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却沧溟: “⑥④”何曾“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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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的一篇文章里,底气十足地质问“平反“六四”的口号错了吗?”

2016-7-4

来源:大纪元

被朋友转来后概览了一遍。那情形再明了不过了——“六四”平反的口号怎么会有错。

为文中昏不可抵的逻辑肃然起来。“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文且不通,理将焉附!

中共的反抗者们,在大事大非的原则认识上,于这种总以明白自视者的昏乱思想有必要给个壁撞撞,免得使更多的不清醒者们步入已被一群人奔突了27年的昏道上。逆耳苦语利于行。这语气里似是缺了些糖度的,这却是没有办法的事。新近又有美化“六·四”下跪的文字,这是别一版本“政治正确”情结。

大家长年苦搏在欲使更多的国人清醒过来的努力里,却总要常与这些以清醒自视者的昏乱思想抗战。这似是一群怪物。自己死不肯醒而生怕别人醒著。总在大家努力的方向上耳聪目明而跃马横枪,阻却着我们于目的地的本即不易跋涉。“这种总在不清醒里损折的生命使人扼腕的不解”、“这实在地是些非技术性常识”。这是我于《民主中国》刊文《指望中共平反“六·四”的目标当休矣》里的慨叹!

我在该文中指出,继续将平反“六·四”的口号喊将下去是错误的,这意味着继续承认杀人政权的合法性及其道义资格。本文开头提到的那篇文章却辩称说他们平反“六·四”的请求不是向中共当局提出的,而是向未来的民意政府表示的,因而继续是正确的。

这让我想起前阶段批驳美国律师协会文中的几句话,即“狡猾的逻辑,机敏的工巧及堂皇的雄辩”,这实在是没有必要的。

向一个尚未出现的“未来政府”热烈表达着要平反“六·四”的诉求,这种至境大昏使人目瞪口呆,更何况是一口气喊了27年而且气壮如牛地还要一路喊将下去。这是怎样昏不可抵的憨勇!

于有正常人,“六·四”何曾“反”过?

“六·四”的“反”,只是邪恶的杀人政权对这一人类普遍公认的伟大的和平反抗运动最无耻的诬蔑,是对普遍的人类文明共识最野蛮的强奸。人类群体里尚存一丝正常人的认知常识者,何至于对“六·四”是“反”还是不反的问题上发生认识模糊?27年来,全世界也只有杀人犯们及其同伙们才咬定杀人是正确的而“六·四”是“反”的,这早已是众所尽晓的。除了他们外还有几个有良知者会糊涂至于认为“六·四”是反动的?

恕我直言,当局说“六·四”是反动暴乱的。一群人便从此把平反“六·四”当成高尚事业而拟终身奋力,这是当局洗脑威吓出的最醒目成绩。显然,于这些人而言,在如何评价认识“六·四”的问题上是总无坚定而成熟己见的,只有当权者的头脑在起作用而不是自己的!

我支持决绝而坚韧的反抗。而反抗者的头脑须是清醒著的,这是最基本的反抗前提。

“六·四”屠杀是人类史上最邪恶的、最血腥的反人类罪行,这本不存在任何的认识上的技术复杂性。但反动当局迄今邪恶气焰熏天。27年过去了,尚连死难者亲人们的人道祭念也还不许,今年竟至于连居民在家室内的和平祭怀者也要抓捕。再创下人类历史上最令人不耻的邪恶记录(昏昧当局这一抓捕,将结构性地提升并延续本属年度性的“六·四”观注意义,正作了引火烧己的蠢行)。

欧洲便是于中世纪最黑暗的时期里,被杀前也还允许被杀者写下自传,更允许旁人于被杀者以祭拜——这是杀人者最基本的自证——大家都是人。

未来政府会有怎样的伟绩尚在不确定里。但有一点则是可以确实的,即未来政府绝不至于干下为“六·四”平反这种昏举。

“未来政府”若非是一干满脑子实实装着全能政府遗梦者组成,则绝不至于再踞道义高台而居高视下,弄出为伟大的“六·四”运动授下堂皇冠冕这种庄严的荒谬来——平反显然意味着对“六·四”的曾经的“反”的庄严承认。

“未来政府”只会恭恭敬敬地追怀“六·四”伟大价值,以仰瞻、崇敬的情怀褒奖那些殁亡或坚守至今的英雄们!

“六·四”反抗运动的伟大历史价值及其深远意义,是其运动本身昭彰并熔铸成就了的。这是以一群中国好青年们的良知、勇气、血、和生命的牺牲时便历史性地成就了的。

历史本身就是尺度,人类良知及文明共识便是最高道义圭臬!孰有资格于这些以上与“六·四”以再度量!

于这里不吐不快的是,我们有些在国外混上几十年的同道人,常固执己见的令人绝望,对待被人指明了的明显错误的态度上有时还在国内贪官悍吏以下,这实在令人难解。

我想起有一回跟着上访苦主到佳木斯市去调查当地恶官悍吏强占村民耕田的事。我们尽力地保密前往,刚住进宾馆就有众奴子簇拥著的“市委领导同志”来“拜访”(实为心照不宣的示威——你的一举一动被了然在目),适逢一位跟着我实习的北大学生正因刚下火车时被偷去的两百多元钱沮丧著。那夸夸其谈的“领导同志”得知其故后突然向我说,“我知道你对我们党和政府是敌对的,但我还是想请教你一件事。过几天我市要开“两会”了,我们今年准备以人大决议的形式,正式为佳木斯市摘掉贼城的帽子,你有何高见?”他的神情很得意的。我接口应答:“荒谬,这贼城的帽子是什么时间正式给戴上的?”他说不可能去正式戴上这种帽子。“既是没有正式戴上过你摘什么?”我又回他一句。彼黑著脸不再发话。但这件事上我给过他们一回空前的敬意。他后来专门打电话给我,说感谢我使市委市政府没再进一步闹出大笑话来!

作为熟知的“敌对势力”,他们对我的厌恶不难想见。在于他们有利的、却是毫不留情面的批评竟被接受了一回,而免去了他们的一次拟轰轰烈烈开演的荒诞闹剧。

我们现在的一些同道,一见批评便跳将起,为错误辩护成了第一要紧事一一那怕是对显而易见的错误一一那怕狡辩本身更其不堪的错、更其不堪的荒谬。这种古老的脾气不改,我们是不能够有好将来的!

2016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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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⑥④”不平反, 改革没希望|中国人权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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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25年了,丝毫没有平反的迹象。不久前,浦志强、徐友渔、郝建、胡石根、刘荻“五君子”涉嫌“寻衅滋事”被刑拘,仅仅因为他们在郝建教授的家里召开了一次有十余人参加的“六四”25周年纪念研讨会。政府的拘捕行为显属反应过激,出人意料,不可接受。5年前相同性质的“六四”20周年纪念会并未以抓人论罪收场。在这起事件中,的确有人在寻衅滋事,但不是被抓的人,而是抓人的人。由此我们可以断定,习近平当局不可能为“六四”平反。真相仍将封锁,正义仍将缺席,曾经对“全面深化改革”怀有“不切实际”期待者,如今可以彻底死心了

2014-5-14

以对“六四”的态度而言,如果说习近平相比胡温有所变化的话,那么显然,他并没有变得更包容、更平和、更宽松,而是变得更激烈、更刻板、更严厉了。目前的态势表明,当局似乎已经做好了不见棺材不掉泪,只要政权继续存在下去、就要让“六四”二字继续敏感下去的思想准备:它不仅依然在官方话语中屏蔽“六四”,在公共生活中拼了命地回避“六四”——就好像那些事情未曾发生过一样,如今它甚至狂妄地想要从公民的私宅聚会中,从我们的个人记忆中强行抹去那一段历史。这当然是徒劳的,也是可笑的。当权力超出了界限,政治就会变得荒谬。

在“六四”问题上表现刻板和严厉的背后,习近平当局究竟是强大呢,还是脆弱?是“制度自信”呢,还是制度自馁?是嚣张到有恃无恐呢,还是恐慌到草木皆兵?我们就不好妄下判断了。但一般来说,敢于为冤假错案平反昭雪不仅是智慧和仁德的表现,也是信心、力量和勇气的表现。孔子说过,“知耻近乎勇”,因为做了错事而内心不安,因为错事未得及时纠正而感到惭愧,这就是“知耻”;而对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加以掩饰、回避,乃至人为制造话语禁忌,则往往是当政者失德、弱智或者完全失去了自信心的缘故。

1898年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光绪被囚,康梁外逃,“六君子”殒命,“康党”几乎全军覆没。两年后八国联军之役,吃尽苦头的慈禧太后痛定思痛,痛感“再不改革开放是死路一条”,她决定从“康党”手里接过“变法”旗帜,甚至打算更进一步,她要“仿行宪政”。然而,刚刚治过变法者的罪,忽而又要亲自号召变法,如此言行反复是没有公信力的。不得已,老太后不得不借“七旬万寿”之机自下台阶,下诏宣布“除谋逆立会之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犯实属罪大恶极,无可赦免外,其余戊戌案内各员,均著宽其既往,予以自新”,在押的“一体开释”,罢官的“开复原衔”。此次特赦是对戊戌变法的第一次平反,实际上还算不上是真正的平反,不过当局已经明确摆出了让步与和解的姿态。此时,离血雨腥风的戊戌政变还不到四年。不久大清国出访外国的高官大僚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等人暗中交往,已无忌惮,连上奏两宫的宪政考察报告都是由梁启超当枪手捉刀代笔完成的。

后世史家往往把西太后描述成顽固不化的怪物,但她自己作孽尚能自己弥补,比起当朝“我党”前三代“领导核心”来,倒要开明许多倍!但即便如此,对于恢复历史正义、完成宪政改革来说,慈禧太后将康梁排除在外的特赦仍然是远远不够的。本来,论知识能力、人气资望,康有为、梁启超是主持或协助清廷进行立宪改革的最佳人选,但是,二人直到武昌起义爆发20天之后、摄政王载沣下“罪己诏”之际才被清廷赦免,此时距二人仓皇逃命已经过去了12年。这是清政府对戊戌变法的第二次平反,但是迟到的平反对于两位当事人,以及对于清政府的宪政改革大业来说,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故而梁启超对法律副大臣的“副省部级”任命无动于衷、坚辞不就。两个月后,满清王朝土崩瓦解,它再也没有机会给当年的变法志士彻底平反了,虽然满清遗老们包括后来成年了的废帝溥仪都认识到了,如果早一点为戊戌变法彻底平反,早一点下定决心走康梁立宪改革的道路,清朝未必没有保全自新的出路。

自己作孽自己平反毕竟不容易,文化不多的慈禧太后尚能如此,其实也很不简单了(何况“康党”确实对她动过“围园劫后”的杀心,流亡后的康有为亦曾不惜巨资对她图谋行刺)。以此而论,刮过“右倾翻案风”的邓小平哪里比得上慈禧太后!邓敢翻毛泽东定下的冤假错案——然而也翻得不够诚实、不够彻底,却没有勇气翻他自己作下的赵紫阳的案子、“六四”的案子,虽然他在九二南巡之际已表现出了一丝愧悔之意:南巡时邓对流亡海外者作出了只要回来就既往不咎的喊话,据说他也曾有过重新起用赵紫阳的想法,但是这些承诺和想法,终究一条也没有落实。

更加常见的平反情形是老子作孽、儿子平反,比如以“莫须有”罪名被杀的岳飞在24年之后由宋高宗的嗣子宋孝宗平反;以“谋逆”大罪被杀的于谦在8年之后由明英宗的儿子明宪宗平反;以“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定性而遭到镇压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在两年之后由胡耀邦推动,经陈云提议,在华国锋、邓小平批准后获得平反。这三个著名案例平反的时间有长有短,但平反的契机是完全一样的,都是因为换了皇帝,当初作孽的那位“领导核心”或者已经死去,或者已经不能再亲自“拍板”了(宋孝宗为岳飞平反时高宗尚在世,不过已经离休当太上皇去了)。新皇帝登基之初,往往会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著名冤假错案的方式来昭示仁德、收拢人心,这是中国的传统,虽不可谓之优良传统,却也算得上差强人意,平反总比不平反强。

然而,“六四”始作俑者邓小平离世已经十七年了,除李鹏之外的元凶巨恶都已经“见马克思”去了,中南海的主人也已经从第二代传到了第五代,25年二传五,却竟然没有一位能赶得上知错愿改的古人宋孝宗、明宪宗,也没有一位能比得上英灵不远的胡耀邦。政治传统退化至此,不亦悲乎?

平反与改革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很多著名的改革都是从平反冤假错案做起的:苏联的改革始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随之对斯大林时期的著名冤假错案予以甄别平反;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始于为“四五”天安门事件翻案、右派“改正”、地富“摘帽”、给刘少奇、彭德怀等人平反。对于改革,政治平反比喊口号、发文件、作决议要可靠得多,比开十次不着边际的三中全会还要可靠得多。在极权主义体制之下,平反之所以能够屡屡成为改革的突破口,是因为平反必然伴随者对旧体制的控诉,而控诉必然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批判和否定,这就是自我改革的天然源泉和动力。从来没有一次真正的改革是在夸夸其谈、自我表扬的“三个自信”中发动起来的:你那么“自信”,还有什么必要改革?你的下属谁还敢来改革?

曾经有一种略为夸张的说法,平反是改革的敲门砖,拿“历史遗留问题”开刀,是切除旧体制病灶最简单易行的好方法。但现在有另一种说法,那些看好习近平当局改革前途的人们说,习近平是“百年难见”的“最好的大大”,习氏改革不碰历史问题,不平反冤假错案,不提人权和普世价值,拒绝新闻自由,还不时做一些“左倾假动作”以迷惑政敌,不时以强硬集权手腕向权贵阶层和民间社会左右开弓,这是在下“很大的一盘棋”,是刻意选择以“打老虎”为全面深化改革举旗开路,这是一条政治上更加安全更加稳健的改革路线。这种说法当然是错误的,反腐固然是好事(但选择性过于偏狭的反腐有时也未必是好事),但通常与改革无关,因为改革是要做加法,最需要的是释放体制内外的建设性健康力量,而反腐只能做减法,充其量只是清除了一小部分体制内的腐恶势力;改革要的是春风化雨,以善培善、以德建德,而不仅仅是以硬碰硬、以恶制恶。政治平反能够轻而易举实现的改革效果,反腐即使反到极限也难以企及万一,如此舍近求远,这是哪门子的稳健改革?

“六四”是当今最大的“历史遗留问题”。习近平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六四”就是试金石:“六四”不平反,改革没诚意,中国没希望。当然,平反“六四”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这是英雄的事业,非斗筲之辈所能为;然而,拒绝平反“六四”也是有巨大风险的,也需要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因为平反的机会并不总在当政者的手中,若有朝一日局势变化,像清政府崩溃之前后悔莫及的摄政王载沣那样,虽欲平反而时机已失,也就只能愧悔交加,任由同党埋怨、政敌嘲笑、史家责骂了。这个后果,习近平先生想到了吗?

中国人权双周刊

淄衣客: 黑暗中的火炬接力: 大陆各地公开纪念“⑥④”大拼图|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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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16

孙文广与齐志勇的蝴蝶效应

今年“六四”纪念日到来之前的中国大陆,既可用风声鹤唳来形容,更可用《诗经》中“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诗句来概括。我们不妨循着时间顺序,对如同照亮黑暗夜空的火把一样的各地有影响力的自发纪念“六四”活动,作一番概略性的拼图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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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伤残者齐志勇(中)与穿著抗议暴政公民衫的王福磊及姜建军,在天安门安检站前拍照悼念六四27周年。(照片来自维权人士,拍摄日期2016年6月1日,自由亚洲)

早在五月中旬,以孙文广教授为代表的一群山东济南市民,打响民间公开纪念“六四”二十七周年第一枪。(详见本刊P.53-57对孙文广教授的专访)

孙文广和他的朋友们的这次成功纪念活动,通过网络自媒体与海外媒体的及时报道,极大鼓舞了全国各地的人们,于是,各地公民纷纷开始为纪念“六四”摩拳擦掌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被戒严部队的达姆弹夺去双腿的“六四”幸存者齐志勇,在网上发布了一个关于“六四”记忆口述史的音频文件。齐志勇以亲历者的身份,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既详细控诉了他二十七年前所见证的血腥屠杀事件与个人悲惨遭遇;同时,他还向人们讲述了二十七年来,他以顽强的精神和信念,在绝境中坚持捍卫历史真相与“六四”记忆的经历。

齐志勇的口述史,既让无数听众为之感动涕零,同时也极大刺激了当局脆弱的神经。于是,齐志勇很快就被国保带到了派出所,然后被连续审问了三天。直到他那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等多种严重疾病的身体实在支撑不住后,警察才把奄奄一息的齐志勇押回家中予以软禁。

齐志勇的语音控诉在网上不胫而走的同时,成都一个名叫符海陆的毒疫苗受害儿童家长,在网络上发布了一组他自制的“铭记八酒六四”白酒海报。海报上,一只戴着手铐的大手高举着印有当年王维林挺身挡坦克图像酒标的酒瓶;在海报的正上方,还十分醒目地印有“永不忘记永不放弃”这八个黑体字。

一瓶“酒”点燃了纪念烈焰

这一组海报,通过符海陆的朋友、成都女诗人马青,在微信朋友圈,以及多个微信数百人大群中的火爆传播,眨眼间,“铭记八酒六四”的海报就飞遍了海内外。五月二十八日,警方突袭了三十岁的退伍兵符海陆刚开业的小茶馆,并且抓捕了他。

而在此前一天(五月二十七日)晚上九时许,马青的家中,突然闯进来十多名警察,他们不仅抄走了她的大量物品后,而且竟当着其儿子的面拷走了她。

目前,这两位传播“铭记八酒六四”纪念酒的英雄,已分别遭到了成都警方的刑事拘留。鉴于去年因给“六四”死难者祭扫陵墓而遭逮捕并关押至今的成都籍异见人士陈云飞之命运,估计符海陆与马青也可能会面临同样的境遇。

五月三十日,因“新公民案”获刑后出狱不到一年的前八九学运领袖赵常青等七位公民,在多名警察的监视下,聚集在张宝成家中,举行了一次以“纪念六四,勿忘国伤──释放郭飞雄、于世文”为主题的烛光纪念会。

活动结束后,赵常青等人迅速将活动照片发到了网上。五月三十一日凌晨两点,十多个自称是大栅栏派出所的民警,砸开参与活动的湖北襄阳维权人士徐彩虹的家门,将徐从家中抓走了;是日白天,另外几名参与纪念活动的人士赵常青、张宝成、李蔚、李美青、梁太平等,也先后遭到了刑拘。

就在赵常青他们聚会的当天,一位名叫李发旺的公民,背着装有纪念“六四”横幅的背包,勇敢走上了天安门广场,但还没等他采取行动,警察就一涌而上抓走了他。

疯狂的抓捕,非但没能恐吓人们,相反,那些冒着被抓捕或判刑风险公开纪念“六四”的勇士们的故事,却在网上迅速传播。于是,到了六月三日和“六四”当天,各地都燃烧起了公开纪念“六四”的火把。

公开纪念六四的勇气越挫越勇

在湖南,七十六岁高龄且患有严重心脏病的欧阳经华老先生,来到长沙市火车站的站前广场,打出了一幅“六四,心中永远的痛”纸质横幅。

在北京,维权人士野靖环、费圣轩等多名公民,冒着危险,在戒备森严的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下,他们或穿着黑衣,或摆出“六四”的手势,在朋友的协助下,机智地拍摄了若干幅印上了拍摄日期的照片以及录像视频后,又及时发布到网络自媒体平台;与此同时,著名的“天安门母亲群体”集体去到万安公墓,并在多名英烈的墓碑前献上一束束鲜花后,又把她们一幅幅合影照同步传到网上。

符、马二位勇士的被捕事件,丝毫没能减退成都公民公开纪念“六四”的勇气。六月三日晚,在基督教秋雨之福归正教会的聚会点,王怡牧师率领上帝的儿女们,为“六四”死难者与中国举行了一次祷告专场。六月四日早晨七点钟,警方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带走了王怡牧师;直到当晚十点半钟,他才被释放。

在今年众多的“六四”纪念活动中,最令人感动的是,上海复旦大学校园里出现了大量“毋忘六四”的匿名涂鸦。而在山东烟台,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于大白天来到烟台大学西门口,庄重地向行人展开了他手中写着“八九‘六四’”的标语;晚上,他又来到一家非常热闹的必胜客餐厅大门前,高高举起了一块写着“人权”二字的标语牌。

大量事实表明,凶残的暴政,非但没能有效阉割掉人们关于“六四”的记忆,反而,却复活了人民公开纪念“六四”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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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晓波:对未来充满美好期待──孙文广教授与济南“⑥④”纪念活动|动向

孙文广:山东连续九年聚会纪念六四1

2016-06-15

早在一九六○年,还是山东大学物理系助教的孙文广教授,就因“妄议党中央”遭受政治迫害,直到一九八二年十二月被平反前,孙教授先后两次被判刑,前后刑期加起来,足足坐了八年大牢;此外,还被关押在“牛棚”里度过了两年多时间。

平反后重返大学讲台的孙文广,果断地把自己的学术事业从物理学转移到经济学领域。曾担任山东大学管理科学系与经济信息管理系主任;八十年代,他积极参加校园里的民主选举,成功当选为山东大学校工会副主席,同时当选过济南市政协委员。

由于积极参与八九学运,孙教授的人生和环境出现了重大转变。多年来,他不仅着书揭露中共极权统治,而且还在每年的“六四”纪念日悼念“六四”英烈;二○○三年,他还前往香港亲自参加“六四”维园烛光晚会。自二○○八年以来,积极组织济南公民连续九年成功举行公开的“六四”纪念活动。二○○九年,孙文广先生为公开纪念赵紫阳而被警察打断了四根肋骨。也就是在这一年,他与刘晓波共同获得了全美学自联的“自由精神奖”,还当选为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的荣誉理事;二○一二年更获得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的赫尔曼──哈米特奖。

今年临近“六四”纪念日,年过八旬的孙文广教授,早早就被党国政治警察软禁在家中,即便这样,他和他的朋友们仍然于五月十五日晚,在他的“家庭监狱”里成功举行了一次“六四”二十七周年研讨会。这一消息,通过互联网极大鼓舞了天南地北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全国各地纷纷掀起公开纪念“六四”的热潮。

此文采访过程中,日夜驻守在孙老师家大门外的警察,曾多次突然闯入检查或盘问;然而,机智勇敢的孙教授却镇定自若地配合作者完成了这次访谈。

孙文广和他那些勇敢的朋友们

戈晓波(以下简称戈):孙老师您好!您是从哪年开始公开在济南举行“六四”事件纪念活动的?

孙文广(以下简称孙):二○○八年。前不久,我在参与网上发了一篇文章,你可找来看看,那上面既有文字,也有图片,很详细。

戈:第一次纪念活动的情形,您还记得吧?当局事后没有打压与报复您吗?

孙:我们第一次聚会悼念“六四”,只有七人,是在邵凌才家中举办的,其中六人是“六四”判过刑的,这次聚会的照片和消息上网后,国保很快就根据照片找到了几乎每个人的家中,分别警告、恐吓,甚至威胁我们的家人。

戈:您能讲讲二○○九年那次在济南市英雄山纪念“六四”的经历吗?

孙:二○○九年,那次不是去纪念“六四”,而是因为去纪念赵紫阳而被打断了肋骨的,一共打断了四根。

戈:你们今年的纪念活动为啥要提前半个多月呢?

孙:我们以前的纪念活动,都是在“六四”当天,后来发现,这样做,当局都会使用各种方式阻挡我们出门,甚至跑到一些朋友家里进行恐吓,所以我们就提前行动。开始,我们提前几天;后来就提前一周;这次,我们乾脆提前了半个月。

每次纪念活动的最大困难,就是怎样在活动前尽量保密,不要让国保们知道消息,可是又要通知一些人,这样就很难了。用电话,他们会监听;用网络,他们也会监控,所以就只能口头传递消息,今年我们计划好了在成丰桥广场搞活动。

戈:结果呢?

孙:结果,我们准备在成丰桥搞纪念活动的消息,还是被国保侦破了,等我们的人到了广场才发现,四辆警车,几十个国保在那里严阵以待。这时,我们一些朋友就决定,另找一个聚会点,并且很快就把到场的一部分人带到了一个饭店。

戈:当时您在哪儿?

孙:我在家里,因为国保为了阻止我去广场,派了十几个人守在我楼下,堵住大门口。就这样,他们还不放心,于是又派了两个人,到我住的二十一层,用一个很长的椅子堵住我的房门,两个人坐在上面,我根本就没法开门出去。这时,我就抗议、呼喊,他们根本就不听这一套,死活不让我出门。

戈:这样,您就成了一头关在笼子里的困兽,后来呢?

孙:到了晚上,我就打一一○报警,最后到了九点多,他们也有些累了,看守我的人就剩下了六个,分成了两班,楼上两个,楼下四个。这时,我的朋友们就来看我,想在我家搞一次聚会。

戈:到您家来的朋友一共有多少?他们能顺利走进您家吗?

孙:我的一些朋友们来到我家楼下时,一些国保已回家了,剩下的与山东大学保卫处的人一共只有六个了,而我的朋友却有十一、二个。我们人多,他们人少。开始,我的朋友还和他们说理,后来就直接冲上楼了。

戈:真猛!听说,你们还搞了一个小型研讨会,对吗?

孙:是的,我们搞了一个小型座谈会,我作发言,别的朋友也讲了话。活动还是比较成功的,我们还拍照、做了录像。我这里有张照片,可以送给你。

戈:真帅!居然还有好几个女英雄!邵凌才老师好像一次都没缺席过“六四”纪念活动?

(注:我刚问完此问题,突然就听不到孙老师那边的声音了,直到很长时间过去后,他才又开始说话。)

二○一二年搞了两次纪念活动

孙:对!刚才国保们来我家呆了两个小时。邵凌才原来是英语教师,“六四”后被开除公职,然后流落社会长达二十余年,尽管这样,但他却依然矢志不渝地争取自由与民主。当年学潮时,他刚从一所中专调到济南机床一厂教育处工作,因参加学运的缘故,他被判了四年徒刑。

戈:济南“六四”纪念活动搞得最有声有色,好像是二○一二年“六四”当天在中山公园里举行的那次吧?据说,当时您不仅在公园发表了公开演讲,散发了传单,而且还带领围观民众高呼了口号。有趣的是,在场监视你们的国保,居然没阻拦你们。这种传言,靠谱吗?

孙:很靠谱!二○一二年那次,我们有五个人去了中山公园。那一次之所以能把纪念活动搞得很好,是因为我们事先做了一些准备。当时,我每天出门(当然是到了“六四”前后),都有公安的人开车送我。那天,我是和山东大学一位老师一起去的。我对警察说要出去买书,但我的目标却是中山公园。我们沿着泉城路(济南市中心的主干道)这条有很多书店的主要街道,一个个书店往前边走边看,我心里很清楚,我要找的那本书,在这些书店是不可能有的。最后到了中山公园,那里有个旧书市场。到了那里后,我就开始看书。因为事先我们都约好了,大家分头去。过了一会儿,我环顾一下四周,看到人都到齐了,于是,我就开始演讲和撒传单,拉出了一个平反“六四”的横幅。

跟着我一起去的那两个公安,突然看到这种情况后,好像不知所措了,所以就没干涉。另外,中山公园就在济南市公安局的对门,路北是公安局,路南就是中山公园。开始提出选这里搞活动的方案时,很多朋友都觉得不可行,因为靠公安局实在太近了。但我认为,正因为警察他们以前没碰到过这样的事,就算他们突然去把人调来,那也需要一段时间,而我们却可在这一段时间内把这个活动搞成。那天发生的所有情况,也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

其实,二○一二这一年,我们搞了两次纪念活动。一个是在中山公园,就是我刚才讲的有五个人参加的那次;还有一次,是在解金玉家附近搞的,他因“六四”被判过六年徒刑的。当时,解金玉开了一个路边小吃摊,卖羊肉串。我们一起到他那里去吃饭与聚会。活动结束时,我们举着“悼念‘六四’二十三周年”的标语合影留念了,那张照片,后来被传到很多海外媒体上。

戈:据说这次参加活动的人不少,对吧?

孙:的确比较多!活动到场的有将近二十个人,参加照相的少一点儿。还有一些朋友因在上课,或者在政府机关里工作,他们不愿抛头露面被当局追查,所以就没到场。参加照相的人中,有一个九○后大学生,还有山东大学的两个老师。这次活动搞得也很不错,因为我们是到朋友的路边摊去聚餐,活动开始时就没引起当局的重视与戒备,所以他们也就没派人来干扰,这样一来,活动就搞成了。

习上台后加强监控和压制

戈:济南“六四”纪念活动参加人数最少的是哪一次?

孙:人数最少的是二○一○年,只有五个人参加,是在饭店里举行的,网上可以搜寻到我们在餐厅里举着“纪念‘六四’二十五周年”横幅的那张照片。当时,还有几个人不愿意参加拍照,这次人数是比较少的,为什么人数少呢?那是因为我们在二○○八年开始纪念“六四”,照片传上网后,当局很快就找到每个参加者家里警告威胁他们,特别是对当事人的家属实施威胁。

戈:您愿意谈谈济南公民连续九年成功举行“六四”纪念活动的一些经验吗?

孙:现在搞纪念活动,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或者说很难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保密。因为有些活动,事先被警方知道了,他们就会出动干预。目前中国的情况是:民主派不集中,力量分散,手中掌握的资源也很少;而对立面,也就是当权派他们确实非常强大,掌握了充分的资源。只要提前知道有哪些人在哪里聚会,他们就会集中力量加以破坏。所以,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就只能搞分散、小型、游击战式的纪念活动。这种方式,容易成事。

戈:济南的“六四”纪念活动已从胡锦涛主政的时代持续到了习近平掌权的今天,据您观察,自习近平上台后当局对你们的活动监视的程度有无明显变化?

孙:我觉得,在习近平上台以后,当局对我们的纪念活动监控力度是明显加强了。就拿今年五月十五日我们搞的纪念活动来讲,他们知道后立即对我们进行了严密监控,每天二十四小时在下面站岗,人多的时候甚至有一、二十个;而且,他们还派人在我居住的二十一层楼堵住我的家门,甚至还在走廊上睡觉。晚上我在校园里散步时,都有三个人跟着。这种处境,在过去是很少见的。

戈:我在海外媒体上阅读过您多篇关于纪念“六四”的文章,您反复强调应当战胜恐惧感。

孙:关于如何战胜恐惧,我想:一是要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我们追求的是什么?理想是什么?我们要建设一个公民社会、民主国家,这是世界潮流;而抵挡我们的人,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一些人,虽然有时貌似强大,但最后他们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另外一点就是,采取行动时,要有最坏的准备,最坏的是什么?那就抓进去坐牢。坐牢了又怎样呢?我坐过了,我在狱中明白了很多道理。监狱是一个大学校,没什么可怕的!

太阳出来,冰雕就会融化

戈:坐牢,真像您说的那样不可怕?

孙:我觉得坐牢并不可怕,我曾两次坐牢,共计八年。此外,在文革时期,我被关进大学里的“牛棚”里两次,前后加起来有两年多。我觉得这种关押,对我来讲是一个思考并回顾过去的很好场合。我的觉醒和很多思想,都是在监狱里产生的。在共产党统治下的社会,每天忙忙碌碌,看的文字材料,都是共产党的宣传,这样会束缚人的思想。而在狱中,倒是有时间来考虑问题了。所以我是珍惜那段时间的。我也希望人们不要害怕坐牢。世界上有很多名人都坐过牢,比如曼德拉,还有台湾的前副总统吕秀莲和现在的高雄市长陈菊,她们都曾因“美丽岛事件”被判了十二年徒刑。

戈:具体而言,应当用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来战胜恐惧?

孙:要战胜恐惧,还有一点,就是要建立一个朋友圈。你周围要是有了很多朋友,那么,你胆子就大一些了,我的朋友圈子既包括知识分子,也包括社会公众、维权上访者;还包括不同信仰的人,甚至包括一些有毛派倾向的人。我们一定要团结很多人,这样才有力量,才能使自己感到不孤单。

还有就是在战术上也应注意。在人少时,或者只有你一个人时,如果碰到很多国保,这时,你就应适当收敛一些;如果你有很多同伴在场,而且围观者也比较多,这时你就可以大胆一点。所以要根据形势来应对。假如你坐进牢房里了,那就不适合搞很多过激的行动了。这时,你就不妨冷静下来思考些问题、看看书、想一些事儿。譬如说,我在监狱里曾经绝食过,结果他拿了钳子、管子、螺丝刀来撬你的嘴,撬得满嘴是血。

戈:在您看来,人们的恐惧心理源自何方?

孙:民间为何普遍存在恐惧感?主要是因为中共貌似很强大。在这一点上,应该有正确认识,中共仅仅只是貌似强大而已,实际上却是外强中乾。历史潮流,毕竟不属于他们了。你看现在真正的共产国家还有几个?大概就四个吧?而且除了中国每个都在变化,这是一个大形势,我们应当看清。中国的一党专政,实际上就是一个冰雕的塑像,看起来很伟大,实际上,太阳一出来,它就融化了。

“六四”──一个重要转折

戈:我在海外媒体上读到过您说的一句话:“我有一个理想,也是信仰:追求中国的自由民主。我一定要坚持下去,用自己的余生为中国的将来的美好社会提供力量。”

孙:我一九三四年出生,今年八十二了。我的理想不仅不变,而且还要坚持下去。争取中国的自由、民主与法治,是我一生不变的理想。

戈:您以前好像很被当局看好呢!您看,一九八八年,通过竞选担任山东大学校工会副主席,还担任济南市政协委员;紧接着,还加入中共八大民主党派之一的“中国民主建国会”,担任民建省委委员、山大支部副主委。是吗?

孙:一九八二年平反后,我从劳改队回到山大教物理,因我在监狱里写了不少经济、政治方面的评论,所以就有一些积累,这样一来,我就要求转到管理学院教经济学。这个时期,赵紫阳他们正在搞改革开放,我是比较支持的,当局也希望我能加入共产党;但我已对共产党有些看法了。为了逃避加入共产党,我就申请加入了民主建国会。当时的确得到很多奖励。

戈:您是何时变成令当局头疼的“麻烦人士”呢?

孙:一个重要转折,就是“八九‘六四’”。学运中,我写了一些大字报支持学生运动,而且还代表山大校工会,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中共正确对待学生运动,又持续参加了一些演讲活动。这以后,当局对我的态度就改变了,再不像过去那么热情了。到二○○二年,我在香港出版《狱中上书》,后来又出版《百年祸国──从毛泽东到江泽民》,这样一弄,他们对我的看法就更差了。从二○○五年开始,他们就不准我出国,也不准我去台湾了。

戈:您可否给读者简单讲讲您现在的家庭状况?

孙:我的父亲是民国政府的军官,他一九四九年和我大哥一起去了台湾。我母亲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批斗,现在已去世了。我妻子是山东大学附属医院的大夫,我的女儿去美国了,现在纽约。

戈:您的监狱经历对您后来的人生道路有何影响?

孙:我曾经在十年时间里失去了自由。我认为,这段时间对自己是非常宝贵的。在监狱里,我看了一些书,主要是政治方面允许看的那些书,比如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监狱里面给我最大的方便就是,我有了充足时间进行独立思考。

我的狱中上书是从一九七六年开始写的,一直写到一九八二年总共六年时间。为什么在监狱写上书,而且把这些上书交给了监狱的领导,请他转给共产党中央呢?就是我想把我在狱中的思想成果写出来,但我又想把它保存下来,这是非常难的。因为在监狱里面,每个月都要查号,写的东西就会被抄走。我当时绞尽脑汁,最后才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给中共中央写信,里面的观点稍微有些超前,监狱当局就会把这些信保存下来。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我写的几乎所有信,都被监狱交给了山东省高级法院保存。一九八二年出狱后,我就要求拿到这些上书,经过十八年的争取,二○○○年山东省高院让我去复印了这些信件。

经过整理,我把在狱中写的一些评论,关于评论毛泽东、关于修改宪法、关于当时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看法,还包括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等一些敏感问题,写成了一本书,那就是二○○二年在香港出版的第一本书《狱中上书中共中央》。

戈:作为资深的异见人士,您对国家与民族的未来有何期待?

孙:我对中国的将来充满着美好的期待。我认为中国一定会走向自由化、民主化,会建设成一个宪政的国家。这件事情,不但是从理论上分析,任何一个现代政权,它都必须要接受监督,接受制约,政党也是一样。一党专政是一定要结束的。很多共产主义国家都已经变了,苏联、东欧,甚至现在的古巴、越南也在变。中国不变,是不可能的。政治上一定要有监督,要有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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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④难属中秋节吁当局对话 香港开办”平反⑥④”月饼工作坊|自由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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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天安门母亲运动”开办月饼工作坊,特地制作“平反六四”月饼,遥送给六四受难者家属。(天安门母亲运动脸书)

每年阖家团圆的中秋节都是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罹难者家属的哀悼日。今年中秋节前夕,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言人尤维洁再次敦促中国当局尽快与六四难属对话,不要对其诉求继续拖延。此外,香港的“天安门母亲运动”开办月饼工作坊,特地制作“平反六四”月饼,遥送给六四受难者家属。

2016-9-15

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是中国传统阖家团圆的重要日子,但是1989年天安门“六四”事件发生后,受难者家属20多年来无法与至亲过节。

对此,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洁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要求当局公开审讯并追究所有官员的刑事责任,赔偿死伤者家属和公开道歉:

“哪怕你拿出诚意来,跟我们这个群体对话都可以。我们其实在90年代就提出了要求对话,这个对话我们又等了这么多年,一直不理睬我们。我们看到的就是警察对我们的骚扰,总是看到这些负面的信息。六四惨案作为政府来讲,不能回避,因为在北京这样的国家首都,用野战军屠杀自己的人民。虽然现任政府不是当年的政府,但是执政是延续的,执政党没有变,你就有责任要对当年的屠城有担当。

20多年来,中国当局一直限制“六四”罹难者家属自由、公开悼念亲人,从未回应香港市民和全球关注中国民主人权的人士要求平反六四的诉求,并拒绝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及公布“六四”屠杀真相,也没有修改过对天安门抗议活动“反革命暴乱”的定性。

对此,尤维洁表示,政府一直漠视27年来难属坚持的3项诉求, 即“真相、问责、赔偿”:“应该摆到议程上,尽早的解决,不要让我们这些群体的难属们一个一个地抱着遗憾离开。”

今天“六四”27周年前夕,“天安门母亲”曾发表131人署名的公开信,称“六四”至今,对于难属是白色恐怖、令人窒息的27年;过去一年,丁子霖丈夫蒋培坤、张淑云及韩淑香等过身,至今共有41位六四难属离世。天安门母亲们担心,政府的冷处理令国人对六四的记忆渐渐消失。

此外,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9月13日开办“平反六四”月饼工作坊,特地制作“平反六四”月饼,遥送给六四受难者家属,呼吁外界更多公众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

对此,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告诉本台,参加者除学习烘焗传统月饼方法外,也互相交流了对“六四”的感想。组织者想借此工作坊,将坚持争取平反的难属的心愿,刻上并广传,并表示大家仍不忘向“六四”难属们送上祝福和慰问:

“其实我们每年都送一些月饼。今年大概有十几个义工参加做月饼的活动,我们的月饼也是印了平反六四的字。透过做这个工作坊也是一个参与,做完后我们会把月饼拿到中联办去表达我们的诉求。”

(特约记者:忻霖 责编:石山/吴晶)

自由亚洲

刘蔚: ⑥④的胜败完全在民众的一念之间|唤醒国人(245)|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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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009年是六四20周年。我们不会忘记那些倒在中共军枪口下,履带下的同胞们。他们是为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死的,我们有责任继承他们的遗志,让中国实现民主公平。

2009-6-8

有人说八九民运败了。现在看来是败了,但这个败主要是当年追求民主公平的学生,市民中多数人认输了,不讲话了,放弃这样的追求了。我们管他们叫八九认输派,简称认输派。现在八九人员90%以上都是认输派。就一个社会活动/运动而言,一方认输那就是真正地输了。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认输呢?王丹,张健,袁红冰,辛灏年,胡平,王军涛,李天笑,余杰,我刘蔚都不认输。

是否认输应看活动的内容。篮球是看谁进的球多,不是看谁的数学好;围棋是看谁在棋盘上占的地盘多,不是看谁的枪打得好;社会活动是什么观点能获得更多人的认同,不是看谁的机枪多。八九民运属于社会活动,学生们提出的民主公平的观点获得了单是在北京就有300万人上街支持,基本上能动的都出来了。这说明这个活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共产党在1989年6月调动军队从北京外围从四面冲进天安门广场,一路用机枪扫射人群,杀死了成千上万的人。就这场民主活动本身而言,中共的做法完全是耍赖。好比我和人下棋,本来我把他将死了,结果他把我踢倒在地,说他赢了,你说我能承认吗?就八九民运而言,如果要认输,除非13亿人一人一票表决说学生的反腐败,要民主等要求是错的,赞成票超过反对票,否则我们实在没有理由认输。从1989年4月15日我们吊唁胡耀邦开始,我们八九人员就没有说过,“共产党,我们来比比看谁的军事力量强。”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法轮功。法轮功从1999年开始就被共产党镇压,它的伤亡应该比八九人员更大。但10年后的今天2009年没有人说法轮功输了。为什么?很简单,大法弟子不认输。还是我们上面说的,社会活动是看什么观点获得更多人的支持,不是看谁的军事力量强。共产党1999年开始的镇压同样是耍赖。法轮功当然没有理由认输。对于各路追求真理进步的人来说,我们认为,“共产党你力量大,你把我打了,抢了,你不就是个强盗吗?”

相比之下,原八九人员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当时他们获得比法轮功大得多的国际支持。单是1989年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自由世界不与中共做生意,制裁中共,使中国在1989,1990,1991三年的经济产值都是下降的,百姓什么生意都不好做。1989年在全国各地参与八九民运的人估计达5千万人以上。如果这5千万人抓住这三年的时光讲真相,讲中共的残暴受到了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的反对,事实摆在这里。那共产党可能真的如一些人估计的在六四后两年就垮台了。

而我们再看看大法弟子讲真相时面临的状况。1999年到2008年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当然老百姓是没有得到好处的,财富都被中共官员们拿走了,而国际上不仅不再制裁中共,而且否定它的声音都很少了。大法弟子面对的是国内外人员的不理解,不关心,但是他们就是不认输,就是讲真相。对比一下八九人员与大法弟子,我们不难发现,八九人员败在意志薄弱,大法弟子胜在意志坚强。说大法弟子胜了是指反对迫害的胜利,推翻中共的胜利还没有到来。

这些年来一些人说学生的失败是因为没有即时妥协。我想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几十年来共产党只给了中国人一个自由,就是给它的局长们挣一辈子钱,消耗一通粮食就走,除此之外它都会来打压。不要说反对它,你就是不表态支持它,不交钱给它,它都要来打压你。你说你不参加任何活动,单是它武力霸占老天给你生活的土地,不给你住房,食品,教育,医疗的福利,同样能把你害死。如果我们作个调查,我们可能发现,这些年在那5千万八九人员中,多少人没有倒在六四的夜晚,却倒在了他们没有参加任何活动的日子里,因为没有住房,医疗。2000年以来中国每年320万人非正常死亡,200万人采取自杀行动。这些人都不是反对共产党的人,真正反对共产党的人是不会自杀的。因为你要反对它,你自己就必须活着,你死了怎么反对它?所以八九民运期间,学生们采用什么策略并不影响其胜败,决定胜败的是八九人员的意志力/耐力。其实八九民运/六四的胜败完全在中国民众的一念之间。

2009年的6月4日六四二十周年过去了,共产党还是没垮台。我想我们纪念六四应该落实到每天的行动中,每天有机会就讲真相。大法弟子能做到的,八九人员同样能做到,当然你要不该认输的时候去认输,那的确没有一点办法。我也参与了1989年的民主运动,今天20年后,我还在参与。不要讲什么条件,我是中国的普通百姓,一个头,两个手,400元人民币一个月,遍街都是的人。我不比别人多任何资源/条件,篮球也打得没你好,但我就是在不该认输的时候不认输。

周年纪念好比吃年饭,而平时才是主要的。今天2009年那5千万八九人员要想赢,机会还是在这里。你从今天开始讲1989年的真相就对了。你一个月给一个人讲,五个月下来就是五个人了。不要感到无奈,老百姓现在有能力拿下共产党的县政权,详情见我后面的《在中国的日子》。

我想1989年6月4日后,如果多数八九人员都象我刘蔚这样,那共产党也真可能在1991年就垮台了,就是老百姓不去参加中共的军警都不得了。同样多数人会说,“八九民运取得了巨大胜利,唤醒了民众,让刘蔚这样上千万的人走上了推翻中共的革命道路。”现在八九人员中还没有一千万我这样的人。而谁要象我这样根本不需要任何条件,他只是不认同强盗就行了。还是我们说的,胜败就在一念之间。

啊,看古今,历史的长河波浪翻,一道道岭来,一条条河。
上面这些情况要放到我刘蔚的长文《在中国的日子》中才能看得更明白。

2009年6月张军,刘蔚,王红,李燕在中国一地谈起了刘蔚的长文《在中国的日子》,它讲述中国民众没有老天给他们生活的一寸土地,没有住房,食品,教育,医疗等任何基本生活的福利,还面临中共的各种人为收费,百姓干八辈子也挣不到他所需的基本生活费;2008年的经济危机根本不会结束,除非废除按权分配财富的体制,一个人既不应向人借钱,也不应借钱给人,望子成龙,望夫成龙都是害人害己,百姓要想生活好必须建立公平的财富分配制度,2009年中国民众的生活及其绝望和希望。

全文上万字,读者一次看不完可存盘再看。我们每周会更新《在中国的日子》,各位看看它下面的日期就知道了。我们全文的内容都是对全国人民说的,都是我们认为真实的情况,欢迎各位传播,登载,救中国。

在中国的日子

刘蔚 2009年6月7日

“这些年中国老百姓普遍反映生活困苦,常常被问到的一句话是‘你以后怎么生活?’而在欧美等民主国家是不存在这样问题的。占用了老天给民众生活的土地,矿产的政权就必须给每个人提供住房,食品,教育,医疗四项基本生活。它若不能提供,则不能占用百姓的土地,谁也没有请它来占用我们的土地。

“来自西方的共产党在中国建政以来,武力霸占老天给中国民众生活的土地,矿产等所有资源,局长们白占这些资源自己去发财,完了连住房,食品,教育,医疗四项基本生活都不给民众,还对民众进行各种人为的收费。同时他们一手决定民众收入,一手决定民众支出/物价,实际上收民众80%以上的税。现在2009年满18岁的10亿中国人的平均收入约是400元人民币一个月,而一人一生所需的住房,食品等基本生活费是133万元人民币,其中住房需要约48万元,教育,医疗各10万元,就是说老百姓干八辈子也挣不到他所需的基本生活费。你说生活在中国怎么可能不苦?”张军说完喝了口白开水。

“真正在这按权分配财富体制中得利的只有霸占了百姓土地等资源的师局级官员们。2007年中共局长一年的工资,津贴,福利就达300万元人民币,是他的合法收入。2007年3000名中共高干子弟占有的财富达2万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今天2009年中国0.4%的人占有那里70%的财富。不白占老天给我们民众的土地,矿产,他们可能获得比我们多千倍,万倍的财富吗?城市里靠我们百姓的土地和百姓劳动建起来的住房又哪里有我们百姓的一份?都被局长们霸占起来了,高价出售。今天中国的主要矛盾就是13亿人与压榨他们的占人口不到千分之一的局长们之间的矛盾。

“其实人类社会主要就是一个社会财富分配问题。公平的财富分配制度里百姓的生活自然会好。为什么中国那么多人要出国生活?现在出过国的人估价都几千万了。美国,日本,英国这些国家有的住房,学校,医院,中国都有。但那些国家的财富是全体百姓的,每个人凭居民证到政府领取住房,食品,教育,医疗四项基本生活,而在中国,百姓是一无所有,还被共产党进行各种人为收费。中国20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根本好不了的,百姓的钱已经被掏空了,除非共产党下台才可能好。现在就是共产党一再贬低的俄国,印度,百姓都有教育,医疗的福利,也就是说上学,看病拿药是政府买单,”刘蔚说完喝了口白开水。

“说得对,其实民主就是大家参与分配社会财富,大家参与分蛋糕。中共局长们一心压榨民众,它自然不会让大家参与分蛋糕,自然不会实行民主,它的政权没有哪一级是当地民众一人一票选举产生。今天2009年世界190个国家中已有120个国家实行了民众一人一票选总统的民主制度,今天一个不是民众选出来的政权/政府就是一个非法政府。同样,中共制定法律的人大代表不是当地民众一人一票选举产生,如北京市的人大代表是北京市两千万居民一人一票选举产生,制定出来的法律也从来不经过民众一人一票的表决通过。所以中共政权及其法律根本上都是非法的。中共局长们的目的无非是按权分配财富或者说掠夺人民。在这样的体制下,百姓无论创造出多少财富,也是一无所有。中国现在有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相当于13万亿元人民币,那就是13亿人平均每人按理应分到1万元人民币,但百姓分到了什么呢?一分钱也没有。

“为麻痹民众,中共还抛出各种谬论。比如讲政治不好,政治就是对社会财富的分配,老百姓当然会关心。它还说造谣。造谣指明知是这样的情况,却说成其它情况。比如中共明明知道八年抗战23场战役中22场是国军打的,它还说它是抗战的主力军,这就是造谣。而人们因为估计错误的言论不属于造谣。就是学生参加考试,你也不能要求他得100分,不能说学生们都在造谣。我们的意思是说13亿人完全可以就各种事情发表看法,只要你不是明知道是这样,还说是别样的情况,均不是造谣。中共说中国要稳定。其实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没有一寸土地,没有住房,医疗等任何基本生活的福利,还被收各种税费,还有比这更乱的吗?从1949年开始,中共就在中国制造着巨大的动乱,于是才有这么多人要出国。中国的人均占有土地超过日本,英国,德国,中国人也不愚笨。中国历代百姓有老天给他生活的上万平方米的土地,过着诸葛亮未出山前的衣食无忧的生活。

“革命是重大进步,不是共产党说的杀人才是革命。人类的进步主要是社会财富的分配更加公平。显而易见,共产党给中国带来的不是进步,公平,而是倒退,抢劫,它才是反革命,反动派,最大的汉奸。1999年12月9日它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全面勘分边境条约》,承认了清政府与俄国签订的《爱珲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霸占中国15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条约。清政府是打败了才签的,它没被打也去签,是有意卖国。它所谓外向型经济将中国的人力,环境等资源以商品的形式廉价地出卖给外国人,2008年华东地区合资企业的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就约900元人民币,这样的经济其也是卖国经济。

“中国本来是好的,几千年的文明国家,百姓不但生活无忧,而且是佛教,道教,儒家,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各种信仰自由传播的国家。宗教是教导人善良,公平的,压榨百姓的中共自然会打压各种百姓的信仰。现在2009年世界60亿人,其中基督徒,含天主教徒约20亿人,佛教徒约10亿人,伊斯兰教徒约10亿人。就是世界75%以上的人是信神的。在中国的13亿人中,基督徒有1亿人以上,法.轮.功有1亿人,佛教徒有1亿人,”王红说完喝了口白开水。

“鉴于几十年来在按权分配财富的体制中,好人吃亏,坏人得利,我们觉醒人士,就是觉醒了的老百姓提出来了,平分共产党辖区的财产,主要是房地产和货币两项。2007年全国人均建房使用面积达到23平方米,未来民选政府以23平方米使用面积的住房为单位编号,让13亿人不花一分钱抽签领取,死后不遗传,由后来满18岁的人抽签领取。将中国现有上100万亿财产平分给13亿人,宣布人民币作废,13亿人每人到民选政府领取10万华元,币值与人民相当。同时扣除沙漠、冰川、森林、办公楼、道路占地,算上楼房地,10亿满18岁的成年人人不花一分钱,到民选政府抽签领取老天给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包括住房地、商用地、耕地三种地,总面积在一千平方米以上,死后不遗传,由后来满18岁的人抽签领取,没有房地产税。

“一亩地是666平方米,一年产粮食600斤,足够一个人吃一年了。这样现在和未来每个中国人的住房,吃饭等基本生活都解决了。这些制度13亿人一人一票表决,赞成票超过反对票就实行,赞成票不能超过反对票就不实行。觉醒人士提出来的是使中国人从没有家园,住房,教育,医疗等基本生活解决不了到中国人有自己的家园,住房,教育,医疗等基本生活无忧的伟大的中国全民大革命。凡是多半或基本上赞同觉醒人士方案的人给其它5个以上的人讲,告诉赞同的人再给其它5个以上的人讲,这样继续下去,我们觉醒百姓就是几何级数在增长。当哪天13亿人中,有一半人认识到了这些真相,共产党的反动统治就持续不了两年。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只有解放全国人民,才能解放我们自己。成为觉醒人士现在不需要登记,就象你喜欢看书,他喜欢看电视一样,不需要谁的批准,”李燕说完喝了口白开水。

“好啊,百姓觉醒了。今天中国每一位满了18岁还没有自己住房,食品,教育,医疗四项基本生活的一项或多项的人都是共产党害的。我们把2009年收入达到3500元一个月能解决住房,医疗等基本生活的人都算为富人好了,今天的中国是1%的富人和99%的穷人。就是中国最富的2%的能买房的人也是被压榨/抢劫的,按红鱼的法律,现在买房就是买70年的使用权。这就意味着所谓的白领们辛辛苦苦当几十年房奴,最后房子也要被局长们没收。

“我们在这里说的也是对全国人民说的,都是我们认为真实的情况,欢迎各位传播,登载,救中国。从1999年到2009年10年间在困苦民众,信仰民众,其它有良知的民众不断讲真相,现在中国做什么的问题已基本解决了,那就是结束共产党的统治。今天98%的民众都希望它垮台了。现在民众面临的问题就是怎么做,这也是我们这篇文章谈的一个要点。目前老百姓面临最大的问题还是武装力量在中共那一边,百姓手无寸铁,”张军说完喝了口白开水。

四个人一愁莫展,走到了一个幼儿园,想看看无忧无虑的孩子们怎样生活。

看见有100个孩子被10个孩子追得到处乱跑,那10个孩子手里拿着水枪,喷射着红色的水。一位穿蓝毛衣的孩子对四位说,“每过3分钟,这10个孩子的水枪就被收到一个自称是班长的那孩子,他们就退伍,然后班长把水枪发给另外10个孩子,他们又去对100个孩子射水,那红色水到衣服上是洗不掉的,而且被认为死了,一天没有东西吃,我们不愿被射到的孩子就被枪孩抱,或者罚做苦工,产品都交给班长。我也当过枪孩,其实我们心里都讨厌这个游戏,因为最后得利的只有班长,我们都是受害的。无奈班长在10个枪孩中设立不少官员,看着他们,”蓝毛衣的原枪孩说。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班长设立的指挥体系去废除它呢?等哪天我们又有了红色水,装满水枪,这时出来一个人说,‘对于愿意废除这个游戏的人来说,从现在起直到废除这个游戏,你们手里的水枪和红色水不会收回。’这下愿意废除它的枪孩就不怕了,敢于保卫其它义举的枪孩了。这时忠于班长的一名官孩的能量就与我一名普通枪孩的能量一样,一人一把水枪,他要同归于尽就同归于尽,他不要,就把水枪留下,离开队伍,我们不射他。这个办法叫水枪并举法,或者叫武装竞选法。现在我们幼儿园需要做的就是广传这个义举的主张,同时我们让普通孩子自己学习水枪如何上子弹等军事知识,这样他们自己也可能起义,我们争取在一小时内废除这个害人的游戏,”一位绿毛衣的普通孩子说。

然后这些起义主张就在110个孩子之间叽叽喳喳地讲着。一小时后,还真发生了上面的场面。10个枪孩,水枪朝天并举,里面的红色水清晰可见,保险都定在发射位置。水枪枪口不对人,除非要消灭谁。有3个枪孩离开了队伍,把水枪留下了,不知道他们是忠于班长还是心里中立。7个枪孩起义了,十分钟内起义的枪孩达到了20人,因为普通孩子踊跃参加义军。这下班长没办法了。他没有枪孩,这110个孩子就不怕他了。孩子们说,“现在好了,我们不用玩这种害人的游戏了。”班长被废除掉了,孩子们自由自在地一人一票投票决定他们喜欢玩什么游戏了。

四位看完,眉头都舒展了。

“好啊,可连发的枪也叫机枪。这个起义办法叫机枪并举法,也叫武装竞选法,到时候一挺机枪,一张选票。我看孩子才是最聪明的,我不明白那么多父母为什么还打孩子,因为高考把孩子逼得自杀。一支部队有三分之一参与起义就可以了,真正愿意付代价保卫中共师局级官员的不到5%,剩下的人留下武器,离开,让民众参与进来,”张军说。

“中共还热衷于对百姓搞军训,中学搞,大学搞,但同学们普遍反映没学到什么军事知识,只是被队列训练,卫生检查等没有实战意义的事情折磨。一些学校军训几个月,一年,其实成为一名会使用武器的军人30分钟就够了。使用武器主要是两步,上子弹和拉枪栓,定保险。弹夹里面有弹簧托住子弹,所以上4发子弹到可装30发子弹的弹夹的话,这4发子弹就是在弹夹顶部而不是底部。上子弹其实是从弹夹上部开口把子弹一发一发压到弹夹里。第二步以81式冲锋枪为例,枪管朝前,就是拉枪左边的枪栓,其目的是把弹夹里的第一发子弹送进枪管,保险在枪的右边,将它拨到单发或连发上,扣动扳机就可以开火了,拨到保险位置则不能开火。

“其它还有瞄准,枪口不可对人,除非你要消灭谁等知识,普通人30分钟就可以成为一名会放枪的合格士兵了。我们就是应该全民学军,这里的军指军事,不是共军,”王红说完喝了口白开水。

“一些共派人员说我们攻击了谁,不得了了,要消灭我们了。该否定就否定,该肯定就肯定。同时我们可以告诉那些人,在中国各方面都有人支持我们,只是你以为没有。比如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你听不见一点反对它的声音,但当时各方面有相当部分人是反对它的。如果我们真如那些人说的那么孤立,我们早就被消灭掉了。我刘蔚在大陆著名论坛发表《唤醒.国人》系列文章从2007年就开始了,到现在2009年累计的点击量都超过了一百万。在单位,论坛共派人员恨不得把所有的贬义词都加在我们头上,但他们从来不敢就他们的观点或我们的观点让民众进行一人一票地表决,而我们是从来愿意民众来表决的,可见,共派人员心里明白多数人是赞同我们的,他们自己才是少数。

“同时只要中共的《人民日报》,人民网,新华网,中央电视台等主要媒体一天不否定我们的文章,中共就被我们驳倒了一天。如果它要否定我们的文章,就应附上我们文章的全文,让读者知道是怎么回事,知道双方的观点及其依据。今天我们民众就两个标准。判断我们生活好坏的标准是我能否凭居民证领取住房,食品,教育,医疗这四项基本生活。判断我们言行是否该做的标准是设想13亿人一人一票表决的话,赞成票是否超过反对票。我刘蔚判断13亿人看我的这篇文章赞成票会超过反对票,所以我就发出来。我的二百篇《唤醒国人*》系列文章在海外博讯*新闻网站的博客,名字在那里的作者群中。在这些文章中当然越是最近写的对时局的针对性越强,”刘蔚说完喝了口白开水。

“几十年来红鱼党搞的所谓公有制其实是其官员私有制,单位职工根本不能对单位的各种事情进行表决,几千个人服从几个人的决定。2000年以来红鱼/中共在名义上也将企业划归了官员及与之勾结的人员,还将职工的住房,教育,医疗等福利取消掉了。2008年中国的民营企业的产值和就业人数已达全国的60%以上。中国也再不是所谓公有经济占主体的国家了。今天中共已经没有什么主义了,除了赤裸裸地抢人,今天我们反对它就是反对腐败了,”李燕说完喝了口白开水。

“我们高兴地看到2008年1月1日有意结束共产党统治的中国过渡政府在美国成立了,伍凡任总统,袁红.冰任议长。伍凡总统已经于2008年下达了第二号总统令,那就是全国军民随时随地结束中共的统治,成立民主政府。到2009年6月已经有5500万中国人以包括化名在内的方式退出了来自西方的共产党及其共青团,少先队。2008年中国各界人士发表意在让中国实现民主的《08宪章》,这里我签上我的名字刘蔚表示支持。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提出来的在家革命也完全可行,它与在一个市,一个省,或全国的总罢f工,总罢f课,总罢f市相似,罢f市对民众来说就是不去买东西。其实今天中国有两亿以上满18岁的人没有收入,他们整个星期地同时进行着这三样,进行着在家革命。

“各界人士提出以蓝色作为中国民主公平的颜色,我们赞成,你可以用一件蓝色的衣服,一个蓝色的包,一本蓝色的书,或者就是蓝色的天空,海洋。一些民主人士也提出了民众穿白衣或白裤纪念1989年为民主献身的人们,我们赞成这样的白衣行动,每年的5月,6月各位能穿白色衣裤就尽量穿好了,现在中国污染严重,干旱高温加剧,5月,6月已经相当热了。我们现在每天听希望.之声电台,在网上也可以听,”王红说完喝了口白开水。

“中共一贯抓打民众活动的领导人,所谓枪到出头鸟,使民主活动难以开展。其实一个活动的开展需要民意和领导人两样中的一样,中共的活动没有民意,所以它必须要领导人。而我们百姓追求民主公平的进步活动本来就有了民意,可以不需要领导人。比如我们在小区小街游.行/步行,是否进行,是否打横.幅完全可以由相关人员一人一票来表决,将各项表决的票数记录下来,各种事工也可以抽签抽出,这样活动本身就体现了民主公平。不必向中共警察申请,申请了它也不会批准,我们不走到城市几条干道上还不应说是游.行,我们就在小街上一天走一两个小时,我们也不愿把大家搞得很疲惫。如果我们走到干道上就在人行道上单列行进,穿同样颜色的衣服,边走边对人行道上的人说,‘我们要住房福利,’‘我们要医疗福利,’‘我们不要污染’等一样会有效果。

“几十年来共产党只给了民众一个自由,就是给它的局长们挣一辈子钱,消耗一通粮食就走,除此之外,它都会来打压。毛泽东时代就害死了8千万人,2000年中国每年320万非正常死亡,单是每年采取自杀行动的就是200万人。这就看各位怎么想了。今天你要被压榨一辈子,机会来了;今天你要成为革命者,甚至民族英雄,机会也来了,”李燕说完喝了口白开水。

“最近出现的杨佳,邓玉姣事件不但是中国民怨的冰山一角,而且是民众消灭中共基层人员,包括党员,非党员行动的冰山一角。就我们知道的中国2008年出现了7千起袭警事件,5千人被追捕。中共基层的军警,城管,法官,书记,老师,村官官还有多少人被袭被消灭掉呢?综合我们各方面了解到的情况,估计每年有上万它的基层人员被杀/消灭掉。中国有约2000个县,就是现在每年平均一个县出现5起这样的事件。中共的媒体是不会说这些的,特别是攻击者/英雄没抓到的时候,它不愿百姓,不愿它的基层人员知道有这么多男杨佳,女杨佳在武力反对它。

“土地权,福利权,办报权,结社权,选举权已经是一个人90%以上的权利了,在中共把我百姓这些权利都剥夺去的情况下,还要因为我表达了什么观点,包括治国韬略,起义主张,有什么爱好,包括信仰,或在哪里步行了,开口说话了,就要对我的身体,物品有动作,我就只有爆炸了,炸药就是这么造的。这也是正当防卫了,正当防卫就是避免自己或别人的身体,物品受侵犯而采取的动作,”张军说完喝了口白开水。

“你中共基层人员列队来的时候,吃得饱饱的,还带着家伙,这个时候我老百姓不和你顶。等哪天我碰见你一个人在餐馆吃饭的时候,我一个石头,或者一个榔头,一个全力出手,你就完了。你浑身挂导弹,机枪没有用,后面有几百万军队保卫你也没有用。一个女人决意消灭掉一个男人也不难,邓玉姣已经证明了。我老百姓没枪炮,打常规战争打不过你,但我就有这点核武器。同归于尽就同归于尽,反正现在生活是痛苦比快乐多。如果你中共有一定收入,职务的人员都不在乎,那一无所有的我平头百姓更不会在乎。这是我们百姓的除暴安良法。

“中共基层的军警,城管,法官采用一体化管理,对百姓基本做着相同的动作。对他们,我们可以采用杨佳方式,就是这个城市的警察对我的身体或物品有了动作,我就消灭这个城市的警察。中共基层的书记,老师,村官乡官有相对好的,也有恶劣的,对他们就是谁害了我,我就消灭谁,不能找其它的书记,老师等来消灭。除暴安良的英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我们付出的,是为我们死的。如果我们不称赞英雄,中共的基层人员会继续无限制地欺压我们。2008年江苏一高中的老师就将一下午上课迟到的男生罚跑而死。我们不是成规模地消灭中共的基层人员,对绝大多数民众来说就是称赞英雄。每年一个县有两起除暴安良的事件,现在已经有了,加上民众的广泛称赞英雄,就能对中共基层人员起到极大的震慑作用,他们会想,‘还要不要为共产党给我碗里加两片牛肉,连吃饭的家伙都没了?’中共基层人员已经有相当部分人站在人民这边了,望更多的人站在人民这边,我们已经在总体上肯定了胡耀.邦,赵紫.阳。

“民众广传除暴安良法对各派人员都有好处。对百姓当然是减少中共对他们的打压,对中共基层人员来说,也是告诉他们真实的状况,那就是现在百姓的火气很大。如果2009年5月被邓玉姣杀死的中共官员邓贵大的亲友告诉他这些,他不对邓玉姣等百姓的身体有侵犯,他也不会被消灭掉。我们文中的广传是指一个人给5个以上的人讲,告诉他们也照此办理,”刘蔚说完喝了口白开水。

“讲得对。除了军队,民众也可以起义,有两支枪,不管几个人呼喊起义,其它民众应参与义举。有了带头人,有了枪,你不起义还等到什么时候?民众如果不想继续被欺负,也应学习枪栓在哪里等军事知识。同时一旦起义爆发,任何人不得参加中共军,而应踊跃参加义军。首先起义的部队或地区有权指挥邻近的部队或地区。这些就是我们关于中国军民起义的机枪并举法,民众起义法,全民学军法,邻近指挥权四项主张。就我们的这些重要观点,我们都是估计13亿人中赞成票会超过反对票才提出来的,愿意13亿人对此进行一人一票的表决,至于说现在不能表决,那不是我们的问题,是共产党的问题。望所有愿意在哪天中午吃饭时听到哪里起义的人广传我们的四项起义主张,”刘蔚说完喝了口白开水。

“说得对。军鱼用的粮食和武器都是靠老天给我们民众的土地和我们的劳动提供的,是我们养了他们。难道我们连给他们讲两句话的权利都没有吗?至于他们是否接受由他们自己选择。军队到底是该13亿人指挥还是中共的几个军委委员指挥,这就是我们争的问题。谁更能代表民意,谁就更有权指挥军队。民主国家的总统就是武装部队总司令,有些总统可能根本没当过兵,但他是老百姓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最能代表民意,所以当然是武装部队总司令。

“对于13亿人来说,如果你在这里看到我们说的,不能有任何行动,包括讲我们的观点,主张,那我们就是到你家来坐下来与你谈两个小时,你就能行动吗?恐怕还是坐在家里看着共产党诬蔑我们祖宗的影视,度过一生。这里我们也呼吁民众每人在家随时准备一个月的粮食,如果你是三口之家,就随时准备100斤粮食。一是防备粮食短缺,价格上涨,二是我们革命活动的需要,比如在家革命,”王红说完喝了口白开水。

“在中国过去几十年没有哪一级政权领导人是民众选举产生的,各级领导包括军警的领导没有丝毫的民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军警就该归民众直接指挥。有人说,‘那是否一名百姓就可以指挥一名军警呢?’我们按公正公平的原则来看看。中国13亿人,现在2009年约500万军警,其中军队约200万,武警约100万,警察约200万。13亿人中扣掉未满18岁的约3亿人,就是满18岁的10亿民众养着500万军警,平均200名百姓养1名军警。在中共全方位打压下,能够表达自己诉求的人占愿意表达自己诉求的10%不到,或者说10个被压迫压榨的人有9个以上不敢表达。那么今天有1名百姓表达诉求,他至少代表10个人有类似的诉求。比如说在一个100万人的地方,今天有1万人一起在街上走了,很保守的估计,他们代表那里10万人有类似的愿望。所以今天20名百姓出来就有权指挥1名军人或警察,200名百姓出来就有权指挥10名军警,以此类推。这就是民众的一个人权。至于说民众指挥几名军警起义,他们是否有胆量那样做,这里不多讨论。至少20名百姓有权指挥1名军警不打有诉求的百姓,指挥他制止别人打百姓。这叫民众指挥权,它适用于平时和起义的时候,”李燕说完喝了口白开水。

“说得对。13亿人应该广传民众指挥权,军警是我们13亿人的,不该是共产党几个委员,政委的。至于到底是谁的,就看各位平时是否讲这些真相了,你平时不讲,等你哪天没房子住,没教育,没食品,没医疗上街时,看见来了一队军警,再想起去讲,是不是有些晚了?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重在平时,不要老是想着临时抱佛脚。

“对于军警来说,要想根本解决生活还是要废除压榨人的制度,建立公平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民主国家就是没有工作的人这些基本生活都是有的,而在中国不要说普通士兵,就是营团职的退伍军人现在好多人都解决不了自己的基本生活。2009年两万名多数营团职的退伍军官投诉总政治部,说发给他们的8万元人民币复员费不够他们生活。同时你军警是听我们百姓的好还是听几名军委委员,政委的好?我们至少不会象他们那样有意折磨,伤害你们,不会搞队列训练,正步走的阅兵式,把你们的脚都走起泡了,头都转晕了,也不会搞繁琐的规定,比如进入室内时军帽应取下离身体10厘米,苛刻的卫生检查,也不会叫你们一个小时站在烈日下,或站在水里,”张军说完喝了口白开水。

“在中共治下,百姓被打了,抢了,骗了,就是说了是谁干的,中共的警察,法院多不受理。没有他们,我们百姓一定能维护社会治安,但那样中共就会说,‘你们在破坏社会秩序。’于是盗匪横行,警匪一家,百姓只有把自己关起来才安全,铁门成了家家必备。一个人出去走一走,每天都能看见打人,骂人的事,而这些在美国等民主国家一年也看不到一起,铁门也看不见,每家都是一个木门,”王红说。

“是啊,如果军警听我们百姓指挥,他们自己的问题,中国的问题都解决了,这就需要13亿人每个人来传播这些救国救民的道理。我们有底气是一方面,同时我们应小心,对于百姓来说,我们没有叫你一天给10个人讲,虽然做到这点现在不难。我们说的是一个人可以一个月给一个人讲,五个月就是五个人了。过去10年13亿人说,‘共产党无官不贪,欺压百姓,该下台了。’成了家常便饭。它何尝愿意百姓这样说呢?今天它还是那样压迫,压榨人民,那现在我们百姓谈起义及四项起义主张,民众指挥权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也是一定会发生的。这些主张是我们在2009年4月提出来的,我们希望在一年之内就是到2010年4月,全国军民相当部分人,如三分之一的人就上面的观点形成共识。

“就民众传播我们的四项起义主张,除暴安良法,民众指挥权来说,不需要更多的物质条件。我们只需要在现在已经是家常便饭的‘共产党无官不贪,掠夺百姓,该下台了’等话语后面加上‘杨佳,邓玉姣是民族英雄,’‘一旦起义爆发,任何人不得参加共军,而应踊跃参加义军’‘首先起义的部队或地方有权指挥邻近的部队或地方’‘20名百姓有权指挥1名军警’等话语就行了。作为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我有权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发表观点。单是你中共政权占了我百姓的土地,还不给住房,医疗等四项基本生活的福利,我就绝对有权把你推翻掉,谁也没有请你来占我的土地,”刘蔚说完喝了口白开水。

“中共局长们为继续压榨人民,在民众中设立各种名次,官员,包括学校的前十名,少先队员,团员,党员,40人的班设立20几名学生干部,高考,考研,求职等等。一些民众以为在局长们设立的各个角斗场里能有好,结果只是给局长们挣一辈子钱,伤害累累地走了,我们前面两代人就这么过去了。还有一些人自己被抢了,包括土地被占了还没有住房等福利,不去找抢它的政权,而去找亲友解决,包括借钱,望子成龙,望夫成龙。结果也就是害人害己,谁满了18岁没有自己住房,医疗了,中共的媒体会报道吗?根本不会。

“民众之间争夺升学,求职的各种机会不是出路,获得公平才是出路。我朋友在美国,没有工作,一样有自己的住房,食品,教育,医疗四项基本生活。我现在就是用个录音机讲这些真相,每次按下电钮就讲了。在我们参与革命/进步,每个人应该清楚我们争取的是什么,这就是公民练争取民主公平事业的内功,这些年这事业进展不太大的重要原因就是多数人不练这个内功。这就必须清楚一个满18岁的人的责任和权利,我们总结如下。

责任:
1 不干打人,抢人,骗人等害人行为。
2 如果生小孩,养他到18岁。

权利:
1 选举县长,省长,总统,议员
2 领取老天给他生活的一份土地,死后不遗传。
3 领取住房福利
4 领取食品福利
5 领取教育福利
6 领取医疗福利
7 有表达的权利,包括口头,书面,游.行
8 对于有意侵害这些权利的人有正当防卫的权利,这就包括起义的权利。

“只有今天中国才有子女养父母的法律,民主国家都没有这样的法律。只有中国才会有一对夫妇上面养四个老人,小面养一个小孩。根本上,每位公民的住房,医疗等福利应该是占用了公民土地,矿产的政府提供。让没有土地等资源的公民/居民,企业去承担,没有道理。企业自己都不知道明天能否生存,中共把福利的责任让居民和企业承担是推卸责任。同样中共局长们所谓给你的待遇其实是抢你10元,还你2元,然后把那2元叫给你的待遇,”王红说完喝了口白开水。

“几十年来由于它不顾环境地进行工业生产,给我们的大好河山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1990年代以前,中国只有重庆、武汉、南京、吐鲁番四个火炉,现在华北,华东所有大城市都成了火炉。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以往是上千平方公里,2007年只有50平方公里了。有人说,‘以后中国会更好。’那除非是它下台。其实随着它1990年代以来把城市人创造的企业,住房,食品,医疗等福利瓜分掉,取消掉,干旱高温加剧,农村人种田更难了,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与1980年代相比是下降的,更比不上几千年我们祖先的生活,”李燕说完喝了口白开水。

“是这样,一些百姓因为中共对民运有负面报道,就不参加追求民主公平的活动了,这是不应该的。其实没有特定意义上的民运。应该说民众追求民主公平或者进步都是参与民运,我们就叫参与进步好了。共产党不允许百姓成立自己的组织,所以民运主要不是组织,而主要是社会效果。我们前面说了,现在2009年民众做什么的问题已基本解决了,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做,或者说进步办法。为此各界进步百姓提出并实践着呼吁改革,诉说真相,在家革命,劝人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简称劝退,除暴安良法,军民起义法包括四项起义主张,邻近指挥权等各种办法。这些办法都意在推进中国的民众公平或进步,都是好的。

“改革是统治者进行的推进民主公平的活动,革命是老百姓进行的推进民众公平的活动。所以今天只要不是寄希望于中共政权自己改革,而又希望中国民主公平的人就是在参与革命。长期以来共产党分化进步百姓的主要是利用采用不同办法的百姓间的争论,它跑来说,‘你看见没有,他们的路数与你的不一样,你不要支持他们,更不要与他们搞在一起。’在这方面,它已取得了相当的效果。我们进步百姓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去争论谁的进步办法更好。我们所做的首先是为我张军,你刘蔚,他张敏,李勇各人被中共打了,抢了,骗了讨回公道,拿回属于我们各人的权利,财富。其实民主人士/进步百姓没有任何神秘的地方,我们与其它百姓的区别只是我们受了欺压,我们要讨回公道,被抢了要拿回来,而其它百姓就忍了,”张军说完喝了口白开水。

“说得对,每个人拿回属于自己的权利,财富不能叫闹事,去拿不属于自己的才叫闹事。每个人拿回属于他的东西当然有权选择适合他自己的办法,从上书胡温呼吁改革到诉说真相到发动起义由他自己选择。自由的重要方面就是百姓有选择各种进步办法的自由。参与进步的人多了,自然会在社会上形成合力。我们不是谁指挥谁,你满了18岁还没有自己的住房,医疗等基本生活的福利,也没有选举领导你的县长,市长的权利,别人不知道你的才能,所处的环境,你自己决定采用什么办法。

“其实这与人们学习英语,数学,物理,文学一样。对于一个人来说什么学习方法/办法最好?那就是能使他一天花最多时间在上面的办法就是最好的办法。这个人学英语可能是看英文影视最好,那个人可能是看英文作品最好,看各人的爱好了。中国的进步也是同样的道理。有呼吁中国进行渐进改革的,如果他对此的确有热情,一天花几个小时在上面,那他就该这样做;有劝退的,如果他每劝退一人比挣了100元人民币还高兴,那他就该去进行;有组织起义的,如果他对了解当地情况,学习军事知识很有热情,他当然应该去做。还是我们说的,只要一个人没有打人,抢人或骗人,他就是对的,就不应被否定。应该被否定的只是打人,抢人或骗人的人。我们否定共产党,就是因为它在打人,抢人,骗人。打人,抢人或使用暴力指对无辜人的动作,而中共人员不是无辜的。所以民众除暴安良,武装起义不是使用暴力,而是解救百姓的义举。杨佳,邓玉姣不是暴徒,二战时的盟军也不是暴徒,”刘蔚说完喝了口白开水。

“说得对。各进步办法之间毫无冲突,还是相互配合的关系。张军一天花四小时呼吁改革丝毫不妨碍我说杨佳,邓玉姣是民族英雄;我这样说也丝毫不妨碍李燕去学习枪栓在哪里等军事知识。我在劝退,诉说真相,推广除暴安良法,书记/老师会想,‘还是不要去动刘蔚算了,他有几句怨言就让他讲嘛,我一动,他哪天给我来个全力出手,我被消灭了,百姓还说他是英雄。’

“一些进步百姓担心其它的进步办法会遭来共产党的打压,因此否定别人的办法。这几十年的历史表明任何追求民主公平的活动,和平的也好,武力的也好,共产党都会狠狠地打压。右派,政治犯,1989年的学生,法.轮.功哪个不是和平的?就是你‘出身不好’都要打压你。还不要说你反对它,你就是不表态支持它,不给它交钱,它都要打压你。你给它当奴隶,它一样害得你生活困苦。中国人要想不受它的打压,想来想去还是只有把它推翻掉。它也不可能把13亿人都杀光,杀光了它压榨谁?它就是把中国人杀得只剩100人,它还是会面临97人的反对,因为获得公平是人的天性。所以各位进步百姓不应该论证谁的进步办法好,更不应该否定别人的进步办法。

“还有一些人担心共产党减少对民众的打压来换取其继续执政。如果它还给我们一部分权利,财富,我们表示欢迎,但不表示我们剩下的权利,财富就不要了。我们每个人一人一票选总统的权利,每个人凭居民证领取住房,医疗等四项基本生活的目标一定要实现。有了这样正确的态度,就不怕共产党来分化进步百姓了。如果能象我们一样看到别人的长处,肯定其它人的进步活动,一定能让中国的进步力量健康发展,”王红说完喝了口白开水。

“目前不少进步百姓讲三句关于中国社会的话,两句是否定共产党,一句是否定与他路数不同的进步百姓,结果抵消掉一句,变成只剩一句话否定共产党。我们现在不要去否定其它进步百姓了,讲三句话,三句都是否定共产党。这将大大减少我们进步百姓之间的内耗,大大提高我们的效率。所以请各位广传我们的这个观点,那就是各位进步百姓有权选择各种办法实现中国的民主公平,一个人给五个以上的人讲,告诉他们也照此办理,”刘蔚说。

“在一些进步百姓活动时,常常会对一些人的冷漠感到失望。一个人的价值在于他在推进社会公平上起的作用。唐朝的富人是谁?没有人知道了,人们记住肯定的是穷困的杜甫。美国南北战争时的富人是谁?没有多少人知道了,人们记住肯定的是林肯。因为他们为推进社会公平起了作用。同样,今天那些不愿实现人生价值而就愿把自己降低到物欲的人,我们由他们去。人要是只有物欲,那真不如动物。动物不用上学,就业就什么生活都有了。就我们来说,能说服一个人参与结束中共的统治就起了作用,能说服两个人就是成功的人生。

“伍凡总统说得好,‘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权。’东欧,前苏联的民众为什么能实现民主?波兰女人被那个政权抢了就罢.工,而中国女人被政权抢了就投亲靠友,包括望子成龙,望夫成龙。刘蔚钱没你多,打篮球打不过你,但共派人员,我们进步百姓,其它百姓都不会怀疑,那就是如果中国有1亿个刘蔚,共产党的统治一年也维持不了,”李燕说完喝了口白开水。

“今天2009年中国还是有不少人在纹过饰非。当我们给他们谈到中国民众生活的困苦和推进中国进步时,他们总是找种种理由说改变我们不能改变现状。到底是他们不赞成结束中共的统治,还是别人不赞成?这里我们希望13亿人每个人能真诚地面对自己,真诚地面对别人,说出你认为你自己和别人的态度。比如,‘我李勇是赞成共产党下台的,但是我想其它大部分人不赞成,所以它下不了台,’或者,‘我赞成它下台,其它大部分人也赞成,所以它会下台。’而不要再笼统地说,‘不可能,’。有人说,‘你想造反?’我们说,‘是,我想造反,如果你也想造反,外面三分之一的人想造反,其它人基本上中立,这个反怎么造不起来?’

“现在讲互动,也就是相互作用。2009年重庆一富豪找女朋友,又是40几位美女去应聘。这些人不想想,为什么她们的住房,食品,教育,医疗等基本生活自己不能解决,而必须靠别人来解决?我就是个军队的团长,本来愿意起义,但看见你这些人没有道德,不会参加义军,那我又敢起义吗?如果我看见周围人都在谈起义的愿望和主张,我当然能考虑发动起义。毕竟人生的主要意义不是多吃两片牛肉。我们估计大部分的营级军官,相当部分的团级军官,不定数的旅/师级以上军官是愿意起义的,”张军说完喝了口白开水。

“多年来13亿人苦于没有兵器,一直觉得无奈。2009年5月我们跑了许多地方,询问了兵器方面十几位人员,看了机枪,步枪,气枪,弹弓,弓箭。经过我们反复比较,思考,最后发现普通百姓居然有弹弓,弓箭,刀三件兵器可以获得,可以使用。一些人可能获得气枪。中共在全国80%以上的县是没有驻军的,我们拿下县政权就是攻占县委,警察局等两幢楼的事情,有40米杀伤力的兵器就可以了。而弓箭,弹弓等冷兵器就能做到。10人主动出击就可能拿下一个县政权。

“关键是百姓平时要练会一样兵器,许多人知道的刀/匕首,我们这里不多说了。弓箭或弹弓每天练一小时,练两个月下来应该可以了。你不练而去看中共拍的侮辱我们祖宗的影视,时间一样会过去。至于拿下一个县后,下一步怎么办是后面的事情。从不能拿下县政权到能拿下县政权就是向结束中共统治向前进了一大步。至少现在我老百姓有能力与你中共的当地官员同归于尽。兵器方面更详细的信息见我在博讯网站的博客中的‘为百姓找兵器—唤醒国人之244’,”刘蔚说完喝了口白开水。

“就我们谈的起义,我们只要争取到三分之一的人愿意起义的人就够了。愿意冒风险保卫中共师局级官员的人不到5%,其它人在没有被解放的时候是中立的,被解放了可能参加义军。所以今天民众就是广传我们的四项起义主张,民众指挥权,一个人给五个以上的人讲,告诉他们也照次办理,争取在2010年4月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人赞同我们的起义主张,为全国军民的起义创造条件。让我们各位在这场伟大的中国全民大革命中不要缺席吧,”王红说。

13亿人是一样的痛,一样的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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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在哈佛首开⑥④历史课的何晓清教授|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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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被称为“美国最勇敢的学者之一”;一位书评作者称她的书是“一部强大的纪实作品”,“不仅对解密过去、阐释现在,而且对洞见未来的反极权暴政的持续斗争”都是极为有用的。

2016-8-27 方冰 章真

前者是赞扬她面对经济实力世界称雄的强权把讳莫如深的历史隐藏得如此彻底的情况下,仍秉持拒绝遗忘的信念,引导美国的大学生(其中很多来自中国)寻求六四天安门镇压的历史真相。

后者是对她在六四25周年之际出版的《天安门流亡者:中国民主抗争的呼声》一书的好评。该书通过采访当年的学运领袖王丹、沈彤和易丹轩,以及讲述自己的故事,追寻八九前后个人生活轨迹的演变。

哈佛大学华裔学者何晓清 (美国之音章真拍摄)

哈佛大学华裔学者何晓清 (美国之音章真拍摄)

她就是在哈佛大学首开六四天安门历史与记忆研讨课的华裔学者何晓清。何晓清现任佛蒙特州圣迈克尔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继续进行六四天安门历史的讨论课,以及中国人权课。

今年6月底,何晓清应邀到洛杉矶参加文革50周年研讨会,在最后一天的自由发言中,她十分感慨地谈到跟众多海内外学者聚集一堂的感受。她说,“今天在这里,我希望把这幅画面记下来,因为,大家散了,回到家里的时候,当你被边缘化,你觉得很孤独、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记住有很多同道人跟你一起在做这样的事情。”

会后,何晓清接受了美国之音专访。以下是这一专访的实录。

记者:你在文革50周年研讨会的发言中谈到在海外做被国内严格限制的研究时非常感慨。为什么会有这么深的感慨?

在恐惧之下研究六四

何晓清:我想这么多年做研究也好,每次来参加老宋(宋永毅)举办的这些文革活动也好,每次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担忧:我们先不能把消息传出去,不能把国内朋友来参加的名单公布出去,等等。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担心国内的人不能出来。我们这么多年在做这些研究都要面对这样一个困境:就是说不只是要去真实地记录历史,而是说我们有没有这个知情权。

有时候我研究六四这个题目,我能不能得到这些信息?我们在讨论在研究的时候,能不能像一般的学术讨论、学术会议一样公开地来讨论这些事情?这些年来我看到在这些问题上,大家都在Struggle(挣扎),很困难。不是说我们没有话说,不是说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更重要的就是大家都有顾忌,这个顾忌,这种很深的恐惧,可能大家没有在发言中讲出来,但是,就是很深的恐惧,或者是自我审查等等,那其实都来源于我们很深的对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子女、对我们的朋友的这种爱,就是说,当我们要在恐惧底下做研究的时候,这种影响其实是很深刻的。

为了给下一代免于恐惧的明天

记者:你说要把会场的画面用自己的眼睛记下来,以便被边缘化时能想到有这么多同道都在做着同样的工作。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也感受到了学者们内心深处对可能面临的打压的恐惧。这种恐惧感非常深刻。你甚至说恐惧本身也应该作为对中国历史研究的课题之一。为什么?

何晓清:其实我已经在做这个,就是说,我自己也经历过这些恐惧,我想每一代人都在经历这些恐惧,我想现在大家这么多人在努力地坚守,其实也就是希望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抗争可以给下一代一个免于恐惧的明天,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在现在社会政治的情况下,我想大家有这样的担忧和恐惧是正常的,包括我自己,会有怎什么样的后果你都知道,可是,如果大家都不讲、都不做的话,我们就更加没有希望了。我想我们总归还有希望,哀莫大于心不死,那是因为我们都还在力所能及地自己在说在做。

记者:纽约时报报道了你在哈佛大学给本科新生开设六四历史和记忆的研讨课,你也谈到了像宋永毅举办的文革研讨会这样的活动对你的帮助,能不能讲一讲两者之间的关系?

中国必须面对自己的历史才会有未来

何晓清:宋永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学术圈,不只是说提供了一个平台来讲我们的这些研究,他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圈子,就是大家都是维护中国一些最重要的历史的、做记录的学者,独立的学者,我们都在做这些事情,就是因为有些媒体给我们这种回馈的支持。这么多年的研究中,我会跟他们商量、跟他们讨论。我想这种大家相互的支持,然后看到大家都在自己的位子上很努力地、力所能及的做事情,这个是我最感到激励的。包括前天那位老先生(程惕洁)说,刚刚做完舌头的手术,他讲话不清楚,但来这里,他说,我要讲那些被判精神犯死刑的那些人,我要讲他们的故事。

一位舌头做了手术的学者要为那些不能发出声音的人发出声音,捍卫无权者的权利!可能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什么都不能改变,但是有一点我们是知道的,如果什么都不做,那就不会有改变,可是我们大家都做一点点、一点点,那最终就会有一个更加好的明天,因为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中国必须面对自己的过去、自己的历史,才会有未来。

记者:在文革研讨会上我们看到很多与会者并非专门研究历史的学者,但出于兴趣和责任多年来在这个领域辛勤耕耘。现在像你这样的科班专业历史研究者越来越多了,你认为专业规范的研究和非专业的业余研究之间的区别主要在哪里?

是历史选择了他们

何晓清:大家愿意做已经很不错了。可能我们没有选择历史,是历史选择了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可能没有这些历史的事情,他们会过另外一种生活,他们不需要为做研究付出事业上、家庭上的代价。都是因为他们有这样一种使命感也好、责任也好,希望做这个事情。

我想历史的大图画就是一个拼图,我们每一个人都贡献一点——你可以不同意他的做法,可是他们在搜集这些材料,他们在工作,最终每一块每一块的小板块就变成一个大的拼图,让我们可以了解到真实。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当然你可以说他们是不是科班、是不是专业,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他们都在做。本来都是不需要我们来的。像崔卫平老师她是做电影的,我们的专业、兴趣可能不一定在这些方面,可是我们就是要被迫地离开我们擅长的喜欢的东西、离开这个书桌,来为这些真相、为这些公义来抗争的时候,所以我说不是我们选择要做这些历史,而是我们在这个历史面前没有选择。

记者:在发言中你讲建立公民社会的时候,讲到了政治社会化这个概念,能不能解释一下。

何晓清:政治社会化是这么多年我用的一个框架。就是说人的价值观念——我们怎么样理解这个世界,怎样看很多重要的社会问题,我们怎么做决定。这些是我们的政治生活,从小到大,从一出生开始,我们就受到叫做“agents(作用物)”的影响,这个agents包括学校、老师、同年人、家庭、媒体,现在还有社交媒体、教会,然后还有社会运动。所有这些agents你也可以看到在他们身上的烙印。

封闭社会的政治烙印特别深

如果在一个开放的多元的社会,这个社会化的烙印不会那么深,因为有不同的说法、不同的想法,老师这么说,家长这么说,大家都在公开地讨论。但是在一个特定的封闭的社会,像一个没有民主的专制封闭的社会里,这些agents,他们的信息经常是非常地一致的,所以有了“代”这个概念:“文革一代”、“八九一代”,我们身上都一些很明显的特征。当然这些可能美国就叫“反战一代”,60一代,他们也有,可是没有像我们这样一代一代都是因为这个政治社会化这个过程,就是跟它当时政权的这种危机,有一些主题,很明显后八九以后为了镇压合法性,重建镇压合法性,为了这个镇压的合理化,你必须有一整套的东西,我们就看到这个民族主义的发展,还有知识分子的沉默,这种犬儒,所以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但是好消息是,政治社会化其实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一生中经过的政治社会化不是永远不变的,而是你如果接受到不同的信息,或者有不同的启蒙的话,这个想法是会改变的。但是你必须有这么一个机会。所以知情权、批判权都变得非常的重要。

记者:这个政治社会化的框架跟你想到要开六四天安门历史研讨课之间有什么关系?是不是也是在这个框架里?

“为发展可以牺牲一切”影响了八九后一代

何晓清:对啊对啊,都可以。就是说,美国学生他们主要是了解。在这个过程里面最重要的挑战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六四这个事情有点变得模糊不清。这个模糊不清不是说没有人愿意说、搞不清楚,而是说没有这样一个机会。

一方面,掌握话语权的一方,他们的一个版本;另外一方面,就是学者、历史学家,包括亲历者、天安门母亲,他们的说法,可是这个说法往往就是声音没有发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就需要好好地寻求这个真相。

可是我觉得最大的困难不是事实之争,而是价值之争。就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讲到的问题,后八九以后,这种镇压合法性、合理化问题,就是说,为了经济发展、为了国家强大可以牺牲人的生命的这种做法,这种价值影响了后八九这年轻的一代,或者甚至是不止年轻人,还有很多中国人对自由、民主这些概念的看法。

但是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我接触到的,不管是在海外还是在国内——都越来越有自己独立思考、批判的意识。我相信,如果真正给他们这个机会,接触到这些真相的时候,他们也会重新思考一些问题的,就是说,你可以不同意我,我也可以不同意你,但是我们必须有这种公开讨论的自由,这种言论自由,这种知情权。

记者:除了六四天安门历史研讨课,你还打算开什么新的课?

我除了教六四课还在教历史课,古代史、当代史。下学期会开一门人权课,中国人权课。

记者:主要讲什么呢?

首先,我研究六四也好,教历史也好,我觉得从时间上,不只是那一段时间,因为历史不是真空发生的,八九年的六四、文革的发生都不是真空的。所以我说这个研究文革的会,大家讨论1976、77、78年,文革结束了,尾声了,但对我研究六四来说,那是我们的背景,我们的开始,后来有了八九六四,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研究中国人权我也不是说集中现在一段,而是中国的传统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概念?人权是不是普世的一个价值?有没有这种普适性?人对自由的渴望、对真相的追寻、对公义的抗争,所有这些是不是普世的?然后再来一个一个从具体的案例,比如,反右啊,土改啊,大饥荒啊,文革啊,这样一直下来到现在,这样一个个具体的事情,然后我从跨学科的角度来讨论这些问题。

记者:什么是跨学科?

我做六四也好,教学研究也好,因为我觉得这些事情不能从一点上来讨论,应该从很多个方面来看。所以我用的这些文献都是跨学科的,有政治学的、历史的、文学的。因为很简单,就是我们要看1989年背景的时候,你不能光看经济改革、官倒一个方面,对不对?你还有很多当时的文化热啊,伤痕文学啊,就是整个这个大背景,全部都交叉在一起,在对历史发生影响、发生作用。后来这个结束,这个后八九也是同样的,所以我都是用这个跨学科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的。

记者:谢谢你接受采访。

美国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