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宽心: “⑥④的”《颐和园》爱情、憧憬与血|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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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园》被禁止在国内上映和导演娄烨被禁拍电影五年,都不让我们感到十分意外,相反,如果没有这样的处罚,倒会让我们有“太阳打西面出来”的感觉。那些在银幕和颁奖台上光彩夺目的导演和明星们,在电影局官员的眼里,不过是束手接受训斥的“小民”而已,你名气再大也无济于事,狭隘的政治侵入多彩的艺术空间,犹如野蛮的公牛闯入精致的瓷器店,任你如何叹息都是没有用的。

2006年9月

拨开那些所谓“技术性原因”的迷雾,不用说,《颐和园》的“犯禁”,是因为影片涉及1989年的学生运动,其中包括片中人物参加学生示威的情节,“呈现了北京学生罢课聚集天安门,军队开枪对学生镇压的史实,还穿插大幅的新闻画面。”

能够想象这样的电影在2006年的中国大陆上映吗?倒不如说,在娄烨决定将电影故事的推进置放在八九民运背景之下的时候,他是选择了一种对电影局和中国市场的“自杀性行为”。

娄烨是中国第六代导演中极具实力的人物,在《颐和园》之前,他曾经拍摄了《周末情人》、《危情少女》等影片,并执导了周迅主演的《苏州河》和章子怡主演的《紫蝴蝶》,可以说,完成《苏州河》和《紫蝴蝶》的拍摄后,他的创作处在一个迅速上升和成熟的时期,在这个时候推出《颐和园》,相信并非漫不经心的题材挑选。

迄今为止,娄烨的电影均与爱情故事相关,《颐和园》也不例外,这部电影讲述了一对男女长达17年(1987年—2003年)的爱情,涉及北京、武汉、重庆、柏林等城市。对于其中的“敏感部分”,娄烨说:“如果你想叙述一个爱情故事是从一九八五年到两千年的,你很难躲避这个大的环境(指八九六四——笔者注)。这是一个爱情故事,但它是发生在一个并且无法脱离开一个大的社会背景。”

我们知道,娄烨出生于1965年,1989年学潮爆发的时候,他是北京电影学院八五级学生。有趣的是,“第六代”导演的最初界定,恰恰主要指称北京电影学院85级的王小帅、娄烨、路学长、胡雪杨、张元、刘冰鉴这个群体,而第六代导演往往又与“独立导演”,“地下电影”这些显然不同于以往的现象联系在一起,显示出他们在生存和精神层面上与前辈们的迥然断裂。

我们不知道作为大学生的他们在八九民运时期做过什么,但可以肯定地说,这些立志以影像记录世界的年轻人,一定不会比他们的同龄人少看到什么,我们同样可以肯定,那一定会成为他们记忆的一部分。因此娄烨才会说:“这和我的那段时间以及那个时代的感受有关。这是一个作者行为。”他告诉我们,那时候他在恋爱。

因此,我相信,作为一个作品屡屡被禁的导演,娄烨让六四的场景出现在他的电影中,并非“不懂政治”而造成的艺术事故,六四题材出现在这一代导演的影片当中,只不过是一个早晚的问题。如果把娄烨这个年龄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划为等长的两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六四差不多正处在他们生命年轮的中线。在六四这个现实断裂点的两端,一边是“计划经济”和“天之骄子”的童年记忆,一边是“舆论一律”和“权贵经济”的沉重成长。

我们可以说,1989年6月4日,是整整一代人天真童年的最后一天。

而童年记忆,对任何艺术家来说,都是无法替代的创作源泉。对一些敏感型的艺术家来说,童年记忆甚至会在他一生的全部作品中留下印记。

无疑,六四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不幸事件,“国家不幸诗人幸”,而政治与爱情,战争(想一下1989年街头的坦克和达姆弹!)与爱情,历来就是艺术之笔驰骋的广阔地带。处在恋爱季节的年轻人,怀着对国家和个人未来的憧憬,满怀热血和激情地走上大街,却最终在殷红的鲜血中由愤怒而惊讶,由惊讶而失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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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来,有关八九民运和六四惨案的艺术作品少得可怜,除了政权的言论管制,仅从艺术创作自身来讲,应该将部分原因归于巨大的惊愕和无奈所造成的精神失重。愤怒使人喊叫,但不会走向艺术所需要的内敛,惊讶使人晕眩,却不能重新找到在精神世界的定位。于是,在王光利的《我毕业了》之后,直到现在,才有了安田的《天安门情人》,才有了《颐和园》中的这二十分钟。在1989年春夏之交度过他们最后童年的一代人,今天已经步入中年,十七年后,他们手中开始掌握了部分话语权力,更重要的是,十七年,拉开了他们与赤裸血腥的时空距离,使所有的爱情、憧憬、恐惧和犹豫都可以成为一种审美的元素。因此,可以说,现在是六四进入艺术言说领域的时候了。

而十七年后的六四记忆和社会情境,似乎又特别符合娄烨电影语言的需要:缺少清晰的主题,却有一种浓浓的情绪弥漫在光影中。在《苏州河》中,跳跃、恐慌、虚无、碎片的剪切、水粉画的效果……在《紫蝴蝶》中,暧昧、死亡、时空流动,命运无从把握……这两部以老上海为背景的电影,纪实风格的背后,贯穿着娄烨对七十年前那座城市的文化记忆。但是关于“记忆”这个主题,六四却有着无与伦比的美学优势:从时间距离上,只有短短的十七年,从文字与影像上,却是一段被政治强权彻底抹掉的过往,因此,十七年前的六四比七十年前的上海更遥远无迹,更能激起想象和怀古的情绪,人们只能从外白度桥上读到岁月的斑驳,却在任何一个十七年前的六四学子脸上,读出整个中国的沧桑。

我们可以远离政治,我们可以逃避时代的荒诞,但是谁又能抹去脑海中的记忆烙痕呢?狭隘的政治把一切都纳入它的防堵领域,包括政治范畴之外的纯艺术,《颐和园》是一部爱情电影,而不是政治电影,仅仅因为题材关涉六四,就注定在中国大陆的命运是被封杀,尽管它对“六四”的影象处理只不过是电影中的背景需要。我们甚至可以假设:即使电影《颐和园》“政治”一些,借以表达对政府镇压学运的支持态度,禁演的命运仍然是铁定的。

对电影局所代表的势力来说,他们不愿意承认中国有六四这样一段历史,他们不愿意承认娄烨们的爱情与憧憬戛然而止的那个年代的血迹。

可是,他们的前辈射杀了处在爱情季节的蒋捷连、王楠,却不能抹去整整一代人的记忆,即使他们不让“六四”这个数字出现在任何公开出版物上,即使所有图书馆和资料室里都找不到1989年6月4日之后那几天的《人民日报》,但十七年前那一双双清纯的眼睛所处的角度,此时已与娄烨的摄影机位重合。

《颐和园》对六四题材的展现只是一个开始,观照“五四”运动和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在文学艺术中的权重,我们相信任何封杀都将是无济于事的,而进入艺术表现领域的六四主题,则有着比政治事件更丰富的精神文化容量。在一个解构主义的时代,当真理、道德、意义这些传统中的绝对价值和“第一原理”被哲人们“拆解”之后,“审美”在人类的生存中,却仍然有着几乎等同于宗教信仰的作用,从这个意义说,进入艺术表现领域的“六四”,不再只是一场血腥事件和社会转折,它将成为一个民族的记忆支点,成为我们的原罪。

我能够理解娄烨让六四画面毅然进入投资2000万的电影《颐和园》,正如我理解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王丹对诗歌写作的坚持,对于一个敏感、单纯的年轻人来说,王丹在结束了他的“童年”之后,过早地直面了人生的残酷性,于是,无论身陷囹圄,还是流亡海外,他都不曾放下写诗的笔,我想,这不仅是出于个人爱好,在更深层的心理需求中,作为艺术的诗歌,是一种自我拯救的方式,是对记忆中“爱情”与“憧憬”的守护。1995年,在他第二次入狱之后,我借其家人带书给他的机会,抄写了北大诗人蔡恒平的诗歌给他,那首令人唏嘘的短诗,隐晦地表达了八九一代在六四之后的情绪。我想,经过八九的人,在这样的诗歌面前是无法平静的。诗歌和艺术,有时就是我们在苦难世界上最后的庇护所,我至今记得,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的枪声传来时,我锁了宿舍的门,一遍又一遍地抄写北岛的诗歌,感谢这位长我一辈的诗人,《回答》让我度过了六四之后最初的震惊,而《结局与开始》使我的爱情得以延续。

艺术和审美就是这样包容着我们,并给我们的精神以自由的空间,正如刘晓波在《选择的批判》中所说:“自由是审美与生俱来的权力,人在任何领域中都不可能象在审美中这样自由。”所以,我能够理解娄烨在终于摆脱地下状态后的“六四冲动”,从诞生之初,第六代导演就面临着主流意识形态和严峻的市场的双重压力,为了保证创作并坚持自我,他们被迫转入“地下”,以保持相对自由的创作空间,即使在他们逐渐取得名声之后,他们也没有选择张艺谋那样的“官方定货路线”,这在贾樟柯、王小帅、娄烨、张献民等七位电影人联名签署的“就所关心的电影问题致电影局”的讨论提纲有所体现,也许在某些官员眼中,他们本来就属于电影领域潜在的“异议分子”,因此,即使作最乐观的评估,恐怕也只能说他们与官方的一度和解只是种貌合神离的关系。

《颐和园》的拍摄和强闯坎城影展,可能会使电影局所代表的势力对第六代导演更为疏远,不过我注意到,面对五年的禁拍惩罚,娄烨很快就表示会继续他的电影拍摄,另外,《颐和园》是由境外合作制片人送展的,坎城影展的收获使《颐和园》的投资方完全可以靠境外的收入收回投资,这实际上已经为中国独立电影指示了一种特殊的商业模式。电影局及其背后的势力,已经不可能继续埋没人到中年的第六代导演的才华,也不可能在世界电影市场上一手遮天。在自由创作和中国大陆市场的可能性冲突中,第六代导演中是有人敢于选择前者的,而自由精神本来就是艺术作品真正走向世界的前提。他们不善于迎合市场,但市场却未必不给他们出路。

或许我们可以把《圆明园》中有关八九民运的二十分钟看作是一种标志,表明经历过八九一代的艺术家终于打破禁忌,不再回避这一重大的现实和精神命题,时隔十七年后,他们终究还是无法回避生命中那一段记忆。事实上,缺少了六四记忆的中国历史是不完整的,六四记忆在文学艺术中的缺席,更是对现实中国无法承受之重的漠视,第六代导演一直遭受“对现实关怀停留在表象”、“缺少丰满故事”、“形式感先行”等批评,是否那也正是被迫回避“六四”所造成的?当一个人装作遗忘他生命中最震撼性的记忆时,他是否只能进入梦游式的呓语状态,如同九十年代苏童和格非式的写作,灵动、诡异、唯美却难逃轻飘的风格缺陷?

在本文标题中,笔者是把“六四”当作一个形容词使用的,被六四记忆和思考折磨着的八九一代,应该可以接受这样的“词语变性”,而电影《圆明园》和娄烨的个人背景,给了这个形容词一个很好的注释,对这一代人来说,的确,“六四的”,也就等同于“爱情、憧憬与血的”,那是他们生命的真正开始,一个残酷和艰难的开始。

我相信,对六四的回忆和叙述,会使民族历史呈现向未来的敞开,历史在不停的言说与书写中,将获得新的意义,而对必须承担这一言说使命的八九一代来说,“六四的”童年与青春,将会保存在我们永远清澈的目光中。

minz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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