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秘密战争, 究竟发生了什么?(下)|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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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来,中共军队进入城市镇压民众抗争的事件,迄今发生过两次,一次是1959年的拉萨,另一次是1989年的北京。中共处理这两个事件的方式有很多相似之处。”——李江琳

罗四鸰 2016年6月22日

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签订,中共开始在西藏建立政权,并对西藏进行“人民民主改造”。

2012年8月,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中铁沟,1958年”兴海东南部围歼战“的主要作战地点之一。

题图: 1959年3月21日,西藏南部,时年23岁的达赖喇嘛骑着白马在逃往印度的第四天。Associated Press

 

然而仅仅8年后,“拉萨事件”爆发:1959年3月10日,数万藏人包围达赖喇嘛所居住的罗布林卡宫,阻止他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地看演出。在中国官方历史中,这一事件被称为“西藏叛乱”,在藏人的叙述中则是“抗暴”或是“起义”。拉萨事件发生一周后,达赖喇嘛秘密出走。3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轰拉萨城,“拉萨事件”演变为“拉萨战役”。

1959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官方历史总是语焉不详,藏人的叙述难免支离破碎。留美独立学者李江琳自2004年开始致力于西藏问题研究,2009年她辞去在纽约皇后区图书馆的工作,专注于研究当代西藏史。一方面她研读中国官方出版的藏区县志和州志、军事志和当年的报道,以及各种相关文献资料;另一方面,她走访印度和尼泊尔的17个西藏难民定居点,采访了300多名来自西藏三区(指安多、康区、卫藏三区)的难民,多次采访达赖喇嘛。

2010年《1959:拉萨!——达赖喇嘛如何出走》在台湾和香港同时出版,该书详细介绍了1959年拉萨事件和达赖喇嘛出走始末。2012年《当铁鸟在天空飞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在台湾出版,再现了半个多世纪前发生在西藏高原上的鲜为人知的战争。2014年《藏区秘行》出版,记录了对藏区秘密战争历史现场的一一寻访,展现了一个历史与现代交织中的西藏。三部曲前两部英文版将陆续推出,第一部《1959:拉萨!——达赖喇嘛如何出走》英文版《Tibet in Agony: Lhasa 1959》将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今年10月推出。

Courtesy of Li Jianglin

2012年8月,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中铁沟,1958年”兴海东南部围歼战“的主要作战地点之一。

李江琳,江西南昌人,红色家庭出身,父母均为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成员。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1987年获山东大学美国文学研究所硕士学位,1988年留学美国,先后获得波士顿布兰戴斯大学犹太历史硕士和纽约皇后学院图书馆学硕士学位。

近日,李江琳通过电话和邮件接受了采访,根据她所进行的调查,她谈到了中共政策50年代的转变怎么导致“西藏起义”,达赖喇嘛的出走为何属于无奈选择,以及五十年代西藏发生的秘密战争。采访经过删减和编辑,分两部分刊载。以下为下半部分。

问:藏人包围罗布林卡宫七天后,达赖喇嘛出走,他真的别无选择吗?

答:达赖喇嘛最初的决定是到山南。当时解放军并没有控制山南,他想在山南呆下来,然后再和中共谈判。当时他还不知道,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来一场“总决战”解决西藏问题,毛已经不耐烦去一步一步通过统战来改造西藏了,想通过军事行动一步到位。达赖喇嘛不知道这一点,他以为只要他离开,就可以避免流血,避免一场屠杀。到了3月22日,他才知道拉萨战役的消息。此时拉萨战役已经结束,拉萨已经遭受屠城。他知道不可能再按原计划进行,只能去印度避难了。

问:关于达赖喇嘛的出走,有两种说法颇为流行:让路说,即达赖喇嘛是毛泽东有意放走的,和挟持说,即达赖喇嘛是被”叛匪挟持”带走的。这两种说法可信吗?

答:让路说其实是一个很晚的说法,我仔细追查过源头,正式出来是在1990年代。其实最权威的资料是《杨尚昆日记》,杨在日记中记下了黄克诚带来的毛泽东指示,其中一条就是尽可能不要让达赖喇嘛走,然后才是“一旦走了也没关系”。几个小时后,达赖喇嘛就走了。他们都不知道达赖喇嘛什么时候走的,怎么可能让路呢?达赖喇嘛出走的路线都是头天晚上决定第二天如何走的,藏人方面有很多资料证明这一点,所以不可能是让路。挟持说完全是编出来,这是对外的宣传。一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出走到印度寻求政治庇护,这怎么对外交代呢?就只好说挟持。达赖喇嘛出走是不是CIA策划的?我曾问过达赖喇嘛这个问题,他一口否定。他说完全是他自己做出的决定。达赖喇嘛途中遇到CIA电报员,是出走几天后的事情。这位电报员也只是把信息传递出去,并没有传说中的“CIA派飞机”之类的事。

问:为什么毛泽东要打拉萨战役?

答:毛泽东一直希望西藏能出点什么事情,以便推翻“十七条协议”,迅速开始在西藏的“改造”过程。“拉萨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总算等到了政治上的主动。”也就是说,毛泽东一直在等待一个对他有利的时机。

1958年青海省循化县藏民暴动,即“循化事件”。在这个事件之后到1959年1月22日,毛泽东有过几个批示。在这些指示中,还可以发现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想法一个重要概念,那就是“练兵”,通过战争来“练兵”、“让我军锻炼得很能打”。2008年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解放军五年藏区平叛的艰苦岁月》,其中也提到在1956年到1961年,解放军在青藏高原通过5年的“艰苦平叛,终于获得了辉煌胜利,并由此获得了高原作战中使用各类武器的特殊经验”。其实不止5年,中共军队在玉树的军事行动到1962年7月才结束。

1950年代,苏联淘汰了一批军事武器图纸给中国,虽然是淘汰的,但在当时中国还是最先进的武器,称为五六式、五四式、五九式等武器,比方说,五四式122mm榴弹炮,就是“拉萨战役”中的主要武器之一,还有五六式火箭筒也在西藏用过。斯大林给毛泽东的10架图-4远程重型轰炸机的第一次实战,就是轰炸理塘、巴塘和乡城的寺院。

1956年3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两架图-4重型轰炸机从陕西武功机场起飞,携带着多枚重型炸弹飞临中国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当地最大的寺院理塘寺上空。这是图-4轰炸机第一次进行轰炸。当时理塘的藏人都没有见过飞机,没有一个词来称呼它,看见一个像大鸟一样会飞的东西,往寺院扔东西,也不知道那个东西叫炸弹,大约有2000名藏人在理塘寺镇压中死伤。

问:毛泽东为什么要练兵?

答:毛泽东需要一支“很能打”的军队牢牢控制西藏,同时震慑周边国家。1962年3月,在西藏的战争结束,1962年10月,中印战争开始。当时报道形容中国解放军势如破竹。当然势如破竹了,这些军队在高原上已经练了6年。像丁盛的部队,是1958年直接从韩战战场下来到甘肃青海镇压藏人和回人反抗的。1959年去西藏镇压藏人,打完之后撤回四川。1962年又去打印度。1959年到1962年三年战争期间,总政总参总后,以及全国的各军事院校都派人去西藏观摩体验,总政看如何做群众工作,总参学习需要什么样的战略战术,总后看需要什么样的装备等等。所有的这一切都在那场战争中实现。

问:从1955年到1962年,藏区像这样的“叛乱”或是战役有多少场?

答:藏民的反抗是一波一波的,第一波反抗是1955年的迪庆,之后甘孜、阿坝、甘南、果洛、玉树、海南、黄南等地,都发生了较大的反抗,也都遭到军事镇压,接下来才是西藏。战争在青海那边尤其惨烈。如1958年6月的柯生托洛滩战役,发生在今天的黄南自治区那里,甘南玛曲县和青海河南县交界的地方。当时在那个黄河滩上聚集了大概7000到1万的藏人,几乎全是逃亡的手无寸铁的百姓,包括妇女、儿童、老人、僧侣等。他们打算渡过黄河,逃到甘南去,在拂晓的时候,被解放军包围,打了整整一天,再比如中铁沟,在一个山涧里,解放军用了飞机和大概六个团的兵力打一群聚集在那里的藏人。这些被打死的人全部是逃到那里躲避的牧民、农民、僧人,解放军打完仗往上报的时候都说成是“叛匪”。

由于资料不足,没法统计整个藏区有多少场战役。我只统计了1959年到1961年底西藏自治区范围内发生的战役。在这里一共发生了12场战役。西藏军区编的一份机密文件里有一个统计数字:在现在的西藏自治区,一年半内藏人死伤被俘8.7万人。不过,一场“战役”通常包含不同规模的战斗,根据公开和内部的官方出版物,我统计出在这六年中,中共军队在全部藏区的大小战斗有1.5万多次,这还是不完全统计。

最近我在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一份机密文件中看到一个数据,在1956年到1962年这6年中,解放军在战场上“歼灭”的藏人达45.6万多人。外逃人数:《纽约时报》1959年5月14日报道11500藏人进入印度,也就是说,“拉萨战役”一个多月后,进入印度的逃亡藏人就有1万多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进入尼泊尔、不丹、锡金的人数,以及在途中被追击的解放军打死或因其他原因死亡的人数。

资料和田野调查显示,这些难民大多来自四川藏区和现西藏自治区,来自青海、甘肃、云南的藏人很少,因为他们逃出来更不容易,要过黄河,进入西藏后转到印度,路途更远。我曾经采访过几位从安多地区逃出来的藏民,他们走了一两年。

问:你在《1959:拉萨!——达赖喇嘛如何出走》前言中说到,“1949年以来,中共军队进入城市镇压民众抗争的事件,迄今发生过两次,一次是1959年的拉萨,另一次是1989年的北京。中共处理这两个事件的方式有很多相似之处。”有哪些相似之处?

答:这两场屠杀相差30年,确实有些相似之处。首先,屠杀的对象是平民。1959年,藏人中唯一能算得上是正规军人的是藏军,他们当时的总数只有3000多人。1959年3月,他们有武器,但没有指挥,他们的指挥系统处于瘫痪状态,所以只能各自为阵,有的打,有的投降。在整个“拉萨战役”中,被解放军炮火屠杀的绝大多数是平民。在持续两天的战役中,据中共统计数字,解放军死亡是60多,藏人是500多。

其次,在这两场屠杀中有一个很积极的角色或是决策人,那就是邓小平。1959年,邓小平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他积极参与了“拉萨战役”的策划。在3月10日到16日之间,中共西藏工委常委、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跟达赖喇嘛彼此有过三封往来的信。第三封信虽然署名是谭冠三,其实是邓小平写的。

第三,两场屠杀都达到了他们的目的,通过军事镇压粉碎了民间的所有反抗。拉萨当时起来反抗的是下层,而不是上层。

当然,它们之间也有不同点,最大的不同就是,对1959年的藏人来说,这是一个外来政权对他们的屠杀。那场镇压虽然中共在军事上胜利了,但留下的后果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的,藏人依然在反抗,差不对每一代人都在以各种形式反抗。虽然镇压看上去暂时奏效,但民间积累了一定能量后,反抗又会再度爆发。

问:如今藏人自焚事件与这场战争有多大关系?

答:这可以说是当年战争的一个后果。中共非常迷信军事力量,迷信暴力,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然而藏人的反抗也是一直在进行的。反抗什么呢?反抗一个外来政权对他们的占领和改造。我曾经做过一个地图,将西藏三区1956年到1962年战争最惨烈的地方标示出来,与网上下载的自焚发生地点的地图比较,发现二者有着惊人的重合性,也就是说,自焚多的地方正是当年战争最惨烈的地方,像安多地区。

至今外界对那段历史知之甚少。很多老一辈的人也不愿提,因为实在是太恐怖了。2012年,我曾到青海尖扎县的一座著名寺院,当年的废墟已经没有多少了,寺院的僧人大多是中年人和年轻人,对当年发生的事知道的很少。我问年轻的喇嘛,有人知道1958年的事情吗?他们指着一个看上去80多岁的老人,说经历过1958年事件的人只剩这一位老僧人了。我问他愿意接受采访吗?那位老人坚决不肯。我回去之后,就看到新闻说,政府把这个寺院殿堂里达赖喇嘛的照片全部没收了。

问:你的书出来之后,有没有受到批评和责难,尤其是来自中国官方的?你个人生活有没有受到困扰?

答:来自各方的批评和责难是不可避免的,批评帮助我更加严谨地分析和考证资料,更加注重细节的真实性和事件之间的逻辑关联。中国官方没有直接反应,他们只是立刻把我的书列为禁书,并且屏蔽微博上的相关评论。2012年夏天我“潜入”四川、青海、甘肃藏区后,他们取消了我的探亲签证。对我的个人生活而言,无法回去看望84岁高龄的母亲,当然是令我困扰的事。

问:你个是达赖喇嘛的信徒吗?

答:这个问题用“yes”或“no”来回答可能会引起误解,我想多说几句。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唯物主义的红色教育下长大的,我在中国从未受过有关宗教的教育。1988年我进入布兰戴斯大学学习犹太历史,自然避不开宗教方面的内容。我在课堂上精读过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典,以及系统的宗教学知识。在以后的十来年里,我接触了世界三大主流宗教,甚至一度加入过纽约著名的印度教团体。我也研究和修习佛教禅宗,练习瑜伽,打坐冥想。但是在宗教问题上,我的态度一直是开放的。宗教史的知识、宗教学的理性和个人的灵性信仰及修为,是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两个方面。达赖喇嘛常说的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各种宗教的不同之处一目了然,人类宗教的相同核心价值却需要我们去共同寻找。我想强调说明的是,我对当代藏史研究并不是源自于对藏传佛教的信仰,也不是基于反共的立场,而是出于基本的人道主义立场和对普世价值的认同。

问:你出身红色家庭,如今的研究可以说是一种“背叛”,你有没有对此感到困惑?

答:曾经有过一点吧。我母亲属于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大队的,南昌解放第六天,她就到了南昌。我父亲是新四军系统的,皖南事变后,他北撤到东北,然后又南下到江西。他们是江西第一批建政干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确实是从小被培养成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不过,当我研究越深,我就对那场“革命”的否定越彻底。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和父母之间的亲情,他们处在他们的时代中,我处在我的时代中。我跟我的一个哥哥关系非常近,他的政治观点却跟我正好相反。几年前最后一次回家,在家那些天,我哥哥忙着准备课件,向民众解释“中国梦”;我忙着整理在藏区各地采访来的资料。我母亲看着我们两个,叹口气,说我们家出了一个接班人,一个掘墓人,哈哈!

罗四鸰,自由撰稿人,现居美国。

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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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雄: 深圳杨美村公民聚餐遭大抓捕略记|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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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号晚,居住在深圳龙岗区杨美村的几位公民朋友相约到五和餐厅聚餐。第二天中午,五和派出所两男一女拿着公民肖兵与李火焱的相片到该餐厅给服务员确认后,就去肖兵等的住宿地杨美村,把租住在二楼的邓洪成、肖兵、王威、沈力及到深圳借住该宿舍的李火焱等五人先行抓捕。丁岩、王军、董凌鹏前去找人,也一同被拘押。这一次深圳大抓捕,是中共当局再一次对大陆公民类组织化通联聚餐的镇压,显示中国道路以目的恐怖统治如大山压在每个争取民主的公民头上。

2016-12-12

11月14号晚,居住在深圳龙岗区杨美村的几位公民朋友相约到五和餐厅聚餐。第二天中午,五和派出所两男一女拿着公民肖兵与李火焱的相片到该餐厅给服务员确认后,就去肖兵等的住宿地杨美村,把租住在二楼的邓洪成、肖兵、王威、沈力及到深圳借住该宿舍李火焱五人先行抓捕。丁岩、王军、董凌鹏则因联系不上他们,先后到宿舍找人,却一同有去无回,八人随即失联。

之后,王军尚在怀孕期的妻子自己或是与一位女公民去打听王军等人的消息,在龙岗区杨美警务室报案后,得到口头答复竟然是“王军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拘押。但此后,再无八人的相关消息,这与去年的709大抓捕律师事件是同一手段。虽然是同一手段,但人员却不同,因为这些公民既没有象那些律师、公民参与影响广泛的维权案件,也不是声名在外的公民领袖,等等。

虽然他们并非名声在外,但圈内人说圈内事,在圈内,他们似乎也是受到某些公民认可的。笔者也曾与他们中的一些人见过一次面,那是去年末,笔者网上认识的北方的一位公民朋友南下,他先在广州东莞等地走访,并无太大收获。因为他从中了解到,广州东莞圈内的公民朋友要么惧怕打压不敢见他,要么争吵过多,没有什么实事可干,等等。随后,他要到深圳去,其中要见的朋友就有邓洪成、肖兵等人。记得当时我也没什么事干,就顺便陪他去了一趟,因此,得以见到一众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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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杨美村因聚餐遭大抓捕的公民邓洪成委托书(网络图片)

当时,天气较为寒冷,大家就在他们居住的杨美村的出租屋的二楼烤火聊天。但大家仅仅都是一面之交,并不熟悉,因此,似乎也没太多话语可谈。毕竟大家谈民主之事,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中共抛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就有“民主”一词。但这二楼整一层里看上去居住了四、五个人,北方来的公民朋友见此,觉得人气可也是旺盛的,且没有之前在广州等地所见的争吵,相互之间和谐融洽,等等,对此可谓刮目相看,当面对他们大为赞赏。这次见面都是北方来的的公民朋友与他们谈一些民主圈内的琐事为主,并没太多可谈之处,我由于只是一名陪同人员,自然也没什么可说的,就主要是旁观。

北方来的公民朋友行程紧,与深圳的公民朋友们见过一面后,不日即又北上。而我与邓洪成、肖兵等也没有再行见面。虽然大家都加了微信,但相互之间住所离得并不近,所以一年来没有再见过面,只是在微信上还能看到他们发的微信朋友圈等,就知道大家都还在天朝底下活着。活得好与不好,大家并不知道。而我自己,是活得不好的那位,没有工作,也没有救助,更没有免费医疗,又生活在毒雾满天、毒水满地、毒食品满街等的环境中……与天朝民众大同小异!

在天朝活得艰难不说,突然之间就见到这些一面之交的公民朋友失联,倒也是觉得错諤的。并且,去找他们的公民也一并失联,此事看上去虽然没709等事件的“影响力“,但其实也不简单。

从这个事件来看,有两个问题:一,中共到底是惧怕他们什么,要来这样大的动作?二,公民朋友在这样恐怖的打压之下,应该何去何从?

上面说了,邓洪成、肖兵等人能够聚居一起,还比较和谐相处,没有各地公民常见的争吵多、联络少,没有各地公民的某些“恐惧”感,并且还能与各地公民朋友通联聚餐,等等,从这些方面来看,中共应该是害怕他们的类民主组织化,因为这样的聚居、通联聚餐等,表面上是毫无组织化可言,但却就是因为如此,在中共看来,必然是类民主组织化的,即使这样的“类民主组织”仅仅是聚居、通联聚餐、交流沟通,等等——没有干任何实际的现场围观、现场声援、现场举牌等等,但中共仍然感到威胁。

抓捕“类民主组织化”的“组织成员“,之前也曾经出现过,象张五毛事件就是其中一例。这个事件中,被抓捕的公民,也同样只在圈内大家略知,却并不象人权律师、民运领袖那样出名的。给他们栽的罪名则是团伙“颠覆国家政权罪”,甚至说他们欲“制造炸弹”……而事实上,张五毛等只是口头上聊到一些言语,并无实际的制造炸弹等的行为,警方拿出的“制造炸药的证据”非常无力……但张五毛已经逝去,一同被抓的公民也仍然系于监狱中,即使张五毛的亲人屡屡维权,却也被维稳拖延不理睬,此事了了……

较为出名的“类民主组织化”团队,则应该是秦永敏先生领头的欲到北京申请的中国人权观察团队、和平对话签名人(玫瑰团队),等等,其中“中国人权观察”是希望团队合法化的。但在中共当局把秦先生再度抓捕后,这两个“类民主组织”后续都没有什么进展了。

中共如此忌惮“类民主组织”,应该与其保护“政权”有关。中共成立共产主义“组织”武装夺取政权后,为“保护”夺取来的政权,一直是害怕有别的组织与其正面对抗,因此,中共不允许非由其“控制”的任何政治组织(现在的情况表明,包括类民主组织——类政治组织——也不容许)存在。况且,当今时代,中共在中国大陆已经民心尽失,与许多民众形成了敌对关系或准敌对关系,等等;在国际上,民主潮流滚滚而来,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有个实力强大的政治组织或“类民主组织”建立起来,必然对中共政权有巨大的威胁!中共尚有“力量”之际,必然除之而后快。

这一次深圳大抓捕,是中共当局再一次对大陆公民的“类民主组织”发出明确的信号,而这信号,在民运圈就象只能“道路以目”了,否则,每个公民都很容易就被抓捕,不能有类民主组织化的聚集聚居,不能有类组织化通联聚餐,等等,才可以避开可能的眼前厄运。如此,道路以目的恐怖如大山压在每个争取民主的公民头上。

那么,公民朋友们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够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当然,每个公民仍然可以在一些微信、QQ群里发些关于时事的新闻和闲谈言论,个人的总不会有组织或类组织化的嫌疑,另外,也可以做些系统化的工作如民生经济、反邪教罢学邪教的教育……等等的工作,这些既不会有类民主组织化的嫌疑,也关乎大家的切身利益,是可行的。

因曾经与邓洪成、肖兵等有一面之缘故,今见他们被抓捕而系于监狱之中,而大陆监狱环境的恶劣是众所周知的,适逢寒冬来临,更让人对他们的狱中生活感到担忧!

minzhu

曾伯炎: 毛氏专权之败能解当下维稳之危吗?|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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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治国,靠斗争,妄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他的快乐建在亿万人的血泪、死亡的痛苦之上。这种快乐,逆人的良心与人性,被胡锦涛破译为“折腾”。如果有人还想以斗来折腾祸国,来维稳专政,好像今天,已难有毛时代那些主客观条件,若将中国梦理想成毛的那种梦,还囿在毛那马克思加秦始皇的老梦里,恐只有恶梦了!

2016-12-6

当前,无论专权之严,禁言之广,出手之狠,都在向毛时代回归,效毛氏变党天下为家天下套路,议论颇多的是毛氏叫老婆用文革小组进行了政变,而习氏以10个以上小组,仍未使政治局作废,毛氏好斗,用红卫兵斗走资派,习氏以纪委斗贪腐型的走资派,都是达到集权除异,专权立威目的。

中囯人为毛泽东混世夺权乱国祸民,付出过生灵涂炭共计8000万的代价,最后,他安排弱势华国锋过渡性掌权,权力必会转到强势的江青与毛远新之手。誰知,却全落空,两个亲属皆被关进秦城监獄,毛氏以政变开始的文革,仍被华国锋、叶剑英等以密埔四人帮的政变形式结束。其实,四人帮何尝不是做了毛氏的替罪羊,谁相信文革之罪,这四人可全承担?而江青在审她时也辨解她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叫她咬谁便咬谁呵。殷鉴不远,能再履覆辙吗?

啥时代了,毛那一套还能复活吗?

就是1970年,毛对再访中国的美国记者斯诺给自已的总结也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他这红色毛始皇,也还靠谱。但比他读马克思更多的斯诺这左派记者,还纠正说:毛应是斯大林加秦始皇。那么,今天在文革结朿40年,还能把毛尸炒热,秦皇复活,妄想中国再出个秦始皇式的X始皇,也只能是秦二世那样的短命皇帝了吧。

历史飞跃,已从老毛那农耕时代,跃过工业化时代,飞跃入信息时代了,还可能退回到农耕时代去重拾那些陈旧思想武器,应对新世纪吗?斯诺说毛泽东没有马列主义,只有三国演义,毛用三国那些谋略得逞,今日面对世界是春秋列国的形势。而世界一体化的现实,思想还停留毛时代,说不定中南海那些充诸葛亮摇鹅毛扇的,已是蒋干那种赝品智囊哩。因毛在世一贯反智,中国已缺智慧,多的是愚氓呵!

文革后期,毛总结他一生说:他只做了两件亊:其一是撵民国政权去了台湾,其二是搞了文化革命。说穿他这两件事,就是:打了江山,没建好制度,坐了江山,到他死也未稳定。他用10年文革,所谓用天下大乱来达到大治,结果,乱得他没法收拾,搞死两个接班人,被他治到经济崩溃的边缘,还像今天朝鲜,民众饿着肚皮,仍逼着喊伟大领袖万岁。文革革得天怒人怨了,还唱红歌:“文化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不荒诞吗?

王朔之言可谓一语中鹄

后来,终于逼出一次宫廷政变,一举消灭了四人帮,才中止了文革。胡耀邦拨乱反正,解放贱民,赵紫阳取销公社,解放农奴,在思想解放的局面下,邓小平变阶级斗争的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稳住人心与政局,但是,邓在经济上否定了毛,政治仍以四个坚持,坚持了毛。对天安门学生的政治民主诉求,以枪炮和坦克进行镇压,震惊世界,还震得苏东波解体,从此,恐惧苏联的结局,便成了中南海的噩梦。江胡时期,便进入稳定压倒一切,将离退休干部、复退军人与下岗工人等10多种人,皆划为不稳定因素,又在民众中自造敌我。闹到维稳费超过军费了,可是,到今天习近平讲话里,仍在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话,而基础,并非军队加权与钱,仍在民心,才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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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王朔解释这总难稳定的话,很精辟,他说:你总骑在人家头上,不肯下来,怎么能稳,从人家头上下来,不就稳住了吗?

真是一语说透说破,这才是不稳定的特效药,哪是抬举出周小平这类混混的屁话可解困,也非弄啥国学,叫巧妇熬点心灵鸡汤,能迷魂?网络时代了,仍用网监加混混,用太监文人加伪学者,弄些捧话公司屁话企业,能稳吗?更非拘捕维权护法律师,践踏法治,扩大恐怖,能稳定吧?即便将老毛斗争治囯复活,党内斗政敌,党外灭异议,公有〔官有〕灭私有〔民有〕对外把输出革命变输出资本,支援武器变支援美元大撒币,再学毛联合亚非拉,反对帝修反。未必发了点财,便又有资本去弄老毛折腾中国的那些以斗治国吗?

信息时代历史已难任意掩饰与涂改了

老毛折腾中国那30年留下的创伤与罪孽,不是权力者一句“不许否定”就能肯定。更非党国的喉舌部垄断舆论,尽唱伟光正的红歌能掩蓋,当年鲁迅早说穿专制,只有瞒和骗的伎俩。毛时代那种如今日朝鲜铁桶式封闭和洗脑,这伎俩还有效,开放的网络信息时代,便无效了哩!即便把广东潮汕那文革博物馆封了,最近美国加洲那全世界学者齐集研讨文革,精英荟粹,高论层出,能封吗?哈佛教授开课讲北京六四血案,你能抓来如判依力哈木那么专横吗?

你们看看:非专制的民主国家,笔杆子与枪杆子,并不去垄断,任民众掌握,那里没有一家官媒,只有私媒,甚至3亿多人的美国,民间持枪上亿,并不觉民间的枪杆子加笔杆子对政权是威胁。而且,你们搞权力分配,用黑箱操作进行公权私受,接班制度永是难题,人家民主制度,公开化竞争,以选票进行公权公授。全民投票,一天敲定。毛泽东用10年的武斗文斗,也未解决权力交接问题,今天,中南海不是仍在黑箱操作纠缠于这难题,担误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吗?

可笑的是,难产皇帝与皇权时代,中共专制仍在讲世袭的皇儲接班,竟然还去污化民主制度的公开竞选,丑化议会畅所欲言民主议政,说人家是乱象。要倪萍委员尽说不添乱的话,孙纪兰代表,60年不投一次反对票,如中国被专制得只一种声音与鸦雀无声,才是好现象吗,乃是病象与假象呵!

中国对民主的见习,远在1905年,慈禧就派5大臣戴泽、端方去欧美考察民主了,归来,还以儒家意识颂扬民主是尧舜之治。可是,过了110年的2016年,红色专制王朝,还调动一切舆论诋毁民主选举,你这专制君权,有资格骂民主人权吗,难怪有人笑这有如不懂性亊的太监,骂人家做爱是脏亊那么荒唐可笑,和可悲矣!

任专制攻击民主,1900年,还只20个民主囯家,被专制攻击到二战后,就50多国,今天,已150余囯了。而继承专制衣钵的红色帝国,由几十国也只剩孤单的几国了,而民主浪潮已席卷世界,萨达姆专制变成民主,伊拉克人的生活提高了6倍哩。

社会的理论与实践证明:共党的党主加君主制,既难比民主优越,也难比民主稳定,仅对比一下舆论,民主社会的舆论巿场,全由民众自由评说,没有官办,你们专制禁言灭口那些行为,在民主制叫违法违宪,法律鼓励民众用舆论时刻监督权力,揭总统尼克松窃听,批总统克林顿绯闻,总统下台了,政府仍稳固,社会仍稳定。你们党主加君主的专制,高调自吹伟光正超半世紀了,人家用一付对联:满朝文武藏绿卡,半壁江山养红颜,就将你们夺权盗国,禁言欺民劣性恶质,全说穿了。这时代,要瞒已难瞒,骗已难骗,也非压,能压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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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还怀念毛氏专制那一言堂,一言九鼎,一锤定音独霸的痛快,不可能了。世界已进入专制的末世,不仅毛泽东以老婆侄儿加四人帮入獄,结来了他现代秦皇演义的悲剧,这些年,世界的专制暴君,无论萨达姆、卡札菲等完成专制败亡的续篇,已更悲惨。不是还有齐奥塞斯库的暴毙,在警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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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改斗争治国只会祸国乱国

你坚持专制与垄断,便有压迫,就有反抗,甘肃乡下杀死4个儿女再自杀的农妇杨改英,是压廹到痛不欲生的反抗。可是,中央军委八一办公楼被近万复员军官上访静坐包围24小时,他们可都是共产党员呵,这反抗,就非杨改英式的柔弱,不仅震动中南海,也震惊世界矣。为何耗费超过军费的维稳费,反抗仍难止?还是王朔说的骑在人民头上不肯下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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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毛治国,靠斗争,妄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他的快乐建在亿万人的血泪、死亡的痛苦之上,这种快乐,逆人的良性与人性,被胡锦涛破译为“折腾”。如果有人还想以斗来折腾祸国,好像今天,已难有毛时代那些主客观条件,若将中国梦理想成毛的那种梦,还囿在毛那马克思加秦始皇的老梦里,恐只有恶梦了!

民主中国

杨彼得: 作为黑社会大客户的政府|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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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访行为根本是犯罪行为,因它非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侵害公民正当的上访权利。
2016-11-18

大陆一直不承认境内存在黑社会组织,但很担心所谓“黑社会性质组织”坐大,所以历年发动多轮“打黑”运动,以显示与黑社会组织不共戴天。但实际上,很多基层政府就是黑社会的最大客户,也就是黑社会的衣食父母。

近日有消息说,四川岳池县镇裕镇农民杨天直被截访人员伤害致死,尸体在家乡路边被发现。今年8月中旬,68岁的杨天直等4人在北京国家信访局附近被多名截访者带上车后,遭受一路戴手铐、胶布捆绑小腿、封嘴后虐打。截访者是一帮职业截访人员,他们通过身份证查询系统查获杨天直等人身份信息,然后就给四川岳池县镇裕镇党委书记余杰打去电话,余书记答应给一笔报酬,让截访人员将杨天直等人押送回川。

截访行为根本上就是一种犯罪行为,因为它非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侵害公民正当的上访权利,但大陆很多地方政府显然是把它当成了一项“现代服务业”。结果截访在北京发展成一个颇具规模的行当,并且已经公司化、组织化运作,发展成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了。其实早在10多年前,全国人大已经修改刑法,设立“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三个罪名,以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及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犯罪行为。

类似截访人员截访、虐待上访人员的情况在北京并不少见,实际上一直属于稀松平常。2010年发生北京保安公司“安元鼎”私设黑监狱从事截访的丑闻,后来媒体调查发现,截访、黑监狱在北京已经发展成一个长长的产业链条,有民间截访组织直接捉人的,有国家信访局抓人后送到遣送站再转卖黑监狱的。这些黑监狱与各省、市、自治区及以下地方政府驻京办签订服务协议,由地方政府按截访人头付给费用,而黑监狱拿到钱后还要“返还”一部分给各地驻京办官员。

在中国,有些大企业只和政府做生意,比如安邦保险每年有以千亿元计的保费,他们想把钱放贷给地方政府以获得无风险收益,但未必有地方政府愿意做这种生意。而北京黑监狱只有地方政府这个大客户,但既然有政府作为客户,黑监狱就不愁没钱赚。“安元鼎”2008年成立专门从事截访的“护送部”以后,全年营业收入就由2007年的860万元跃升为2100万元。2009年初,他们应贵州省要求押送了两辆大客车访民回黔,就从贵州方面拿到了30万元酬劳。

政府成为黑社会的客户,这似乎有点骇人听闻,其实政府方面安之若素,社会上也见怪不怪。比如过去20年来盛行中国的强制拆迁,虽然时常有警察、城管到现场凑热闹,其实真正的“执行人”就是盘踞地面的黑社会人员。黑社会人员躲在暗处,心狠手辣,正有地方政府需要的高效率。这是各地经常发生拆迁户非正常死亡的原因。和北京黑监狱办理上访人员交接的,实际上经常是各地公安机关,可见公安机关并不以黑监狱、黑社会性质组织为非。

北京至今仍存在职业截访人员,不仅说明截访在北京截访是一方养人的沃土,而且官方并未诚心打击这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这几年,北京地方法院已经审理大量非法截访、黑监狱犯罪案件,但主要是因为截访者做过了头,太不注意社会影响,致死了人命。这次因为杨天直之死,四川警方已经抓捕截访人员7人,其实也不是因为警方要打击非法截访,而是有人死了,弄得舆论喧腾。如果截访人员注意分寸,在北京截访就不会受到打击,而地方政府还是世界上最忠实的客户群。

四川岳池县镇裕镇党委、政府的官员说,他们面临巨大的维稳考核压力,这是他们接受北京职业截访人员提供服务的原因。这就是说,地方政府跟黑社会犯罪活动是一种相依为命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不得已的,自然就是合理的。但这个世界上的恶,哪一样不是情非得已的呢?贪污受贿是缺钱,玩女人是生理、心理的需要。就算是杀人放火,也总归是有果必有因。政府接受黑社会服务,也就显得理所当然,还望国人海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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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强拆杀死村官, 农民贾敬龙被处决|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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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众和法律界的呼吁声中,中国政府执行了对贾敬龙的死刑。贾敬龙因抗议强拆,怒杀村官,酿下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又一悲剧。

OWEN GUO 2016年11月16日

中国当局周二表示,他们对一个住处被拆除后杀死一名村官的农民执行了死刑。数月来,公众表达了对这名农民的极大同情。

30岁的贾敬龙在北部省份河北的省会石家庄执行死刑。去年11月,他被判处死刑。新华社报道,本周二,他获许与家人进行了短暂会面。

虽然对贾敬龙的审判集中在罪行的残酷上——他用射钉枪击中官员何建华的后脑勺,将其杀害——但事情起因是贾敬龙的住宅遭到拆除,这引发了众怒,认为这是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又一次轻视。

为了一个新的房地产项目,贾敬龙的三层住宅楼在2013年5月遭到拆除。中国媒体报道说,他父亲同意拆迁,以换取地方官员承诺的补偿和一套新公寓,但贾敬龙拒绝遵守协议。不过,他的住宅还是遭到了强拆。

拆迁后不久,贾敬龙的未婚妻取消了原先计划的婚礼。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贾敬龙上访,指出他反对拆迁,称补偿金额不足,据其家人说,这些活动没有取得任何效果,他忍无可忍。2015年2月19日,他射杀了何建华。

这起谋杀和随后的审判让人想起中国快速城市化的很多不良后果。房屋强拆一直是近年来全国各地抗议活动的主要起因。已经有数十位农民采取自焚这一极端方式进行抗议

在死刑执行前的一次简短电话采访中,贾敬龙的姐姐贾敬媛说,她弟弟“也是受害者”。

强拆还暴露了中国尝试改革司法制度过程中的断层线,近年来,在社会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这一话题成为了热点。中国农民受教育程度有限,处在社会最底层,他们往往发现司法制度不管用,而且不公平。律师和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本周一,12位知名法学家和律师联名致中国最高法院的一封公开信在网上公布,他们认为法院的判决没能反映出地方上的腐败和贾敬龙的认罪悔罪情节。公开信称法院对“基础事实”的认定存在“重大错误”,呼吁停止对贾敬龙的死刑执行。

这封信说,缺乏公正的司法系统,任由一个“恶政”践踏居民权利,“激起社会最底层的民怨民愤,群体信访和暴力抗法事件层出不穷。

签署请愿书的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张千帆在电话采访中说,他对死刑执行感到失望。“我认为最高法院已经做出了决定,尽管引起了社会抵触,但要扭转它非常困难。”

在死刑执行的前一天,共产党控制的《人民日报》在一篇观点文章中批评了这封呼吁信,称法院不得在面对公众愤怒时退缩,并批评这封信带有“偏见”,脱离现实。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的中国问题研究员倪伟平(William Nee)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尽管官方试图平息公众对死刑执行的愤怒,但这种抗议还是可能对中国的死刑制度产生一些影响。

“公众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看到不透明的死刑制度,看到律师为客户正当辩护、获得法律文件和证据、让人听取他们的观点有多么的困难。”他说,

他还表示:“法院的这个裁决受到了严格的审视,很可能迫使法官在未来变得比较克制。”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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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贾敬龙家人申请停止执行死刑 各界吁刀下留人|自由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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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因婚房被拆而杀死村长的河北男子贾敬龙被判死刑,继社会各界联署要求最高院“刀下留人”后,贾敬龙的姐姐在众多律师的协助下,向最高院及多个法院递交死刑停止执行申请书;而社会上有声音要求官方重新审查案件。

2016-10-22 戴维森 报道

题图:贾敬龙婚房被强拆(合成图片)

据悉,贾敬龙的姐姐贾敬媛是在律师斯伟江等人的帮忙下,向最高院提出死刑停止执行的申请,并于周五(21日)分别寄给最高院、河北省高院以及石家庄中级法院。同时,在下周一(24日)她还会亲自前往最高法院和最高检提交申请。

在这份由贾敬媛签署的申请中,指出了一审和二审都无视贾敬龙自首,以及贾敬龙的婚房被案中死者违法强拆、他和哥哥被殴打的事实。

贾敬媛在接受本台记者的访问时透露,贾敬龙目前关押在石家庄第二看守所,从出事到现在,家人都没有和他见过面。目前,大家都还在继续努力。

曾为贾敬龙一家发起司法援助众筹,并陪同多名法律学者前往石家庄实地调查的志愿人士“月光”透露,从最高院快速核准死刑,但迟迟不通知律师的情况,实在令人生疑。

他说:8月22号,魏律师提交的辩护词,是到的这个最高院。8月31日,他们就覆核(核准死刑)签字。但是呢,一直到10月18日才送给律师这儿。为甚么搁了这么长时间?这个我确实是不太理解。

据悉,贾敬龙案一审后,艺术研究院教授和华东政法大学的老师刘红博士,曾专程前去案发的北高营村实地调查。刘红博士表示,根据他们实地调查,村干部践踏普通民众权益的现象严重,而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却人为地回避了案件背后的原因。

刘红说:因为我本人就是研究这个刑事公正的。当时我要求看一下一审的刑事判决书嘛,确实就是发现了法院的这个判决过程啊,它对这个犯罪的成因基本是忽略的。贾家的人告诉我,还有计程车司机告诉我,当地的媒体是压制不报的。当地的所有的村长,就是秘密开会不许声张这件事的。作为我来讲呢,没有这个能力去了解是不是一个政治案件,但是我是从证据本身,还有这个刑法事实的认定,我觉得它法律本身,这个案子就是有缺陷的。

2016年5月12日,法律学者在北高营村做实地调查。(志愿人士提供)

2016年5月12日,法律学者在北高营村做实地调查。(志愿人士提供)

有知情人士周六(22日)透露,贾敬龙被判死刑立即执行,是最高法院院长周强签字。他曾经在上任不久,核准了渖阳杀死城管的小贩夏俊峰的死刑判决,并很快执行。

本台记者致电最高院,但电话一直没人接听。

律师段万金周六亦指出,从夏俊峰案以来,针对普通民众死刑的标准明显在大幅度变宽。尤其是针对公务人员的案件,不论社会怎样强烈呼吁、无论执法人员怎样违法执法、滥用职权,甚至犯罪有非常严重的过错,最高院都可以视而不见、置若罔闻,而且社会呼声愈大,最高院似乎更加铁石心肠,官方与民间对立已经似乎无法妥协。

此外,法律界和学界还指出,薄谷开来杀人并销毁罪证,干预司法可以免死,内蒙前公安厅长私藏枪支、杀害情妇也可以免死,这些显示官方即使是在死刑的事上,也是内外有别。

在2015年农历年初一,石家庄市长安区高营镇北高营村的贾敬龙,因婚房被强拆,在春节团拜会现场,用改装后的射钉枪当众射杀村长兼书记何建华。贾敬龙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并于今年8月31日被核准死刑。

自由亚洲

乔木: 老兵进京 如何维稳?|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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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赶来的退伍军人集结在北京的中央军委大楼外,要求改善失业救济和社会福利。
2016-10-14

军人,即使是退伍老兵,在抱团、组织和行动能力上,要远超中国失业的产业工人、广大被拖欠工钱的农民工,以及人数虽多但各自为战、不易就业的大学生,更是只在舆论上活跃的文人所不能比的。

10月11日,几千名从全国各地赶来的退伍军人,统一著装,举著维权横幅,齐唱战歌,突然集结在北京的中央军委大楼外。因为人数众多,又地处繁华的长安街沿线军博附近,格外引人注意。他们像无数失去房屋、财产、遭受行政和司法不公的访民一样,集体呐喊,主张权利。尽管中国媒体对这种群体性事件一如往常地被迫缄默,网络上也不断审查删帖,但微信上流传著各种现场小视频、人们的评说和外媒的报道。

自1989年事件以来,除了几次官方放任的反美、反日对外示威游行,对内的首都大规模集会示威,除了1999年法轮功练习者围堵中南海外,就是这次老兵的行动了。从白天的雾霾,到北京深秋的寒夜,他们作为当年“参战参试”(战争和核试验)的老兵,以及各种情况的复员军人,坚守著,要求政治待遇、失业救济和社会福利。

公众对此看法不一。有的同情,认为这些老兵当年做过贡献,那时的补偿标准很低,后来的很多优抚政策又没有落实到位,众多的老兵因为生活和失业的艰辛,克服种种阻力,派出代表来中央要求救助。现在政府有钱,理应帮他们解决困难。

有的不屑,认为当年退役时都有安置和补偿标准,后来就是个人的事了,不能因为自己的际遇变故和时代的变迁,来翻旧账,提新要求。历年历代的老兵很多,全国遇到困难的失业工人、农民工、残疾人、病患贫困者更多,因为没有组织,没有代言,还不都是默默承受,各想办法。

更有人调侃,这些老兵有的可能是27年前进京平乱的,有的这些年还参与了各地的维稳行动。曾经的维稳工具,现在成了维稳对象。还有很多人看热闹,看当局如何处理。

而当局确实很麻烦。尽管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平息事态,调来了大批人员、警车、大客车想清场,无奈老兵人数众多,又有组织,同命相连的军警很难下手。更主要的是,老兵们没有政治目的,举的横幅还是拥护现在的领导,要求的就是经济和待遇。作为曾经的国家机器的一部分、现在得到同情的普通老兵,如果对他们现场处置不当,政治代价和舆论影响都极其不利。

从现场的视频来看,当局一面安抚,一面连夜急调九个省长进京化解。同时召集各部门高级别的领导,和老兵代表对话,听取诉求,拿出解决问题的态度。当务之急是做好安抚工作,先让人员尽快离场。经过一天一夜的坚守,第二天早晨,老兵们终于撤离。

但问题的彻底解决并非易事,年代久远,人数众多,政策变化,部门复杂。从流传的对话记录来看,政府一方涉及到信访、总参、总政、人保部、民政部、政法委等六个部门,加上中央其他、地方各级部门,程序、时间非常复杂。解决难,不解决老兵还会再来,而且一直在控诉地方当局这些年为了维稳,对他们的阻挠打压。

经过这么多年的变化,中国的各种问题不断积累爆发。当局一直在利用公检法军对民众维稳,但越来越难。各地都爆发了没有授衔的警察、协警、甚至法官,为了权利的集会抗争,现在又是全国性的老兵,从地方到中央的兵临城下。问题不解决难以维稳,解决了会不激起更多人、其他群体的如法效仿?

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