布,涉雷洋案的五名警察与协警虽有“玩忽职守”罪,但因“犯罪情节轻微,能够认罪悔罪”,不需要判处刑罚,决定对五人“不予起诉”。一个青年学子先是无端被几个警察认定为“嫖娼”,接着更遭受非法暴力,最终致死。连官方自己也承认这几个警察已构成“玩忽职守”罪,但官方却施以浩荡皇恩,认定其“犯罪情节轻微”,再加一句“能够认罪悔罪”便“不需要判处刑罚”,而“不予起诉”。打死一个人,姑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都是人命关天的杀人罪。怎能叫“犯罪情节轻微”?竟然“不需要判处刑罚”。天下岂有此理?这明明是袒护警察的犯罪行为!故当局此决定一出,立即招来众怒,不分体制内外,到处一片讨伐之声。

与此同时,据大陆媒体披露,从一个核心信息源得到确认,雷洋家属得到近四千万赔偿:二千万现金加一套价格昂贵的大房子(十二万元/平米),这是中国第一次人命值这么多钱。此前,有传媒报道雷洋家属拿到一千二百万元赔偿;之后,外界又有新的说法,雷洋家属实际拿到的是三千万元赔偿。另有报道则说,雷洋家人获得四千万加一套房的赔偿。可见是在讨价还价不断加钱。总之,是一笔“共和国”史上因打死一个人而支付的空前钜额赔偿。足见当局也自知理亏,才如此“慷慨解囊”!

于是乎在十二月二十八日,雷洋家属表示放弃刑事自诉和申诉程序。称:“压力太大,漫长的诉讼耗费的心力,超出我们尤其是两位老人的承受范围,所以我们已经商议协调,放弃所有诉讼”。至此,轰动一时的雷洋案终于被权力高压和金钱收买彻底“摆平”。

恶劣先例引后患无穷

当局之所以如此不顾法理与常识,明目张胆地袒护违法致死人命的警察,并不是不懂此举会激起广泛的民怨;但中共常说的“核心利益”首要一条就是保证它一党专政掌权,即其所谓的“维稳”。而“维稳”所倚仗的除了军队就是警察,所以警察便是这个专制政权的命根子。雷洋案发生半年多后在众目睽睽与舆论关注下已形成了一个典型的警民冲突事件。护民则伤警,护警则伤民。雷洋若是个农民工也好办,随便给几个钱,“人民警察”便安然无事。但偏偏雷洋是个有一定身份的人,其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是大陆数一数二的名牌大学。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之女谢小玲发起公民联署,要求彻查雷洋案真相,依法惩办肇事执法人员。在该联署上签名支持的包括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老人。这种政治大案在根本没有司法独立的中国,任何检、司部门也不敢去处理,判不判违法的警察只能由中共高层的一句话来决定。

因此这个情节并不复杂、十天就可调查清楚的案子,却被拖了半年多。很显然当局也是考虑再三,权衡对党国统治的利弊后,才决定宁可伤民,不可伤警。因为一旦伤警,招来“警怨”从而引发“警心”涣散,让他们觉得当警察已无多大油水可捞风险又大,由此产生大量警察对当局命令消极怠工,甚至不对诸如示威、游行,抗议、上访冤民、维权律师、反强拆迁、强征地之类的民众痛下杀手,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尤其这五个警察是北京皇宫门外的“第一线执法人员”,更是“维稳”不可或缺的。若“伤”了这些人的“心”产生连锁反应,则无异自毁“长城”。所以最后的荒唐结局已与案情和事实真相及功过是非无关,是百分之百出于政治考量。

于是有人想起了十多年前的孙志刚事件,也是一个青年学子被警方违法人员残害致死。但那一次不仅对违法人员进行了惩处判刑,且因此事而废除了实行多年的“强制收容遣送”制度。由此观之亦可证明,当时的中共高层比现在毕竟还多一点“自信”。那时的官民矛盾、警民冲突,还没有闹到像今天这样形同水火,除了靠军警严酷镇压已别无选择的地步。那时的高层还希望能由该事件的公正处理挽回民心,而现在,他们自己可能都明白,民怨已积太深,靠一个雷洋个案也无法挽回多少民心,更无法改善这个专制贪腐政权在民众心中的形象,于是干脆倒行逆施完全站在违法恶警一边。不过如此饮鸩止渴,开此恶劣先例,必将后患无穷。这也说明中国的官民对立与政治危机已到了无药可救的境地。

二○一七年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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