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建华事件只是打扫战场, 郭文贵是否再受访各方焦虑|明镜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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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被中共抓捕的亿万富豪肖建华的明天系刚刚发出声明,声称明天系营运正常,是因为肖建华而伤害到市场,类似于中共对复星郭广昌的处理手法。懂得中共内部运作思维的专家对明镜广播电台指出,郭广昌的事并没有了结,肖建华的事只是刚开始,目前则是打扫战场。

2017-2-2 《明镜邮报》记者 刘不舒

这位专家对明镜分析,现在网路上流传的各种说法,除了部分是网友的主观臆测外,很多是特殊势力控制的媒体、个人(包括一些知名人士)的刻意搅浑水。而已被中共控制或影响的香港、英国、美国等地某些媒体,这次表现已经昭然若揭。

其实,这些被操控者并不真正掌握中共最高层的战略意图,也不了解肖建华事件的运作情况。

明镜广播电台日前独家披露某位操控千亿资金的富豪大年三十被抓回中国内地之后,除了转发一些媒体报导,至今只发了一篇独家报导。明镜发言人说,“我们必须更谨慎、更专业地对待此事,而不是成为浑水中的一部分。”

北京观察人士对明镜说,这是习近平、王岐山在十九大前最大规模反贪行动的开始。抓捕肖建华,所掌握的证据,足可抓捕、摧毁、威慑众多前朝和现任贪官及其网路,而针对某个人某个势力的看法,是远远低估了这次行动的战略意义。

他认为,而另一名富豪郭文贵在明镜电视的揭露,为习近平反贪和建立班子扫除障碍,鉴别好坏部属提供了证词。 郭文贵更公开言明支持习近平、王岐山、孟建柱领导的肃贪反腐。

不过,这名观察人士对明镜指出,中共已经完全控制肖建华,现在需要的是降低负面影响,包括舆论与市场。肖建华案情之复杂,至少可以列入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经济之最,需要长时间梳理,短时间内难有多少猛料曝光。

各方现在关注的是,郭文贵是否继续在明镜电视揭露贪官恶吏。无论最后情势如何演变,此事都已经影响了中国政局。

情势每时每刻都在演变中,明镜以诚实、以职业操守、以希望中国和世界美好的原则和出发点,尽最大力量,发出我们的报导。

明镜新闻网正遭到贪腐集团控制的恶势力攻击,打开网站变得很困难。明镜时报网路版运作正常(www.mingjingtimes.com)。不过,明镜电视、广播节目得到在社交媒体上得到更迅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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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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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規下的刑讯逼供 习近平反腐中的党狱|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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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观察发布报告称,在中共用于党内调查的“双规”制度下,刑讯逼供远非偶然事件。国家司法系统不能有效监督,反而利用“双规”获得的供词给被告定罪。

储百亮

2016年12月7日

原标题: 双规下的刑讯逼供 人权报告审视习近平反腐中的党狱

 

2014年,中国,醴陵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周旺炎。周旺炎说自己在共产党的秘密“双规”行动中遭到拘留和折磨。周二,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此类说法极为普遍。Andy Wong/Associated Press

张海明曾是中国东部的一名官员,他被中共调查人员带走几个月后,受到法庭审判。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猛烈的反腐败运动已经拿下了许多像他这样的干部。

张海明在法庭上大喊,调查人员对他施以酷刑,直到他作出了虚假的供认为止。但检察官和法官对他的指控毫不理睬,他被判犯有受贿罪,并被判处10年半有期徒刑

张海明的妻子刘福英一直在网上呼吁推翻丈夫的有罪判决,她通过电话说,“我丈夫告诉检察官、告诉法庭,办案人员几天几夜不让他睡觉,直到他做出供认,但他们不予理会。”

“他从来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我也从来没想到,”家住浙江省的刘福英说,现年47岁的张海明曾是浙江省的环保官员,直到他两年前被拘留。“现在我发现这种事情随时都在发生。不管事实怎样,他们总可以让你做出供认。”

总部设在纽约的倡导团体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在周二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这种说法并非罕见。报告说,在习近平的反腐败运动中,使用威胁、或者巨大的压力,甚至酷刑来确保获得供词的非公开的党内调查似乎越来越根深蒂固,这种调查制造了一个危险的法律盲点,让法院对酷刑的指控置若罔闻、无视非法的取证方法。

人权观察的中国部主任芮莎菲(Sophie Richardson)在接受采访时说,“这种调查没有法律依据。它是一种完全由中共自己炮制并实施的体系。”

近年来,共产党的内部调查制度已受到权利倡导者和律师的多次批评。但是,人权观察的报告更进了一步,报告描述了内部调查与国家司法机构的共生关系,这种关系使嫌犯更难挑战指控,或撤回他们称是迫于无奈而做出的供词。

这个争议的核心问题是名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中共反腐败办公室有在指定时间和指定地点拘留党员的权力。在这种“双规”案中,被拘留者常常好几周被关在与世隔绝的小旅馆或办公室里受询问,不能与他们的家人或律师接触。

“双规制度不仅为严重侵犯人权提供了便利,而且依赖于这种侵犯人权的做法,”报告说,其作者表示,报告中的案例来自对21人的采访,其中包括四名按照“双轨”规则被拘留的人。

中国当局不公布被双规的人数,但据这份报告估计,去年大约有3.3万至6.6万人被双规。

检察官本该做自己的调查,但他们经常与党内调查人员密切配合,甚至参与他们的审讯,报告说。而在中共严格控制之下的中国法官,似乎常常无权拒绝接受在双规拘留期间获得的最初供词,即使似乎有充分证据支持被告被刑讯逼供的说法。

报告写道,“从理论上说,双规是一种用来解决党员违纪问题的党内机制,与正式的刑事诉讼程序是分开的。但实际上,双规审讯与国家检察机构的调查经常有重叠。”报告说,通常检察官“只是把双规审讯时得到的供词复制粘贴过来”。

一些中国律师认为,党内的反腐败调查应该受到司法监督。还有官员和他们的家人声称遭受刑讯逼供,法院也偶尔因调查人员虐待被拘留者而判其有罪。

今年年初,当事人感到受委屈的家人联名上书请愿,请愿书上有229名被拘留的官员及政府雇员的姓名。虽然请愿书赞扬了习近平打击腐败的运动,但也写道,一些地方调查员和检察官,“借反腐之名,采取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捏造事实、伪造证据等各种非法取证手段,炮制假案。”

请愿书写道,“这些冤案不仅严重伤害了当事人本人和家属,还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

但这种批评不大可能让中国政府感到不安。

习近平已把反腐败作为其政府的核心任务,官员在电视上承认受贿的表现非常受欢迎。官方新闻媒体很少对双规制度提出批评。中国官员坚持认为,反腐败调查是在安全的地点,用人性的方式进行的,刑讯逼供及其他虐待行为已在更严格的规则和监督下大大减少。负责地方纪律办公室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没有回答用传真发去的有关这份报告的问题。

人权观察驻香港的中国问题研究员王松莲(Maya Wang)过电子邮件表示,“由于审查制度的加强,双规受害者及其家人把他们受到的虐待告诉公众已变得更加困难。”但是,她补充说,“中国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公众支持严厉的反腐运动,特别是针对政府官员的反腐败。”

人权观察的报告说,但是,滥用行为显然非常普遍,特别是在由地方纪律检查办公室监督下进行的调查中。报告说,数天甚至更长时间的单独拘禁,常常被用来摧毁被拘留者的意志。被拘留者描述了他们被强迫站立、或被强光照射等方法,好几天不许睡觉的情况。

“不管白天、黑夜,灯一直亮着,”报告引用一名曾被双规者的话说。“除了吃饭的时候,我有点意识那大概是什么时间,我根本不知道是白天还是黑夜。”

报告说,确保定罪的强大压力似乎鼓励了导致一些被拘留者死亡的更严重的虐待行为。报告从来自中国或外国的新闻报道中统计,从2010年初至2015年底,共有11人在双规拘留期间死亡。在这些死亡案中,有两名审讯人员已被定罪。

“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双规是这样的,”周惠萍说,她的弟弟是曾任大学校长的周文斌,周文斌说自己在接受党内调查期间曾遭受刑讯逼供,之后被错判犯有腐败罪

“所有的人都反对腐败,但法治呢,那就什么都不是吗?”周惠萍在湖南通过电话说。“没有人把我们当回事儿。”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翻译:Cindy Hao

纽约时报

黎明: 中国反腐者何以安生?|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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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反腐到今天固然有腐败者何以自保的问题,但也有反腐者何以安生的问题。从某种意义而言,后者可能更突显严峻。因为腐败者充其量就是终生入狱(十八大以来反腐虽轰轰烈烈,但没有一人因腐败而被正法的),而反腐者一旦被反扑,那就不仅自身面临人头落地、难求善终,通常亲人同类也断难保全,且反腐也必无疾而终,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有累累铁证。所以,今天中国反腐者何以安生,是个事关反腐者个体与民族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2016年10月号第374期

  反腐歧义吊诡与反腐共识严峻

人类对腐败情感上的痛恨、道德上的唾弃、法理上的禁防由来已久,可见防腐反腐是人类的底线共识。然而,中国社会当下却对反腐产生了诸多歧义,流传开形同冰炭的一些观点:一则是民众的欢呼雀跃,大快人心,从反腐抓贪中寻得一丝多年受压迫欺凌的透气舒心感;一则是反腐权斗说、反腐集权说、反腐文革说、反腐崇毛说等等的抽离反腐正义根基的观点泛滥。这种吊诡的现象,背后潜藏着社会阶层撕裂、利益各方敌对,底线共识无存的实质,预示了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巨变将临。

当然,在对反腐水火不容的观点对峙中,却有着各方无可否认的事实:一、十八大以来被调查、拘押及审判的“老虎”级别的贪官,没有一个是冤枉的,都是罪有应得的,没有人怀疑他们贪腐的严重程度,纵使其同党与亲属也不敢出来坦然面对天下鸣冤,说“某某是个清官,是被抓错了”,相反社会普遍认为官方公布的贪腐罪证应该比事实轻得多;二、还有大量的贪官仍逍遥法外,还没有被抓,反腐的高度、深度、广度与速度仍远远不够,甚至根本追不上腐败的泛滥,也就是说,对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只能说许多该抓的还没有抓。

  反腐现实的艰困

这个对反腐无论持何观点者都无法否认的现实,标示出中国腐败的严重性、普遍性与彻底性。由此可见腐败势力的强大,反腐面临随时被颠覆的严峻局势。

反腐共识所昭示的严峻时局,在现实中有着真切反应。

中共官僚集团随着对一九八九年春夏那场反腐爱国民主运动的镇压而疯狂投入权贵瓜分国财民脂的盛筵,在制度性腐败与腐败性制度的相互助推下,在人性的罪恶与惟GDP政绩的嫁接下,官僚腐化堕落如江河日下一泻千里。民间早就流传:将官员排队逐一枪毙,可能有冤枉的;但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可见,中共官僚集团的整体性腐败到何等严重程度。

针对如此中国官僚腐败现实而掀起的反腐,首先在力量上肯定远远不如腐败势力强。而之所以在力量悬殊情况下仍能掀起反腐狂潮,这与历史的偶然将两个理想主义者习近平、王岐山聚到了一起而同时推上了高位紧密相关。同时,反腐所占据的道义高点与法理正统优势,使习王可以冒险背水一战。因为腐败势力不能公然将抗拒反腐摆于台面,只能寻求其他藉口来抵制乃至颠覆反腐。如此一来,反腐在现实力量上虽不如腐败势力,但在道义、法理上胜过腐败,两相比较,就使反腐与腐败双方长久处于势均力敌的相持阶段,“胶着状态”与努力形成“压倒性胜利”的中途。如在二○一五年元月中共第十八届纪检第五次全会上习近平说“反腐败斗争尚未有压倒性胜利”,一年后的元月十二日,在六次纪检全会上习又说“反腐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这就意味着反腐仍然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只是“正在形成”中,究竟何时能达成决定性的胜利,显然仍是未知,局势艰难。

  艰困中的反腐走向

面对这种艰难时势,中国反腐未来走势将出现如下三种选项:

一、反腐就此偃旗息鼓,转向口头高调,实际停滞。此必得到官僚集团由衷欢呼,官僚群体别说是给习拥戴加冕核心,就是三呼万岁而加封圣帝,都会争先恐后表忠输诚。如此一来,结果是腐败可能短期外表略显收敛,但不久必会卷土重来,甚至变本加厉。同时,一批深受前段时期反腐惩治震慑的官僚及其同盟必会伺机反扑,以反对反腐之外的任何名义来报复反腐势力,或者等待这任反腐主导者到期,换上新当权者再行反攻倒算,因为他们有雄厚的资源,可以掌控左右政局,以期延续他们讴歌已久的中国模式的权贵老路。

二、反腐延续过往路径,严格圈定于体制内反腐,拒斥引入外力。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就是体制内权力自救运动,对腐败分子保持高压,分批抓捕,但不启动政治改革,不引入以民间反腐为代表的外来力量。如此反腐,中国政局必长久停留于治标阶段而无法转入治本新途。这样,中国的腐败势必前赴后继,处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状态,腐败与反腐成持久拉锯战。由于在现体制下,反腐的出现属于历史性偶然,具有个体性、偶然性与短期性特点,而腐败则是有人性之恶与制度之罪的支撑,具有整体性、必然性与长期性特点,两相比较,反腐必后继乏力,最后定然以反腐失败而被反攻倒算告终。

三、反腐速战速决,达成压倒性胜利,开启治本航程。中国腐败根基在极权制度,腐败宗主在“老老虎”,即虎王,最集中而庞大的腐败势力是依附于“虎王”门第下的徒子徒孙。反腐面对这种态势,逐一依法抓捕,显然时间拖延太久,期间变数太大,甚至难免出现颠覆。为求根本性从制度上消除腐败繁衍,需采取霹雳手段,擒贼擒王,一举捉下虎王,击溃腐败集团,形成压倒性胜利,清除开启体制性治本之途的路障。纵观中国历史,要想真正实现由极权政体向现代民主法治文明的和平转型,就必须走几步:先反腐,一抓薄,二抓周,三抓江,以清路障;再清帐,掀起平反冤假错案大潮,以伸民冤,纾民怨,聚民心、凝民力;后政改,开启旨在保护公民权利限制公共权力的民主法治宪政改革之路,从根本上消除腐败产生、存续、反扑之土壤。

  反腐安生之所

由中国反腐未来三大选项可见,能够真正维持反腐动力与保全反腐成果的是现代民主法治宪政的文明制度。传统专制时期反腐者保全自身依托于宗法血缘统治传承,而中国今日显然无法恢复这种血缘传承了,即不能再将权力传于自己的直系血亲,虽然红几代仍然带有血缘传承色彩,但相对于宗法家族在利益一致而患难与共性上相去甚远。这就决定了本届反腐者在现体制下无法找到最能延续与保全自己反腐动力与成果者,要解决这种后顾之忧,只能指望于制度,而不能指望于人。

一个能滋生出如此普遍严重腐败的组织,说明其基因上就有着无法克服的病症。自然该组织无法成为反腐事业延续的信托,反腐者也就无法在组织的名义下求得安生。

既然人与组织都指望不上,反腐者要想求得安生惟有仰仗现代民主法治制度,这就是历史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必然性。如此,中国不久应进入反腐第三步,随之掀起全国性平反冤假错案运动,预计到二○一九年左右开启政治体制改革。倘不如此,则中国将会有大的来自体制自身的颠覆性动荡,并随之可能带来中国全局性内乱达二三十年之久。因此,中国反腐者安生与否事实上关乎民族未来祸福危安,值得各界慎思谨行。

 动向

乔木: 官员财产 如此公示|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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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白恩培还有另外一项罪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2016-10-17

民间一直在呼吁中国官员财产公示,毫无动静,反而不断被删贴销号压制。前几年许志永等发起的新公民运动,在街头举牌要求官员财产公示,悉数被抓坐牢,罪名是寻衅滋事和扰乱公共秩序。当局一面强力反腐,一面又打压对反腐有利的财产公示,也许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经此打压,官员财产公示,在中国又凉了下来。

然而最近,中国一些官员的财产开始被公示了,以另外一种方式。法院以受贿2.46764511亿元,判处前青海、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死缓。同一时期,还以受贿9541.965936万元,判处原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申维辰无期徒刑。以受贿1.237亿馀元,判处原山西省纪委书记金道铭无期徒刑。看看公布的这几个人的受贿数额,数量惊人,有零有整,算不算另一种形式的财产公示?

有意思的是,白恩培还有另外一项罪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院把他的一亿多受贿钱数,都精确到了个位,但不知为何,却没有公布他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到底是多少。

有人说,不公布是怕把民众吓着了。其实这些年多少贪官的财富都是以吨计、以亿算,百姓早有心理承受能力。不公布反而让大家猜,或想法去求证。有的说白恩培的财产是18亿,也有的援引“两会”期间政协侨联小组的记者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宣威集团董事长浦江的话:“白恩培家中查到37个亿,外面才报一、两个亿!”

就公布的白书记的近2.5亿元受贿款,有人说青海总共才500多万人,相当于每人被搜刮了50元。云南的网友说了,青海是个穷省,能有多少油水。白在云南当书记时间长,主要是盘剥云南人民,肥了自己,祸害当地很多年。瞧,不公布父母官财产到底多少、如何取得,还引起了草民的争执。

白的财富到底多少,暂且不说,说说像他这样的官员,巨额的财富到底是怎么来的。通常三种途径。

一是卖官。省委书记,乃至市委书记、县委书记,是地方上的最高长官,掌握着属下乾部的生杀大权。过去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现在对书记是“若要富,动干部”,对下属则是“提钱进步”。无官到有官、小官到大官、穷官到富官,都得送钱。

白书记也不容易呀。为了朝中有人庇护,在此前公布的令计划一案中,白向令行贿60万元。既要收钱卖官,也要花钱买官,只不过大斗进、小斗出,保持盈馀。其他官员也一样,哪有花钱当了官,不拼命搜刮老百姓的理?

二是收受各种土地出让、工程招标、设备采购、证券信贷、行政审批等的贿赂、回扣、佣金,或者小投资大收益、或不投资干收益的权力红利。

三是逢年过节、本人或家人,各种节日、生日、康复、庆典收受的礼金红包。这种日常的送钱,倒不见得有直接的买官、招标目的,只是为了拉拢感情,保持联系。中国官场,熙熙攘攘,皆为利往,花钱了不一定能办成事,不花钱一定办不成事。对于每一个送钱的人来说,平常的联络都是小钱,但有求领导权力的人实在太多,这样的钱,总量也是相当惊人。

不管哪种途径,其实质都是权力寻租。而且当官是花了代价的,一旦掌权,就要捞回来。由于任期制、退休制、朝不保夕的反腐,更是要拼命捞、抓紧捞。捞够了,或跑路转移,或向上买靠山。上面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将来时。现在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谁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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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即将公布敏感账户 网民虚构外交部抗议|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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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11日瑞士巴塞尔: 瑞士银行(UBS)标志

瑞士政府与包括中国在内的47国达成的银行信息交换协定将于2017年生效。瑞士政府先前在一项声明中承诺履行这一协定。

网友虚构外交部抗议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一篇假借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瑞士银行的做法提出抗议的贴子在中国国庆长假期间广泛流传,并引发网友大量评论。《环球时报》曾在今年2月23日向中国外交部相关人士核实,称中方未就“瑞士提交外国人账户消息”发表过回应,网上流传的关于中国外交部回应的新闻系假新闻。

环球网在报道中,引述了这条网传的信息:瑞士银行出于配合全球打击逃税的目的,承诺将向其他国家交出外国人账户的详细资料,即等于公开中国官员在瑞士银行的存款信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瑞士银行的做法提出强烈抗议:“我们注意到瑞士的最新动向,我们严肃敦促瑞方以对世界和平负责、对人类安定团结负责和尊重他人财产隐私的态度,谨言慎行……否则造成一切严重后果,应由瑞士负责。”“我们一贯坚持,不论是什么人,不论其职位有多高,都要受到隐私保护,这绝不是句空话,我只能回答成这样了。”并附有文字截屏图片。环球网记者在查询外交部网站后并没有发现此条消息,记者也向外交部相关人士做了了解,对方表示,外交部并未发表过此类言论。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对这篇报道的真实性表达了质疑,不过胡平表示,中国官员在海外存款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胡平说,“这个事情肯定是有的,中国外逃贪官把赃款卷到国外,大家都知道,老百姓心知肚明。中国外交部也知道,但是不会以这种方式说出来。”

瑞士银行承诺不再保密

尽管这条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是中国网民虚构,但瑞士银行将不再是各国贪官以及黑社会洗钱和藏匿资产的“避税天堂”,却是实打实的新闻。

瑞士媒体曾援引瑞士外交部公共国际法局局长瓦伦丁·茨威格的数字称,据瑞士政府估计,拥有瑞士账户的全球政治公众人物有数千人,而非上百人。这类政客包括一些国家元首和其他政府高官。不过,瑞士官员并没有透露这数千人的具体名单。茨威格称,一些政治敏感人物的瑞士账户已被冻结,有的账户里的金额已返还所在国政府。

瑞士银行将不再对 2.2万亿美元私人账户保密,这些秘密账户的持有人或将曝光。

《全球自动信息交换标准》协议是在美国的敦促下于三年前签署的。2014年5月6日,包括瑞士、中国在内的47个国家在法国签署新的《全球自动信息交换标准》。根据协议,这些国家的外国人银行账户将不再是保密信息。其中,瑞士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为这意味着瑞士结束了数百年来保护银行私人账户隐私的传统。

英国《金融时报》报导称:世界最大的离岸金融中心瑞士承诺,将自动向其他国家交出外国人账户的详细资料。这是全球打击逃税举措的最重大突破之一。如果要“撬开”纳税人的隐秘账户,瑞士的配合至关重要。

大批贪官卷款外逃

此前有报道称,中国外逃贪官卷走万亿美元到海外。据统计,中共外逃贪官2万人,携款额估算在8000亿到1.5万亿之间。

据维基解密爆出令人震惊的和中国有关的机密称,中国大陆贪腐官员在瑞士银行有5000多个人账户,其中三分之二是中央级大员。从中共的副总理一级、银行行长、部长到中央委员,很多人在瑞士都拥有账户。此外,在香港工作过的局一级的官员大部份也都有瑞士银行账户。有海外媒体报道称,落马的国资委主任、中石油前董事长蒋洁敏利用执掌中石油权力,在海外油田收购、油田设备采购等方面,向周永康家族输送利益,令该家族通过海外公司赚取逾百亿美元(逾780亿港元),并将巨款洗到瑞士银行。这些消息并没有得到证实。

根据预计于2017年生效的《全球自动信息交换标准》协议,瑞士银行将公布相关信息,其中也许会包括中国腐败官员的赃款以及这些款项是否已经归还中国政府的相关信息。

外交部:巴拿马文件捕风捉影

如果说老牌的瑞士银行是中国权贵曾经的旧爱,离岸公司则成为他们的新宠。”国际调查报道记者联盟(ICIJ)日前曾公布” 巴拿马文件(Panama Papers)” ,揭露了全球大批政要和名人如何在避税天堂私藏财富,其中以中国权贵最多。据外国通讯社法的报道,”巴拿马文件”涉及至少8名现任和前任中国政治局常委的家人,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姐夫和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提供成立离岸公司业务的莫萨克•冯赛卡公司在中国设立了八个办公室,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该公司网站上提供的三种语言服务中,除了英文和西班牙语,就是中文。

根据英国《卫报》指出,莫萨克•冯赛卡的一项内部调查显示,中国人在其离岸公司所有者中占比最大,其次是香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巴拿马文件时回答说,“对于这种捕风捉影的东西,我们不作评论。” 中国官方媒体没有报道巴拿马文件的相关新闻,中国网管部门把巴拿马文件作为敏感词加以屏蔽。

美国之音

罗宇: G20与反贪|与習近平老弟商榷(12)|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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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峰会在反贪问题上达成共识是一个重大成果。虽然在其他议题上,如南海、东海、人权等二十几个议题上,中国期望达成共识,但达不成。这是因为中国还是专制国家,还是专制思维,而G20的主体是民主国家。反贪议题上达成共识,说明只要中国政府办的事有利于人民,民主世界仍然会帮助中国。

2016-9-20

由于中国没有和国际接轨的法律,没有司法独立,所以要具体办起来,仍是困难重重。中国的贪官绝大多数是跑到北美、欧洲、澳洲,中国的办案人员仍是专制思维,他们怎么和民主世界的司法人员共同追查中国的贪官?你说他是贪官,他说他是受政治迫害,而且中国确实到处都有政治迫害。中国又没有让民主世界信服的司法系统,所以合作追捕贪官确实很难。

难就难在中国是专制体制。在和世界打交道时,达成共识就很难,有了共识要共同执行就更难。令完成可以是一个标志,令完成肯定是个依附贪官的贪商,比赖昌星还严重,如果中美可以合作证明令完成有罪,将令引渡回中国,那说明合作反贪还有点成效,否则就是吵吵而已。

杭州峰会不得人心之处就是花钱太多。中国老百姓不高兴,外国政要也不高兴,也不符合你提倡的勤俭原则。吃个饭,那么多道菜,何必呢?中国还是很穷的国家,人均GDP还排在世界最穷国家的行列。老百姓还有很多温饱问题。看到这种侈华的场面,老百姓心酸,习老叔在天有灵,也不高兴。

今日之世界,主体是民主制度。只有中国一个大国,还在坚持专制。所以中国和世界总是格格不入。有事(如南海、东海)没事(如走红地毯)都是格格不入。中国的贪官,贪够了就往民主世界跑。他们在国内目无法制、横行霸道,但知道往有法制的地方跑,而且知道入境时要隐瞒党员身份。就凭这一条,美国就可以把这些贪官遣返回中国。

G20在北京成立了追脏反贪研究中心,这当然很好,在法律领域可以多吹进一点民主之风。民主世界对于贪污从何而来、如何有效防止,有完善的理论和行之有效的法律。今日中国铺天盖地的贪腐,谁都知道是中共追求绝对权力的结果。难道中共不知?刚建政时没有贪污,是因为有信仰。六四之后,信仰荡然无存,贪污腐化自然应运而生。你接班时的官场、商场,不堪入目。你想恢复信仰,怎么可能?马列主义本来就是错的。肃贪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步稳妥的民主化。舆论监督,有反对党,司法独立,官为民选,军队国家化,有了这五条,贪腐就没了。

你如请我回去研究反贪,肯定解决很多问题。我几乎是唯一一个拒贪而辞官的官。

苹果日报

杨建利: 习近平反腐的五个”虎”—— 兼析黄兴国、雷洋两案|公民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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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法治的社会,政治就是一台绞肉机,它绞杀薄、周、令、徐、郭, 绞杀黄兴国这样的官员,它更绞杀雷洋这样的平民,那么,试图以绝对权力控制社会而不是靠法治管理社会的最高领导人及其亲信,又能避开这台绞肉机的威胁吗?

2016-9-19

原中共天津市委代书记、天津市长黄兴国和北京“嫖娼”青年雷洋可以说是两个不搭界的人物,在习近平高度集权的。

2016年,在我看来,却同样是观察、分析习近平抓权、反腐以及未来中国政治的很好的切入事件。由于中共政治的封闭性和愈来愈严重的言论管制,要从看似复杂无序的政治事件中抽丝剥茧,厘清独裁者、权力体系与社会三者的关系并不容易,然而,有些事件的发生及其透露出的信息能为我们尽可能准确地分析判断中国现实提供特别的帮助。

反腐是习近平第一届任期的重要关键词,也极可能成为他十九大布局以及之后的任期中无法理顺的一团乱麻。

我用五个“虎”的说法来分析习近平反腐的方方面面。

一.打虎

在政治盟友王岐山的襄助下,习近平甫台就发起了声势和力度都超前的反腐运动。“六四”之后的近三十年里,腐败成为中共官场的主要特征,在这一时期传统意识形态破产,对官场整体腐败的宽容和利用成为中共控制社会精英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在全社会“闷声发大财”的潜规则之下,官场整体腐败的“好时光”基于政治共识破裂后以经济分赃来维持政治、经济、文化精英合作的前提,然而,对最高权力层来说,长期的严重腐败至少带来两个恶果:

其一,以权本位进行腐败为前提形成的利益集团,其长期的分赃游戏必然造成以官带商的团团伙伙,嵌据于政权结构中,这是习近平执政伊始所面对的中共权力碎片化的现象。越来越肆无忌惮的腐败行为形成了以政治寡头为首的不同利益团体,比如周永康家族及羽翼,据传周本人贪腐上千亿;比如薄熙来,虽然他本人未必如此富有(也许因为有更大的政治追求),但在其卵翼之下,形成了徐明“实德系”这样的财富王国,其财富的最高控制者并非浮在面上的那些白手套,而是站在政治权力最顶端的寡头“老大”,薄熙来可以在面临政治危机时悄然动用徐明的专机回渝处理紧急事务,薄熙来倒台后,经营多年的实德系却也轰然倒塌;再比如徐才厚,直接导致其彻底失势的事件则是其关系人赴港处置至少上百亿的资金被曝光……由此可见,腐败所形成的巨大利益与其政治代表人物的权力相互结合,形成了一个个“国中之国”,这对依赖高度集权维持统治的中共政权的最高层构成了极大的危机。

其二,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之下,继续以宽容甚至纵容腐败的方式对政治、经济、文化精英进行收买,其成本也开始为中共政权难以承受,粥少僧多,至少要把一些“僧”清除在分肥圈子之外。

因此,以打虎为主要特点的习氏反腐,首先起到的是打击中共寡头统治而行帝王集权的作用,要解决胡温时代“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权力碎片化危机,从政治、经济两方面打击寡头体制下山头林立的利益团伙,就要求习近平不得不反腐,不得不“打虎”。

在官场整体腐败的情况下,全面反腐意味着与整个官僚阶层的决裂,如果下大决心这么做,那就必须在官僚阶层之外寻求支援。显然,帝王、官僚、民间三者当中,最高层的全面反腐必须引入媒体监督、民间参与等,非此不足以对整体官僚阶层构成足够压力和制约。然而,“六四”之后政府与民间的对立由来已久,彼此不信任已深入骨髓,对中共政权来说,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等政治寡头及其附属利益团体最多造成中共权力的碎片化,而民间力量对政治的参与则可能导致专制权力的碎末化,所以习近平在打虎伊始,就十分警觉地限制和排除了民间的参与,避免把“反腐”演化成“反党”。他一方面让中纪委以东厂、西厂的法外秘密办案方式打虎,一方面通过刘云山控制的宣传系统,一再收紧对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的控制,让反腐运动成为习近平指导下的王岐山书记的独角戏。

由于反腐和打虎的目的主要是解决中共权力碎片化的危机,在不可能全面反腐的情况下,习近平的反腐的动机主要是针对最具离心力的寡头力量,也就是说,对习近平这个最高权威构成直接威胁的薄、周、令、徐、郭等寡头及其利益团伙。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几年的反腐中,打虎主要集中在政法系、石油系、山西、四川、江苏、江西、云南、辽宁、重庆、新疆,其它领域和地区的打虎只是零星个案,考虑到中国社会各领域、各省市自治区的高度同构性,我们只能说这种反腐是有针对性、选择性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副总理汪洋本人似乎平安无事,但作为胡温时代与薄熙来的重庆争相辉映的广东,也成了这次反腐的重点地区,同样表明习近平对自叶选平时代起就具有较强离心力的广东地区的防范。

二.骑虎

站在习近平的立场来看,在胡锦涛“和谐社会”的思想之下,胡温时代形成了寡头权力及其附庸利益、方向分散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习近平就无法有效地控制中国政治、经济,以应对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尖锐化的社会矛盾。由于十八大之前“以退为进”的政治赌博的成功,习近平在打击薄、周、令、徐、郭等政治势力的权斗中,少了江泽民、胡锦涛的制约,基本上没有遇到大的阻力。但是,打虎的结果自然是制造对立面形成了新的尖锐矛盾,于是我们看到,习近平很快改变了上台之初轻车简从的风格,而代之以罕见的超级安保手段,这一点在杭州

G20会议期间达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

与此前江泽民对赵紫阳,胡锦涛对曾庆红的防范不同,习近平时代还面临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他同时要防范江泽民、胡锦涛这样的老皇帝,还要防范李克强、薄熙来、李源潮、令计划、胡春华、孙政才等众多的前朝“废太子”或潜在“废太子”。我们看到,习近平的反腐是集权、再集权的过程,这一过程使他八面树敌,他们伺机集结以“老皇帝”或“废太子”为旗帜展开反扑。习近平一旦失手,对其个人来讲,后果远比权力碎片化还要可怕。所以,习近平面对的政治压力是外人难以想象的。

政治上打虎、经济上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政策,同样出于习近平尽最大可能控制政治、经济权力的需要,与江、胡二代一团和气的各自发财不同的是,虽然习近平未向官僚阶层全面宣战,但他的打虎行动在官僚阶层中已经制造了太多的政治敌对力量,虽然这些力量被政治高压暂时控制,但其蕴含的政治反弹力是习近平绝对不敢大意的,习近平是个敢得罪人的政治人物,并且也得罪了太多的人,所以,他的选择性打虎行动只能继续下去,只要出现政治上的离心力量,哪怕这些离心力量并不是意识形态意义上传统的“敌对势力”,习近平也必须加以清除。晚年黄永胜在回答家人有没有过加害毛泽东的想法时,回答说绝对没有,如果有,机会多的是。对于帝王来说,高层的离心者永远是最主要的危险。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尽管提出了多得眼花缭乱的口号,在经济决策上,他并未显示出任何治国能力,“反腐”行动也未能真正惠及大众,在官场气氛噤若寒蝉和言论不断收紧的情况下,下层民众对习近平越来越失望,而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几乎无所不能的“饱学之士”——习近平——在

G20会议主旨讲话中的“宽衣”之举,则极大伤害了官方媒体“大树特树”的光辉形象,这可能是最终导致习近平政治破产的开始。

由于官僚阶层的抵触和民间评价的降低,习近平虽然成功打掉了几个直接挑战其权力的寡头团伙,但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却处在紧张乃至逐渐恶化的危境中,这就决定了他还要一直战斗下去,停下来就意味着示弱,示弱就等于向政敌发出反扑的信号。所以,习近平必须一直将“反腐”进行下去,才能维护其最高权力的稳固和权力体系的稳定,想收手都难。此乃习近平从打虎到骑虎的必然逻辑。骑虎难下也。

三.纵虎

如果黄兴国在2015年8.12天津大爆炸事件后下台,不会象今天这样令人感到吃惊。但在高喊“从严治党”、“走群众路线”的习近平时代,反倒没了孟学农那种为恶性事故担责的省级高官。如今黄兴国虽然下台了,但他不是直接为8.12事件下台的。人们看到的是,即使发生了8.12事件,黄兴国似乎仍然作为下一届政治局委员的热门人选被储备在天津。

缺少深厚政治根基的原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在福建有过三年省委书记的历练,担任天津市委书记两年后,突然上调中央,接替令计划担任中央统战部长,这是

1949年以后第一次由政治局委员兼任统战部长。令计划在两年多的统战部长任期内,政治上早已失势,根本无法、恐怕也无意在统战系统培植力量,仅就统战工作的需要而言,这一任命并没有足够充分的理由,天津市委书记的职务,一般来说也比中央统战部长更为重要,李瑞环、张高丽都是从天津市委书记直接升任政治局常委,而中央统战部长从无这样的机会,因此,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为当时的天津市长黄兴国腾位子,按照中共高层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规矩,到十九大时,1950年出生的孙春兰已经超龄,而1954年出生的黄兴国还可以干一届。

我们无法确切获知黄兴国的政治背景和后台,但可以肯定地说,他与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等人没有什么渊源,倒是在宁波市委书记任上,与当时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有过一年的工作交集,而他与现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之间的直接上下级关系时间更长一些,我只能大致猜测,他的主要靠山是张德江,次要靠山是习近平,但在

2016年对习近平的造神运动中,黄兴国是最早喊出“习核心”的省级干部之一,显示出他在政治上对习近平的效忠,而对习近平来说,由于其主要亲信官位尚低,正值十九大前的卡位用人之际,黄兴国至少应当算是他可以倚重的人物之一。

在面向十九大的政治派系划分中,黄兴国可以算做“之江新军”的成员之一,所以他一度创造了一个记录,那就是以市长身份代理市委书记长达

21个月。由行政长官长期担任代理党委书记,在中国政治中是比较少见的,一旦这样的情况发生,那就基本意味着该行政首长即将更上层楼:河南省长卢展工担任代理河南省委书记九个月后,升任河南省委书记;新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乐泉担任代理书记十五个月后升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如果没有8.12之意外的话,黄兴国将是未来的天津市委书记,并在十九大后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而步入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

然而,当习近平用反腐的手段把政敌清除的差不多而官场只剩下“自己人”的时候,“自己人”的团伙之间的内讧则风生水起,内部分赃成为一个比斗争外敌更加棘手的难题,这是政治斗争的规律。

在8.12爆炸事件后,对习近平来言,即便再有意袒护,扶正黄兴国仍是一个难为之举,因为实在难以服众,更何况他绝不缺少觊觎天津市委书记高位伺机卡位的“自己人”。大爆炸刚过,民间舆论开始传言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将赴天津接任市委书记,而李鸿忠也是下一届政治局委员的热门人选,和黄兴国一样,他也是最早喊出“习核心”的省级干部之一。一旦李鸿忠如传言所说担任了天津市委书记,那么,回归市长本分的黄兴国想在十九大上更上层楼就成为不可能。现在看来这是习属意的,对习来说这只是十九大布局中的调配,然而对黄兴国来说却是权力保卫战、政治前途肉搏战。

传言似乎只是谣言,李鸿忠迟迟未到天津,黄兴国则继续担任代理市委书记一年多时间。传言却又不只是传言,李鸿忠还是来了,但此时的黄兴国却连市长的位子也做不了了。

自十八大以来,没有任何一个省市自治区党政一把手纯粹因为腐败问题下台,为什么这个“例外”是黄兴国?此前传言中迟迟不来的李鸿忠,为什么又偏偏在黄兴国倒台后迅速填补了天津市“老大”的位置?如果要我找到一个较为合理的答案,我只能说,围绕这个位子的争斗,黄、李二人及其背后的力量,一直有一场激烈的争斗:李鸿忠志在必得;黄兴国全力防守,这不仅关乎下一届政治局委员的位子,还关系到一个脸面问题,已经没有退路。他之所以能这样抵抗,原因大致是他自认为是“皇帝的人马”。很可能,当李鸿忠的力量开始占据上风,黄兴国采取了一些破坏“政治规矩”的做法,办法可以有很多,比如拉帮结派向中央施压(作为在天津工作长达十三年的实际上的一把手,他有能力这么做,也很容易找到支持者),比如以撂挑子的方式向中央发泄不满情绪,甚至,黄、李二人及其追随者各自搜集对方的腐败证据,展开一场告状恶斗……

黄兴国抵抗一年之久,显然是李鸿忠最终在最高层获得了支持,于是,皇帝跟他的眼里的这个不懂事、没有大局观、阻碍他十九大布局、破坏“政治规矩”的黄兴国翻脸了,于是,黄兴国一败涂地,不仅再也无法得到原本看似唾手可得的市委书记位置,连市长的位置也保不住了,成了中纪委的阶下囚。

然而,与被打掉的“老虎”黄兴国一样,网络上关于李鸿忠的腐败传闻并不少见,但是,中纪委不查,李鸿忠就是党的好干部,在天津他就是党的化身。李鸿忠、黄兴国的关系显然绝非“化身”与“老虎”的关系,而只是政治斗争胜利者与失败者的关系。

如果黄兴国面对李鸿忠的咄咄攻势主动示弱,老老实实回来担任市长,他会被查吗?未必。对那些政治上得势的官员来说,腐败算得了什么!今天,除了中纪委,又有几人清楚黄兴国的违纪腐败的事实?可是,黄兴国一朝被查,整个天津官场,马上就是一片拥护声音。

近日,中纪委网站发表由案件审理室主任罗东川撰写文章,强调中纪委下一阶段的工作重心,将从“把大量精力放在贪腐问题、重点关注违纪数额的惯性”,转变为“更加注重对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及落实两个责任不力问题的审理”。而从对原辽宁省委书记王珉的查处所透露出的信息可以看出,其腐败问题并不突出,问题出在“没有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公开妄议并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李鸿忠就职天津市委书记的首次亮相中,就贯彻落实中央决定提出四点要求,强调讲政治、加强党建、维护稳定、发展经济,却完全没有提及反腐,在此后召开的首次天津市委常委会议上,李鸿忠强调要以黄兴国涉嫌严重违纪为镜为戒,反面教材用足用好,显示他对黄兴国带有强烈的怨气和不满,可是在这次讲话中,他仍然一字未提黄兴国涉嫌腐败,只是一再强调“四个服从”,强调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如果黄兴国被抓的真正原因是腐败,李鸿忠不会对此不置一词。这些都足以确切表明,权斗只是权斗,是否腐败根本不是重点。

于是,对那些政治上正确紧跟、懂事有“大局观”的高官来说,腐败且可继续,此为纵虎是也。另外,习近平虽然反腐而至骑虎难下,然而,对皇帝来说,反腐之虎仍有妙用,纵反腐之虎不仅可以帮他清除政敌,也可以帮他解决皇帝人马中团伙之间的内讧,这是此段所冠“纵虎”的另一层含义。

四.养虎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越来越清楚看到,在习近平第一届任期中,雷洋案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嫖娼”青年雷洋的案件一度引发舆论高度关注,却又戛然而止,在宣传系统的高压控制下,再也听不到一点声音。自江泽民时代起,由于印刷技术的改进和网络传播的发展,引发媒体强烈关注的案件不时爆出,但就广为重视的案件而言,比如“大竹事件”、“瓮安事件”、“石首事件”、“邓玉娇案”等等,罕见雷洋案这么恶劣的案例。

雷洋案的恶劣之处首先在于,雷洋的被害是一个完全没来由的冤案。足够多的信息表明,雷洋仅仅是因为急于赶往机场接人而在按摩房门口走路过快而引起了“抓嫖”警察的怀疑,雷洋被抓后,北京警方的铁拳没有给他留下活命的机会,可能短短几十分钟(甚至更短)雷洋就已丧命。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表明雷洋嫖娼,而基于公开的信息简单推理就可以证明雷洋没有嫖娼的时间。也就是说,冤死的雷洋没有任何一丁点的过错。

但在雷洋死后,警方、按摩房、电视媒体联合栽赃,证人(按摩女)、证物(包括避孕套和精液)俱在,一时间雷洋嫖娼几乎成了铁板钉钉的事实。黑白完全颠倒。

之所以说雷洋案是一个标志性案件,还在于当雷洋被栽赃“嫖娼”的时候,媒体大言炎炎,而当谎言被并无侦查手段的民间戳破后,在宣传部门的高压之下,所有的报道都消失了!所有的法律程序都停止了!

百分之百的冤枉,百分之百的无助!百分之百“违纪”违法的典型!

请注意,这个案子发生的背景,是北京警方统一部署的扫黄行动,这一行动的最高指挥者,是从福建时期就紧跟习近平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王小洪。雷洋案件的真相一旦被揭开,北京警方扫黄行动的做法就会受到质疑,这种质疑必然伤及王小洪的政治声誉,而北京市公安局长的职务,对习近平来说,无疑是极具重要性的。

就在雷洋案被压下的同时,王小洪升职,担任公安部副部长并继续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一个百分之百的恶性冤案,一点都不伤及王小洪的政治前途。在没有对家属、对公众做出最基本交代的情况下,雷洋案在国内媒体报道中被彻底压了下来。

如此恶劣的做法,在江、胡时代都难以看到。

和黄兴国、李鸿忠一样,王小洪也在抓权,不同的只是权力层次。但当这种对权力的获取完全罔顾法治,并且以压制舆论监督为前提的情况下,权力带给任何官员的,都是为所欲为的霸道。如果说对黄兴国

8.12责任的放弃追究是纵容,对王小洪的保护乃至奖励则是彻头彻尾的养虎之举。

我们必须看到,自十八大以来的权力斗争,不仅仅有帝王对部分官僚权力的剥夺,更多的是对民众权利的剥夺。在社会最无力进行监督的权力领域,一定产生最严重的腐败。从这个角度看习氏权斗,可以让我们看到更多,也就能明白雷洋案为什么是习近平时代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当统治者用集权的淫威而不是限权的机制反腐整治官吏时,得到强化的不是官吏自觉奉公守法的意识而是集权和皇帝人马的飞扬跋扈和无法无天。“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化”之所以成为老生常谈是因为它对人性总结的精当,假如我们相信这个结论,那么我们就会预见,皇帝和皇帝的人马中将惊爆出比“薄、周、令、徐、郭”更令世界瞠目结舌的腐败滥权丑闻。养虎必然为患。毛泽东和朝鲜金家,均殷鉴不远。

五. 圈虎

美国总统小布什说,要把权力关进笼子,习近平掌权之初,也说要把权力关进笼子。权力只有被关进笼子,才能受到限制。但小布什的笼子和习近平的笼子显然是不同的,小布什的笼子是民主与法治的制度,习近平的笼子是罩在官员头上的皇威。小布什笼子里的权力只能忠于人民,而习近平笼子里的权力是要忠诚于皇帝。当习近平说要将权力关进笼子的时候,他没有说主语,当小布什说讲权力关进笼子的时候,他说“我是站在笼子里对你们讲话”,他自认为是“关进笼子里面”的宾词,而暗含其主语是拥有民主权利的人民。

民众对权力的监督,结果是法治;皇帝对权力的收紧,结果是独裁,而当皇帝对权力进行收紧的时候,如果同时伴有对权利的收紧和剥夺,那么,其结果必然走向更残酷的暴政。在专制社会中,普通民众是弱势者,而官员权力即使受到皇权的约束,面对权利被一再剥夺的普通民众,仍然具有无比强大的作恶能力。权力的集中和民众权利被剥夺程度的加深,最终会导致更严重的腐败。而权力集中对民众利益的侵害,远不止官员腐败这一项,比如说中央集权体制之下,收税能力的提高,可以导致民众负担的“合法”加重,军事开支增长和各项劳民伤财工程的实施,也会比寡头统治时代变得更为容易。毛泽东时代官员腐败的绝对程度远没有今天这么严重,但是最高权力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将绝大多数中国民众牢牢锁在贫困的地狱当中。

黄兴国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但我们不要忘记,就在他担任天津市委代理书记的最后一年,在他掌控下的天津政法系统配合最高权力对维权人士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绞杀,胡石根、周世锋、翟岩民、勾洪国在这里受审,王宇在这里被迫悔过,李和平、王全章等律师依旧被天津警方超期羁押。尽管

709抓捕维权人士案的始作俑者不是黄兴国,但天津出面对全国范围内维权人士进行抓捕和处理,未尝没有黄兴国的参与,毕竟,对709案件的处理,需要公检法司共同合作,作为天津市委代理书记,黄兴国至少参与了协调工作,我猜想,中共之所以将维权人士关押在天津,未必没有黄兴国政治上可靠这一考量。

如今,连公检法都没有出面,黄兴国就和王全章、李和平一样“失踪”了,尚未定罪,天津官场和举国媒体又是一片喊打之声。请不要忽略,此时,黄兴国被剥夺的不仅仅是权力,还有他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

四年来的事实已经表明,打虎不能反腐,反腐只求打虎,这一切只是为了权力向最高统治者手中集中的需要而已。权斗的矛头并不仅仅指向薄、周、令、徐、郭及其余党,至少从黄兴国一案中我们可以看到,专制社会中的政治斗争不仅仅是帝王与离心者之间的较量,同样也是忠诚于帝王的各种派系官员之间的较量,当这种较量发展到无法调和的阶段,它只能以一方被宣布“腐败”收场,而帝王即使扫清了一切政敌,权争也不会只限于帝王与其政敌之间,由于权力不受法律的明确界定,恶性权争也就在所有的权力层面永远存在,帝王则无时无刻不得不亲自担当“打虎”的责任。在民主法治的国家,反腐是制度的自然功能,在独裁的国家,反腐是帝王殚尽竭虑的工作。

李鸿忠、黄兴国不是周永康的人马,不是薄熙来的人马,不是令计划的人马,而是习近平可以接受、甚至都很信任的人,这场斗争不再是围绕十八大所发生的政治斗争的延续,而是围绕十九大布局所进行的争斗的显现,这不是习近平与政治对手的恶斗,而是习近平亲信之间的恶斗。

没有法治,恶性权斗将永无终止,高层的恶性权争随时可能让政治出现戏剧化变化,而平民的基本权利乃至生命则随时可以被无辜剥夺,不过这基本不在那些争权夺利者的视线之内。

没有法治的社会,政治就是一台绞肉机,它绞杀薄、周、令、徐、郭,

绞杀黄兴国这样的官员,它更绞杀雷洋这样的平民,那么,试图以绝对权力控制社会而不是靠法治管理社会的最高领导人及其亲信,又能避开这台绞肉机的威胁吗?

2016年9月18日 D.C.

yingb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