⑥④囚徒雷凤云访谈——要挖邓小平祖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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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凤云是八九六四事件中被判刑最长的学生。

采访人:周锋锁 (以下简称周)

受访人:雷凤云 (以下简称雷)

2017-1-27 来源:微信群

周:雷兄讲讲你的故事,当年你是西南师大研究生还是讲师?你带了人去挖邓小平祖坟?

雷:我那时是在外语系修应用语言学的研究生。五月被推选为西师大校高治联主席,组织领导并参与了部分重庆的民运活动。自当选之日起就被市国保和校保卫部关照上了。

六四发生后,重庆也开始空校。当时不服气。因为我曾经历过76年的4.5,感触很多。当年在广场上好多热血男儿为保邓血染广场,而13年后,老贼居然也举起了屠刀,屠戮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是可忍,孰不可忍,想杀了他血耻,近不了他身。所以有了挖他祖坟的念头。在我们四川,如果某人做了天怒人怨的恶行,人们往往就挖他祖坟以示惩戒。所以我就约了些人打算去实施。其中有一个泄漏了风声,所以流产了。

周:雷兄,六四后你要去挖邓祖坟,在路上被抓住了?

雷:当晚我们一行乘火车到达广安当时的前锋火车站,火车还没到站,就发现沿途有异样。下车后,车站方圓十公里没有一辆汽车,公安早已严阵以待。乘不了车,旅馆酒店也拒绝我们入住。

周:雷兄了不起,那时候豪言壮语很多,能够像你这样付诸行动的却很很难找到。

雷:见这状况,我们当时决定暂时推迟,看看风声。但地方警察还有从外地调来一个营的正规军早已里外三层保护,我们无法靠近,只好做罢了。过了两天我就返校了,但已经被监控了,直到半月后他们解除警戒后,就到西师校园来抓的我(6月19日)。

地方警察说我玩了他们,他们白天黑夜蹲守,可没见我们去。当地官员说花了多少钱,动用了多少物资,给他们经济造成了影响,都要找我算账。

周:为了保护屠夫的祖坟,就拉了一个营的共匪军。给你定罪是因为邓小平祖坟?给你的罪名是什么?

雷: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听说抓到了我,要求判我死刑。法院的说我这个没在现场抓住,只能是有期,他就说要判十年以上。还专门成立了个专案组,当时的省委副书记谢世杰就是我这案的组长,省公安厅长任副组长。

周:中共官员都是邓匪家奴。

雷:最后定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证据就是我组织参与演讲游行等活动的照片,还有他们从国外的报纸上剪下来的有关我的报道。

周:这些报道能否找得到?报道是你被捕前就发出的?

雷:我在学校的寝室及我的家全被抄光了。一张那时的照片都没了。但当时西师很多同学拍了很多。可能有些被有的同学冒险保存,更多的还是被学校组织收缴了。

(事件发生)前后(的照片)都有。庭审时听见公诉人说有香港的东方日报等,还有法新社,美联社,还有BBC的什么的。说我得到了那些敌对势力的赏识,所以就是反革命。当时在法庭上他们出示的剪报什么的,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就拿着在我眼前幌了一下。

周:那时候你就已经成家了?

雷:是,已经成家,小孩都5岁了。我17岁就下乡当了将近四年知青才。

周:你的家人不容易。

雷:是啊,妻女最无辜。我出狱时,当年五岁的女儿就高三了。

大赦国际有关雷凤云的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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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从左为赵明洪、李必丰、许万平 后排:从左为蒲勇、雷凤云、廖亦武
周:这是你在监狱里的照片,据说你在监狱改变了监狱,后来的人都传。大赦国际说你曾去了北京?

雷:是的,五月初,就两天。我只是力争维护作为人的尊严和基本人权。任何时候。难道我们被非法监禁后就自动丧失了上帝赋予我们的基本权利和尊严了吗?他们可以以暴力剥夺,但我们自己不能放弃!只有全力争取,别指望他们恩赐!

周:四川的反抗也最激烈,最勇敢!

雷:就那几张照片流了出去。后来监狱还专门查抄,把我们的都没收了。还好,廖胡子(廖亦武)传得早。

我出狱时什么都没带出,省监狱管理局打了招呼:雷凤云出狱时不准带出任何一个文字和图片。

九六年我和侯多蜀,许万平,蒲勇因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大赦国际,中国人权写过一封呼吁书,后来被国安查到监狱来了,把我们关了三个多月小号。当时我用被子和衬衫当纸,写了些东西被他们查到了,全被收缴焚烧了。

周:“八九幸存者这批人士引领着民主运动的方向这是一件令人欣慰、倍受鼓舞的事情。这些人士我在狱中、来成都接触较多!

品格、信念上绝对可靠,经历了腥风血雨的斗争责任感、团结精神、智慧…………个个是精英中的精英。我把狱中的八九人士视为神的化身。川东监狱的雷凤云在狱中斗争影响了几十年犯人的思潮!他不穿囚服、不理光头、不劳动、不思想政治学习、不要减刑…………

全监狱犯人有一半人听他的话行事罢工不劳动抗争十几年,每个监区二百犯人就有几十名跟他学的反改造尖子!”

雷:在里面我们无所畏惧,因为我们真理在手,正义在胸,有真正自己追求的信仰而不是自私的利益。所以说话行事义正辞严,理直气壮。义不正则辞不严;理不直则气不壮。真的不是我们惧怕他们,实则相反。虽然我们失去了很多,但我们在乎的,是社会的发展进步,是我们初衷在一步一步向前。我们无怨无悔。曾经很多人问过我,如果还有人要问,我们的答案没变。

我和侯多蜀,蒲勇,在四川省蓬安监狱关押了两年多,然后在九二年的六月三日,接司法部命令,我们又被转监到了四川省第三监狱,后来改名叫川东监狱。包括许万平,我们每个人至少被关小号三次以上,警告,记过至少三次。在里面我们自我调侃获得了几枚军功章呢!

周: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很多,就是被压制,不为人知。雷凤云是八九一代少有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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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权日天津再现“⑥④天安門屠殺真相”大字报|博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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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天津街头多个公共汽车站出现六四大屠杀真相的大字报,引起众多民众围观,成为国际人权日的另类纪念事件。

2016-12-22

据了解,这些大字报分别出现在天津市区卧龙里、百货大楼等公共汽车站的广告板上,多达五张大纸用手书写的大字报,概述了27年前发生在北京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政治事件,号召民众不要忘记历史。

大字报署名为:中国大陆“六四”平反促进委员会代理主席:张长虹。

中国大陆“六四”平反促进委员会在2011年成立,张长虹介绍称,自2011年以来从未间断过在中国大陆传播“六四天安门大屠杀”真相,呼吁平反六四的工作。

国际人权日天津街头惊现“六四天安门大屠杀”真相大字报

2013年,张长虹因“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2016年清明时节,他又因在天津市繁华地段南开区鞍山西道上的“卧龙里公交车站”张贴’“六四天安门大屠杀”真相的大字报,被公安部门以“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75天,后转为行政拘留10天;

同年9月13日,他又因在天津市和平区繁华地带南京路与滨江道交口处的公交车站张贴“六四天安门大屠杀”真相的大字报,而被以“扰乱公共秩序”遭行政拘留10天。

张长虹表示,他本人曾因此“被精神病”。他在2016年6月30日,天津警方精神病鉴定中鉴定结论为:“无任何精神疾病,具有完全行为能力”。

2016年的“世界人权日”这一天,在天津市和平区的繁华地带南京路上的“湖北路公交车站”及“百货大楼”公交车站各张贴了五张“六四天安门大屠杀”真相的黄色大字报,引来群众的围观,详细情况请看视频。

现场民众围读大字报

张长虹表示:“我们的工作宗旨依旧是:‘不畏强权,生命不息,传播不止,直到昭雪六四的那一天’。同时,我们建议国内的民运人士不要效仿本委员会的做法,以免给您带来不良后果。”

他表示,平反六四天津先行,“在当今中国大陆人权状况恶劣的形势下,一切传播六四真相的工作先由我们来做。

只要能够在中国大陆艰难地传播‘六四天安门大屠杀’的真相,为促进平反六四做一些工作,我们愿意承受来自公安部遥控天津警方所实施的更大的另类超限迫害。”

附:大字报内容如下

1989年春、夏之际,在中国的首度北京及全国各大、中、小城市爆发了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体,广大市民积极参与的波澜壮阔的伟大运动。那是一场反腐败,反官倒的抗议运动;是一场讲真话,争权利的民主运动;是一场求变革,盼中兴的爱国运动。

1989年民运,百万民众在天安门广场聚集要民主

在那永远载入史册的五十多天里,千百万热血同胞以质朴和悲壮的公民行动展示了人性和良知的觉醒,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形象,汇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夺目的亮点。

1989年以“反腐败,争民主”为目标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昭示了天理,顺应了民心,得到了海内外及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了当时中共党内以赵紫阳总书记为代表的民主改革派的同情

赵紫阳因拒绝派军队镇压学生而被独裁者邓小平罢黜总书记的职务,此后被软禁长达十五年,直至含冤去世。

然而,这样一场席卷全国的伟大爱国民主运动,却被以邓小平为首的暴虐中共当局动用三十万全副武装的正规军于6月3日晚——6月4日凌晨使用坦克冲撞碾压开道,士兵持机枪扫射,从京城的四面八方向手无寸铁,只是高喊反腐败口号的市民学生大开杀戒。

六四大屠杀后的天安门广场

那一夜,天安门广场子弹横飞,东西长安街血流成河、尸横遍地,数千人惨死在中共的坦克和机枪之下,这就使震惊中外的1989年“六四天安门大屠杀”。

可是,由于中共在信息网络、媒体上的刻意封杀和隐瞒,如今了解这一历史真相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中共当局希望国人都像白痴一样忘记过去。

可是在地球上良知未泯具有华人血统和拥抱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理念的人们并没有忘记27年前天安门前的鲜血和火光,每年6月4日,从北京到台北;从东亚到澳洲;从北美到欧洲,几十万人佩戴着追悼天安门“六四”烈士的小白花,或穿素衣,或穿着印有“勿忘六四,继承英烈志,薪火相传,接好民主棒”等字样的T恤衫,来到中国驻各国使领馆外,手捧烛光悼念当年死者的亡灵,寄托自己的哀思和期望。

每年6月4日,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足球场上都有15万民众参加由“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办的“六四”烛光晚会,成群结队的年轻人络绎不绝,来自中国内地的各界人士也逐年增加。

每年六四香港维多利亚公园都有纪念活动,场面感人

维园的六个足球场及周边的草地和篮球场上都坐满了纪念活动的参与者,场外还有大量无法入场的市民在守候。

中共当局对自己在89年6月4日所犯的滔天罪行更没有忘记,每年6月4日中南海当权者都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天安门广场岗哨林立,便衣密布,草木皆兵,生怕有什么意外发生。

“六四天安门大屠杀”已经过去27年了,受难者家属和伤残者群体年复一年地经历着心灵和肉体的煎熬。“六四”英烈冤魂依旧在神州大地上空游荡,他们死不瞑目,他们希望有人为他们伸冤,希望把刽子手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27年过去了中共各级官员,西装革履,装模作样出入于格式灯红酒绿,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并利用职权贪婪地侵吞狂敛巨额财产。

一个忘记历史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日寇所犯的“南京大屠杀”法西斯暴行不应忘记;而中共制造的北京“六四天安门大屠杀”反人类罪行更应牢记,一个以残杀自己骨肉同胞生命来维持它独裁统治的法西斯政党终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同胞们,为了告慰良知;为了社会正义;为了中国的法治;为了中国的未来,让我们反抗强制遗忘,在精神上站立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广泛传播“六四”真相,展开一场全民族的纪念,直到昭雪“六四”的那一天。

中国大陆“六四”平反促进委员会代理主席:张长虹

2016年12月10日 “世界人权日”

辛灏年披露⑥④屠殺后鲜为人知的民间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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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一九八九年,将被永远地载入史册。这一年排山倒海的民主风潮,席卷世界;民主与专制的较量,空前激烈。在欧洲,柏林的倒塌,东欧共产政权相继崩溃。在中国,天安门广场坚持了近两个月的学生民主运动,被血腥地镇压了。北京的枪声,不仅震动了全世界,更惊醒了全中国。

2016-6-4 文稿来源:《透视中国》工作室

当时人们震惊和悲怆心情就像崔健那首《最后一枪》的歌中所唱的那样:一颗流弹打中我胸膛,刹那间往事涌在我心上。啊,只有泪水;哦,没有悲伤 。如果这是最后的一枪,我愿接受这莫大的荣光,哦,最后一枪。不知道有多少话还没讲,不知道有多少欢乐没享,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样,不知道有多少个最后一枪。

作为一名“六四”事件的亲历者,辛灏年先生认为“六四”民主运动分四个阶段﹕ 发动期;发展期;对抗期和暴动期。 而“暴动期”由于国内没有媒体能报道,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六四”还有个“暴动期”。而在“暴动期”全中国各地的人民所表现出的勇敢和无畏强权的故事可歌可泣,但却鲜为人知。

辛灏年先生就是在“暴动期”,在他的家乡安徽合肥,与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和市民们一起走上街头,抗议中共屠杀,并喊出“打到共产党”的口号。下面是辛灏年先生对“六四”事件的回顾与思考,特别是他披露了“六四”屠杀后,全中国各地的鲜为人知的民间暴动。

历史评价

辛灏年】我认为“六四”是中国现代史上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一场最撼动人心的历史事件。作为一个学者,当我站在历史的立场上,站在学术研究的立场上,来回顾这场运动的时候,我想我还应该有个更加科学和准确的说法,那就是“六四”是一场从要求政治改良,走向要求民主改革的政治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

发生发展

【辛灏年】一九八九年春天爆发在中国大地上的“六四”民主运动分为四个阶段即: 发动期,发展期,对抗期和暴动期。

第一个阶段:发动期

【旁白】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改革遭遇瓶颈,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后果,导致官倒猖行,腐败丛生;贫富悬殊,民怨沸腾。中国社会,危机四伏。 一九八六年底,中国科技大学学生在校内选举人民代表,得到校方支持,却遭到官方杯葛。 十二月九日,约两千名学生走上合肥街头示威抗议,学潮很快蔓延至上海和北京。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因所谓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学生运动失控负有主要责任,而被迫辞职。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病逝,北京学生及市民自发组织悼念活动。四月十九日,千余名学生聚集在新华门外,要求送花圈入中南海,幷呈交信件,与军警发生冲突。四月二十二日, 胡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十多万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静坐要求参加追悼,幷跪交请愿信,请求与领导人对话。

【辛灏年】共产党的总书记死了,却最后引起了一场政治运动,甚至于把它变成了一个反对共产党的民主运动,听上去好象有点儿令人不可思议。这是因为有很多人,特别是海外的人,不了解中国大陆人民始终在寻找机会以表示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要求。一九八七年的中共对于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镇压,并藉次逼退胡耀邦,镇压那一年的学生运动, 开除党内的所谓自由化知识分子,整个社会已经掀起的民主思潮,造成了人民要借胡耀邦之死,寻找机会来表达自己对于这个国家、对于这个政权、对于这个党的要求。这个要求,就是要求社会变革,要求政治改革。因为大陆人民只有从这种机会里面,才能找到自己说话的地时机,才能找到能够表达自己意见的条件,胡耀邦之死就是给了这样的时机和条件。

在这个运动的发动期里面,我们明确地看出了两条,第一,他们延续了八六年底学生运动反官倒、反腐败的要求,可谓一脉相承。他们也延续了八六年底学生运动的新闻自由的要求。而这个要求新闻自由,不过是想借用新闻自由来制止官倒和腐败,或者说揭露官倒和腐败,希望中囯共产党能够将属于人民的新闻自由,还给人民。使人民对它的政权和政党有一定的监督权。但它仍然属于乞求统治者进行改革这样一个范围之内。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还是把期望寄托在当政的中国共产党身上,希望中国共产党能自己站出来制止腐败,反对官倒;要求中共能够施与人民一定的新闻自由以监督官倒和腐败。

这场运动在开始的时候,也就是在运动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态势的时候,当时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领袖,曾经有几个人跪在人民大会堂前,向国务院总理李鹏上书,并且请求李鹏接见。这种跪求当权的共产党国务院总理接见,幷向他上书的这种与一八九八年康有为带着举子们去向满清朝廷下跪、上书,以要求政治改革, 应该说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性质上,都完全是一样的。

由于几十年来,人民在中共残酷镇压面前所形成的恐怖情绪,这场学生运动在一开场,就要求这个运动具有高度的纯洁性。 也就像中国共产党过去搞过的很多运动一样,一定要与过去的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要与反共分子划清界线,要与社会上的一些“渣滓”划清界,也就是要使这个运动具有无比纯洁性。这才造成了后来从湖南来的三位青年壮士,将染了颜料的蛋壳砸向广场上天安门前的毛泽东像,结果却被广场上的学生纠察队抓起来,然后又由 发起和正在发展着这场伟大民主运动的年轻人们,把他们扭送给了中共专政机关,造成他们后来被判了重刑。

中共统治的恐怖性是他们如此行为的原因;而年轻的学生企图用一种非常纯洁的运动,来打动共产党听从他们的要求,来反官倒,反腐败,甚至于给予人民一定的新闻自由。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这个运动在它的发展期,应该属于仍然是要求共产党进行政治改良的运动。就是要求共产党用党的力量,用这个专制政权的力量来自己解决官倒腐败问题。所以我觉得它在运动的初期,具有相当的改良性质。

【旁白】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认为学生的游行请愿活动“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四月二十 七日近二十万学生走上街头,游行抗议,百万市民夹道声援。五月十三日,二千多名学生开始绝食,要求与政府对话。五月十八日,学生代表与总理李鹏对话,不欢而散。

第二个阶段:发展期

【辛灏年】从“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到五月二十号发布“戒严令”,这是运动的第二个阶段。 “四二六社论”给这场只不过是要求反对官倒、腐败,要求给予人民一定新闻自由的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就是属于“反革命”性质,这实在使学生在心理上受不了,因为年轻人没有想反党,怎么会是反革命动乱的制造者呢?这种结论,对于全国正在支援学生要求反官倒、反腐败的人民来说,同样也使他们在心理上也受不了。人民认为学生不过是在向你提出反官倒、反腐败而已,你却把它定成动乱和反革命,那就是把学生运动当成了敌人,把学生当成了自己的敌人,人民心中不服啊!于是,人们的不满情绪,反而变成了社会的巨大支援力量。这场学生运动由此而波及到了全国的城乡,变成了一场人人都来支持的,要求惩罚官倒和腐败的学生运动。因为惩罚官倒和腐败,符合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在这个阶段里面,当时以赵紫阳先生为首的一批改革派官员,他们是真地也希望振兴中华,真地希望中国能通过改革开放走向一条真正变革的道路,希望并要求他们的 党能够认真地进行政治改革,真正地进行政治改革,希望共产党自己能够开始反对官倒和腐败,以便为他们所要求的政治改革廓清道路。正是基于这样一点,他们和人民、和学生的这一场反官倒、反腐败的运动,就有了一个很好的交接点﹕第一是希望真改革,第二是希望惩罚官倒和腐败。正是由于这 两个结合点,他们也曾真诚地支持过这场运动。

但是从另一面来讲,他们支持这场运动,也希望这个运动支持他们。如果这场运动在反对官倒,反对腐败,要求新闻自由,甚至是要求中囯共产党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 的这些要求,能够得到邓小平、得到共产党当权者的同意赞成的话,那麽党内的改革派知识分子们,不就是实现了自己在党内的追求和愿望了吗?所以他们一边参加运动,一边又试图去影响这个运动,要把这个运动引导到支持党内改革派要求政治改革的轨道上去。这并没有错,但是,这种做法的本身,却使学生运动开始了复杂化。这个运动在党内改革派介入之后,壮大了声势,扩大了力量,影响了民众;可是反过来又使这场本来十分单纯的学生运动,介入了当时已经日趋激烈、甚至要白热化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斗争,为这个运动的未来留下了阴影。

由于“人民日报”社论的定性激起了人民情绪的反弹,激起了学生感情上的反弹,使人民认为这个党在政治上对这个运动的看法、期望和采取的处理方法,是完全违背学生的初衷和人民的应有要求的。当时还掌管着相当舆论力量的党内改革派,他们开始用共产党自己办的报纸,来报道这场运动,来宣传这场运动,以达到支持党内改革派的目的。可这个做法,它却使邓小平和中共党内的真正当权派们,感到了党内危机的出现,促成了党内权力斗争的白热化。

所以在这个阶段我称它为运动的发展期,那就是因为它已经不是单一的学生运动,而是有民众直接参加的民众运动;它已经不仅是北京的学生和民众参加的政治运动,而且已经是全国城乡人民都在积极支持或积极参加的运动。虽然它的要求仍然只是反对官倒,惩治腐败,但是政治改革的要求已经越来越明显。所以在我看来,这是 运动的发展期,声势规模极其浩大,影响极其深远,甚至已经是开始影响和震动了全世界,并且它的民主成分在增强,它的改良成分在削弱。

【旁白】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晚,李鹏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五月二十日李鹏发布“戒严令”。“戒严令”宣布:“自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十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五月二十三日,约二十万野战军被阻挡在北京城外,市民和学生劝说军队不要进城,不要向人民开枪。五月三十日,学生自制的“民主女神像”,被竖立在天安门广场。六月三日,中共决定镇压,命令军队不惜一切代价清理广场。

第三阶段:对抗期

【辛灏年】从五月二十日的“戒严令”,到六月三号的夜晚镇压之前,这一阶段我个人认为它属于运动的对抗期。

为什么说是“对抗期”呢?因为中共在“四二六社论”为这个学生运动定性之后,五月二十日又发出了“戒严令”,而这个“戒严令”一发布,那就说明共产党不仅为它定了性,而且共产党的最高当权派们和它的顽固派们一起摆出了一付、或者说已经摆出了一付要镇压这场运动的姿态。就是他们已经在积极地谋划对这场运动的军事 镇压,幷开始调动大军准备进城镇压。这些消息通过党内的人士,特别是改革派人士,已经风风雨雨地传遍了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传遍了全国的城乡。于是人民对于共产党要镇压这场运动的担心已经与日俱增。 十分了解四十年来共产党曾如何镇压人民的垃老百姓们,已经感觉到共产党将与这场运动势同水火,最后将以镇压、甚至是开枪镇压作为它悲惨的结束。

在这个对抗期里面,学生由于年轻,由于委屈,由于要求不但没有达到,反而遭遇到了被视为反革命这样一个痛苦的状况,直至面临着有可能对他们进行镇压的险境。于是,这种痛苦、委屈、愤懑的心情,就造成了学生和中共的僵持状态。而这个僵持状态也就是“对抗期”的开始。

整个运动发生了又一个转向,那就是学生的抗拒性越来越大。早期所提出的,仅仅是惩治官倒腐败的要求,已经被决心要与共产党的企图镇压相对抗这样一种心理和态势所代替。党 内的那一批曾经在发展期走进了运动的改革派官员们,他们也是真正了解中囯共产党的。从他们所掌握的迹象、 讯息和判断中,他们知道共产党可能要镇压了。如果一旦镇压的话,他们就不再是党内矛盾的一个方面,而是将成为共产党镇压的对象之一,甚至于会被共产党认为 是运动的“黑手”,从而被共产党揪出来予以镇压。所以,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就在这个运动的对抗期退出了运动;他们当中还有另外一些不多的人,也曾试图和学 生们坚守到最后,但这样的人很少; 他们当中还有相当一批人,却在这个时候摇身一变,变成了既是要支持学生运动,又企图要代表政府――或者说就是政府派他来劝说学生不要绝食、不要对抗到底的。这一批人当中的一些人,后来在海外也很老实地说出了他们当时的想法和做法。他们说﹕“我们不是来支援学生的,我们是代表党和政府来劝说学生,化解矛盾的”。

在运动的对抗期,人们发现共产党镇压的企图越来越明确,镇压的部署越来越严密,学生的对抗情绪也越来越高涨。他们并且用绝食的方式,感动了中国人民,也感动了世界上的很多华人和许多的外国朋友。北京和全国城乡的人民,他们已经完全站到了学生的这一面。他们不仅同情北京的学生,同情全国的学生,而且参与了学生的运动,并且鼓励和支持学生跟共产党抗争 下去,对抗下去。 他们甚至采取了一种“如果你要镇压,我们就坚决跟你抵抗到底”的姿态。北京的一个八十岁老太太,躺在解放军进城的坦克车下面,表示要用自己的老命来保护学 生反对官倒腐败和要求新闻自由的诉求。

所以,这个时候的运动在性质上又发生了变化,它不仅仅使得运动发展期的改良内容变少了,而且使得对抗的内容变多了。在这个阶段,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反对共产党企图用专制残暴手段进行镇压的这样一种人民运动。这种呼声和这种行为已经表明了,这个运动跟共产党的对抗性在增强,所以它的民主运动的性质也在迅速的加 深。它已经不再是单纯地要求共产党来实现他们惩罚官倒、腐败的愿望了,他们甚至已经表明了――如果你共产党要对我们进行镇压,或者进行残酷镇压的话,那麽我们人民就有可能来反对你共产党。而他们绝食的行为,对抗的行为,以及种种反抗的行为,都已经显示了,他们将在这个问题上,绝不向共产党妥协。运动的性质 已经开始转向真正的民主运动。

最后,就是在六月三日的晚上,共产党真地开枪了,那一声声枪响,那一辆辆坦克车履带的轧轧声,那一路上鲜血飞迸的凄惨状况,和北京城遭到屠城的痛苦呼叫,一是证明了共产党的铁石心肠,二是证明了学生运动的单纯和幼稚,三是证明了学生对抗的正确性,四是证明了,对于这样一个政权,你希望由它来惩治自己的腐败和官倒,是根本做不到的。因为,它恰恰就是这个官倒和腐败的制造者和捍卫者。

【旁白】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数千北京市民在北京各路口千方百计阻截戒严部队进城,军队向人民开枪,造成大量伤亡。六月四日凌晨,近万名军人以坦克和催泪弹 开路,包围了天安门广场,幷以武力清场。六月四日凌晨,在距离广场数百米外的六部口,坦克冲入从广场撤出的学生队伍中,压死压伤学生多名。六月五日,政府宣布已平息了“反革命暴乱”。至此,持续近两个月的北京学生民主运动被血腥地镇压了,然而更大规模的反抗运动却在全中国各地爆发开了……

第四阶段:暴动期

【辛灏年】从六月三号夜里,中国共产党残暴镇压开始,一直到二十天之后,这个运动在全国被彻底地镇压下去,它构成了六四运动的第四阶段,那就是暴动期。 可歌可泣的暴动期,使八九年春天的那一场民主改良运动,到了这个时候,不仅从改良走向了民主;而且从民主走向了反抗;走向了要求以血还血,以暴制暴;走向了“要求坚决推倒共产党或要求彻底解决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这样一个伟大的民主变革的要求里面去了。

“暴动期”和前面所有阶段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第一,它已经彻底地从改良运动走向了民主运动。它已经完全地变成了一场人民反抗专制、甚至于是要推翻专制的民主运动。从而完成了它性质的巨大变化和发展,走向了人民自己一心相与的那个最后要求的高度上去了。 第二,在运动的暴动期,我们的人民已经在反抗共产党和要求民主变革的道路上,勇敢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全国大中城市,火车停开,飞机停飞,商店关门,工厂罢工等等。无数的工人、学生、市民、知识分子们,都勇敢地走上了街头。他们戴着白花,系着白色的孝布,高举著拳头,高喊著“打倒邓小平”,甚至是“打倒共产党”的口号。

我自己就在合肥三孝口街头和二十万人在一起,高举著拳头喊著“打倒邓小平”,“打倒共产党”的口号。我不会忘记。就是在那个场合,一个中年的妇女站起来问大家,四十年了,中国共产党对我们中国人民到底做了什么好事没有?犯下了怎样的罪行?它到底屠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全场的民众马上高呼﹕共产党没做一件好事!

四川一个老教授走上街头说,我一辈子不敢讲的话,我今天要喊出来。他举着手中的白花高喊了一声﹕“打倒共产党!”在安徽宣城水东乡的小学里, 当老师告诉学生们共产党在北京开枪了,杀死了我们很多年轻的大学生的时候,这些农村的小学生走上黑板,在黑板上写下了这样的话:“大学生死了,中学生上; 中学生死了,我们上”。 他们的老师在长达二十天的时间里,都不忍心将这三句话从黑板上擦掉。无数的人民高喊著“以暴制暴,以血还血”的口号,要向共产党讨还血债,要推翻共产党的专制统治,要爆发人民自己的革命。这是一九四九年以来任何一场由共产党左右的运动,或是人民的自发抗争,都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威武雄壮的场面。

根据国内所提供的数字,“六四”镇压之后,在全国各地悼念“六四”英烈的短短半个月内,共产党在全国各地枪毙了参加暴动以反抗中共专制统治的仁人志士,就达两千八百人之多。一排一排的参加过暴动的年轻人,一排一排曾高呼著口号要推翻共产党的年轻人,被共产党押向刑场执行了枪决。这样的图片在中国广大的民 间都被保留下来了。

一个大学的老教授,他在运动的前面三个阶段都没有参加,可他却在“六四”之后的暴动期,走上了街头。为什么? 他说:“我惭愧。一九四八年我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国民党政府让我们北大学生每餐三菜一汤,白面馒头,吃得饱饱的。吃完了,我就跟着中共地下党上街去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他说,今天我如果不上街去悼念“六四”,那些被共产党残杀的北京学生,那我还是一个人吗?”他老泪横流地说了这番话后,就走在了那个城市和那个名 牌大学所有悼念“六四”英烈的学生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所以我说“六四”分四个阶段﹕发动期;发展期;对抗期和暴动期。而“暴动期”由于国内没有刊物、新闻报纸来报道它,本地的人虽然知道,而外地的人就只能靠口耳相传了。曾经活跃在前三个时期的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各地的学生,及其领袖们,由于他们有的来了海外,有的在国内没有互通声息的可能,所以他们当中很少有人会提到“六四”运动还有一个伟大的“人民暴动期”。

中国人民从害怕共产党,到走向了不害怕共产党,“暴动期”他们的行为就是证明。中国人民从开始还曾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来解决他们自己的腐败、官倒等问题,可是到了运动走向它最后的“暴动期”之后,人们知道了这一切都是共产党制造的,只有推倒共产党,才能彻底地变革中国的政治状况;只有解决掉共产党的专制统治,这个社会解决官倒和腐败的问题才能真正解决,人民才能为自己争来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权利。

我与“六四”

【辛灏年】这场运动在它的发动期和发展期所带有的改良主义的色彩和改良主义的性质,不符合我的思想,因为我在八十年代初期就对这场改革开放的性质就有了明确的认识。我在八三年到八四年就研究了世界上所有进行过改革开放的专制政权,最后必然引发革命和走向灭亡的历史。我对中囯共产党的改革开放,不可能解决共产党专制统治问题,早已胸有成竹。这一切看法都白纸黑字地纪录在我在八五年到八七年所写的三部长篇小说里面。(注:高尔品“八十年代纪事”三部曲:《痴汉和他的女人》,《都市的女儿》和《少夫人达琳》)

【辛灏年】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我的思想与中国广大的中下层知识分子一样,对这一场改革开放没有看好。有着许许多多惨痛经历的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只要他还没有 踏进官场,只要他还没有被共产党的权势和利益所吸引,他都会得出这样一个公正的结论。因为我们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了解满清的改革开放,满清的洋务运动,了解它和共产党的改革开放的做法和行为,是完全一样的,其结果也必然是一致的。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当我明确地感觉到,北京的运动在它的早期还具有鲜明的改良主义倾向,并不完全具有纯粹的民主追求的性质,甚至于对共产党还抱着极大的情感 和希望,所以我不愿意参加。直到后来,当我看到湖南来的三壮士,在北京用填满了颜料的鶏蛋,砸向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独夫民贼毛泽东的画像的时候,我才真正是 心花怒放。可是当我发现他们三个人被广场上的民主运动的参加者们,扭送给了共产党的专政机关(后来均被共产党判了重刑)的时候,那一天,我是差一点把 家里的电视机给砸了。当时,我拿起将手中的茶杯就砸向了电视机。这大概已经能够说明我为什么不愿意参加这一场运动。

可是这场运动在它的对抗期,开始改变了我的思想。原因是对抗期的运动,开始改变了自己的性质,抛掉了相当成分的政治改良主义的色彩,抛掉了、或者说是逐步地 或迅速地抛掉了对共产党所寄托的“深情厚望”,迅速地表现了人民对于民主变革的追求,并坚定了这种民主变革的追求,明确地萌生了要实现民主变革必须与共产 党的专制统治相对抗的思想,开始走上了要反对和解决这个专制统治的道路。这时候我对这个运动,从思想上到感情上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 广东参加完了国际艺术节之后,五月二十三日,我参加了广州一百五十万人大游行。我走上了街头,幷走在这个游行队伍的最前面,还发表了演说。我说,运动发 展到这个程度,大家就不要再指望还有什么神仙皇帝来救我们中国人民了,我们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要靠自己救自己……!没想到我的讲话,引发了全场热烈的掌 声和呼声。游行之后,我就发了个电报给安徽省文联的朋友们,我告诉他们,我已经参加了广州的五﹒二三大游行,一百五十万人的大游行,并且我还在电报的最后写了八个字:民主必胜,专制必败!

我在安徽省文联作家协会的朋友们,都在传阅着我这份电报。他们知道高尔品,也就是今天的辛灏年,并没有游离在运动之外,那也是我唯一的一次。五月三十号,我回到了合肥。我回信告诉湖北的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不开枪就不是共产党。我知道它会开枪。六月三号夜里,共产党果然开了枪。当夜凌晨四点,安徽科技大学的一位共青团的书记带着一些学生来到我家里,把我从床上叫起来,幷告诉我,共产党杀人了,北京镇压了,幷将北京学生发往美国的 传真,实际是从美国转回的传真,交给我看。我的心里面是说不出来的感觉――痛苦、愤怒、胆怯都有。一个急遽的情况摆在我面前,究竟跟不跟孩子门一起上街去?最后,我终于怀着胆怯和愤怒走上了街头, 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我已经在合肥的大街上游过一圈了,幷喊了口号。当我举起手来喊过“打倒邓小平”“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之后,我真的是什么都不怕了,真 的不怕了。因为四十年我从来不敢喊的话,不敢说的话,我喊过了,说过了,所以反而不怕了!

从这一天开始,我全身心地投入了这场运动,直到这场运动被彻底地镇压为止。所以“六四”后,我是被判为敌我矛盾的,是属于暴乱分子我承认,正是这一场开始我幷没有很大兴趣,后来我又非常热衷的运动,在我的背后深深地、狠狠地推了我一把,推动着我,从思想上的认识,走向了在行为上的决裂。我辞掉了所有被统战职务。 我承认,这场我曾经没有多大兴趣,最后却全身心投入了的运动,使我把自己多年以来已经在研究、幷且已经有了研究成果的“谁是新中国”这个主题,真正地放到 了自己良心的前面,下决心不顾一切地将这部著作完成。我承认,八九年的那些学生们和孩子们,深深地、重重地推了我一把,将我推上了一条与中共政权不仅是在思想上,而且是在行为上彻底决裂的不归之路。这就是高尔品变成了辛灏年的原因。

反思与启示

【辛灏年】我觉得“六四”第一个要反思的,就是要认清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历史。 了解一些民主国家的民主运动的历史,幷进行比较,找出我们的“六四”为什么会失败的时代原因,政治原因,社会原因和人民自身的原因。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反思。

第二,“六四”的反思,它更重要地向我们提出了,对中共这个全方位的专制复辟统治政权,不要存任何希望。谁对它怀抱希望,谁就将遭遇惨痛的失败。

第三,“六四”还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长达半个世纪的愚民教育,对我们这几代中国人是起了作用的。我们在运动中,不论是大的方面和小的方面所犯下的种种的错误,都是与中国共产党五十年来,对中国人民在文化思想上的蹂躏所造成的结果分不开的。这是我们要认真反思的。

第四,要坚定民主追求的勇气,不要为任何的幻想所迷惑。只有坚定不移地坚韧不拔地追求下去,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心灵、自己的双手、去推动民主变革,去拥抱民主变革的到来,我们才能真正地走向民主。“六四”的意义在于,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长达半个世纪的专制统治上,所发生的一场极其伟大的民主运动,虽然它的前期具有民主改良的性质,这是其一。

其二,“六四”表明了在中国共产党用革命的名义,欺骗了人民,实现长达四十年的专制复辟统治之后,人民终于通过八九年春天的的这场运动,认识到了它根本就不是所谓的“革命”,实际上是一场专制的全面倒退,也是全面的复辟。

其三,“六四”的意义还在于,它使人民认识到,依靠或寄希望于专制统治者自身,自我完善的手段来解决政治改革,然后走向民主的道路,是完全走不通的。邓小平在一九七九年,就是中囯共产党的三中全会之后所推动的这场改革开放,说到底不过是为了中共长治、人民久安的一场救共产党统治的政治运作而已。尼古拉二世的宠臣维特伯爵就曾经说过,改革是为了预防革命,如果革命不会发生,改革照常进行;如果可能发生革命,改革则必须终止。八九年的邓小平,就是完全按照尼古拉二世那个宠臣维特伯爵的话,在中国表演了一次沙皇尼古拉二世所早已表演过的,那一场对于改革的镇压。改革,真正的政治改革,已成为不可能。期望由共产党来变革自己的政治,并将它推向真正民主改革的轨道,就只能是一场梦幻。

“六四”在它的“暴动期”所展现的血的风彩告诉我们,我们只能坚定地和这个复辟了专制统治的政权、这个党划开界限,由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中国民主变革的大问题。可以说,在八十年代中共改革开放的岁月里,一批民间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批真正在把心贴在中国民族发展道路上、追求道路上的知识分子,一批真心认为“只有解决共产党才能够振兴中华”的这一批知识分子,他们的远见,在八九年被共产党用铁、血和屠刀证明了,证明了他们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这一批人没有走进共产党,他们在民间推展着对历史的反思,他们在民间推动着人民自身的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

八九年春天的中国的伟大的民主运动,终于完成了人民从改良走向革命的一个转换的过程。人民在实际上已经告别了改良,革命已经悄然而至。革命的思想,革命的理想,革命的变革要求人民对于历史上的重新认,以及历史赋予一场真正民主革命的激情和希望就正是在八九年那一声枪响之后,在人民的鲜血横流之际,开始重新为我们的人民自身所认识。“六四”告诉了人民,只有依靠自己,依靠自己对于自己民族、国家前途的革命性追求,我们才能完成真正的振兴中华的伟大目标。

【结语】在中共的血腥镇压下八九民主运动失败了,然而,“六四”的枪声,不仅为中共敲响了丧 钟,也为国人鸣响了警钟,它使善良的人们不再对专制政权报有任何幻想。“六四”是一首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悲歌,今天当我们再一次吟唱它时,感受到的不再是痛苦与呐喊,而是悲壮与不屈。它就像我们的民族精神一样坚忍不拔,百折不挠,而这正是我们民族的希望所在。让“六四”的枪声,成为永远的最后一枪,让历史的伤口不再撕裂。

【片尾曲《历史的伤口》】蒙上眼睛就以为看不见 ,捂上耳朵就以为听不到,而真理在心中,创痛在胸口,还要忍多久,还要沉默多久。如果热泪可以洗尽尘埃,如果热血可以换来自由,让明天能记得今天的怒吼,让世界都看到 历史的伤口。永远都记得,永远都记得,历史的伤口。

【旁白】今天我们还活着,因为我们是幸存者,如果还有下一次,也许就没有那麽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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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囚知名异见人士彭明 突然死于湖北咸宁监狱|博闻社

九十年代中国知名政治异见人士、前“中国发展联合会(简称中发联)”发起人兼委员长彭明,2004年在缅甸被中共特工绑架回国以“组织和领导恐怖组织罪”判处无期徒刑,坐牢12年后,近日突传死于湖北省咸宁市监狱。狱方指他心脏病发死亡,但其亲人指前不久探监时,仍然是健康状态,质疑死因可疑。

2016-11-30

据了解,彭明的哥哥被国安软禁控制,死亡证明没收。博讯新闻网报道指,感恩节那天彭明哥哥去监狱探访,他身体精神看上去非常好,还给美国的孩子们写了鼓励的信件。

消息指彭明前日于狱中去世,监狱称他死于心脏病,家人未看到法医报告,其遗体更由警察看守。家人或出于恐惧,至今没有公开发声。

有消息指,彭明在羁押期间心脏病严重复发,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医疗。2008年2月在湖北汉阳监狱服刑的他,在睡梦中被打醒,再晕迷。四日后,彭明家属探视时亲眼见彭明眼部严重青肿,脸部凹陷,鼻出血。

彭明的女儿彭佳音2013年曾到台湾,出席跨党派立委紧急召开的救援中国政治犯公听会,呼吁国际社会拯救其父亲。

彭明的履历远比很多知名的民运人士要来得“绚丽夺目”,除了在北京某大学任教过,他还担任过航空航天部所属“航太航空通用电气集团”的总经理、“北京城建集团”的董事长、“中国发展经济战略研究所”的所长等职,并曾提出过令人瞩目的“治国方略”。

美国福特基金会曾对彭明的“治国方略”寄予厚望,资助其出版《第四座丰碑—-二十一世纪中国发展战略》一书。该书详述中国社会问题,后来主张以“第四条道路”,即包括和平与非和平、暴力与非暴力等手段,推翻中共统治。

1998年6月,彭明组建号称有万人参加、以独立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员的“中国发展联合会”(简称中发联),更是轰动一时的事件。1998年10月中共宣布中发联为非法组织,并将彭明逮捕,判劳教一年半。

2013年彭明女儿彭佳音(右起)与王炳章女儿王天安、立委陈学圣、田秋堇在台湾出席救援中国政治犯行动记者会,向陆委会企划处研究委员杨千惠(左)递交陈情书。

彭明获释后于2000年10月经东南亚逃往美国,并于2003年初在美国筹建“中国联邦临时政府”,自任“临时总统”,宣布不惜一切手段推翻中共政权。

2004年7月,彭明在缅甸被当地武装势力绑架,然后移交给中国方面。当时有报道指,彭明实际上是在缅甸被中国特工绑架回去的,2015年,彭明被交武汉市中级法院审判。

法院认定彭明以撰写、出版书籍、制订恐怖教学大纲、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等方式,散布和推行暴力恐怖主张,发展恐怖组织成员,煽动他人实施绑架、杀人等暴力恐怖犯罪活动,为筹集经费,还策划、组织、指挥了在湖北武汉、湖南长沙、北京等地的六宗绑架犯罪活动。

法院又指,彭明策划在缅甸组建培训基地,招募人员,指使他人在缅甸对招募的学员进行培训,教授实施绑架、杀人等暴力恐怖课程,并要求学员回中国后进一步发展成员,实施暴力恐怖活动。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和领导恐怖组织罪”判处彭明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彭明后被送至湖北省咸宁市监狱服刑。

服刑中的王炳章

彭明的结局令海外民运界联想到目前仍被关押在广东韶关监狱的政治异见人士王炳章。王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留学者,在美国创办《中国之春》,是中国早期的民运代表人物。

2002年6月,王炳章在越南边境附近,遭绑架至一艘往中国的船上,在中国领土上遭公安逮捕。2003年2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为台湾从事间谍活动和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的罪名判处王炳章无期徒刑。

他目前正在韶关北江监狱服刑。一直以来都被狱方单独关押,禁止任何人与他交流,目前他已经中风多次。狱方的看管人员也是六个月一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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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 天安門大屠殺之后的地下记忆文化——霍恩舍恩豪森奖答谢辞|中国人权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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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不要再发生!”这是1989年后德国社会的共识,可1989年后的中国,所有的罪恶还在继续。

2016-11-22

亲爱的评审团,各位先生和女士,感谢您们授予我霍恩舍恩豪森奖。在我的一生中,这是最为独特的黑暗记忆奖。

众所周知,霍恩舍恩豪森的前身,是东德国家安全部监狱,自二战后,德意志被一分为二,苏联红军就依照古拉格群岛的原型,打造了这个集中关押成千上万思想犯的怪胎。直到1989年,德意志又合二为一,霍恩舍恩豪森与柏林墙一道,转瞬瓦解,成为见证共产党统治的历史遗迹,据说每年能吸引四十多万参观者。

霍恩舍恩豪森令人想起达豪——纳粹时期臭名昭著的死亡集中营,现在也是保持原貌的罪恶历史遗迹,在它的入口,镌刻着一行大字:“永远不要再发生。”——我了解到,霍恩舍恩豪森奖的意义也在于此。我之前的该奖得主Joachim Walther、Publizist und DDR Experte、Karl Wilhelm Fricke、Erich Loest和Reiner Kunze,都曾是霍恩舍恩豪森的著名囚犯兼作家,为清理并保存铁幕高墙内的血腥遗产做出过非凡贡献。作为一名来自异国他乡的同行,我向他们鞠躬致敬。

“永远不要再发生!”这是1989年后德国社会的共识,可1989年后的中国,所有的罪恶还在继续。请让我在接受这个“监狱奖”之际,讲述一个人的经历,印证一下1974年6月3日,作家埃利∙威塞尔在纽约圣约翰天主教堂关于大屠杀的演讲:“让我们来讲故事……让我们来回顾人类面对汹涌邪恶时多么脆弱。让我们来讲故事,以阻止刽子手说出最后的遗言……二次大战后,死者向每个幸存者提出同一个问题:你是否能讲述我们的故事?现在我们知道了答案:不。他们的故事无法被讲述——也永远不会被讲述。即使说了也没人听见;你听见的故事并非他们所说的故事。”

我讲的这个人叫苗德顺,25岁,工人,1989年6月4日凌晨,他是北京地区数十万上街阻挡戒严部队的市民之一。军人沿途开枪,射杀了近3000人,大伙儿手无寸铁,只能设置路障,遍地捡砖头、棍棒、汽油瓶等等反击。晕头转向的苗德顺也拾起一只竹筐,朝一辆燃烧的坦克扔过去——不料这一镜头却被混迹于人群的密探拍下——于是不久,他被当作暴徒抓捕,揍个半死,再以纵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在《子弹鸦片——天安门大屠杀的生与死》中,我附录了前六四政治犯孙立勇先生2011年的调查资料,北京地区入狱判刑的六四抗暴者约1500多名,苗德顺的刑期最长,原因是太顽固:“苗德顺捕前住五棵松一带,未婚。90年4月在一监服刑时查出患病毒性肝炎……93年底从一监转到二监,由于不认罪,被监狱定为反改造尖子。92年从“死缓”改为无期……97年从无期改为20年。苗德顺性格倔犟,为不给家里添麻烦,97年他父母去探监,他不见,后来家里就不再去了。由于抗拒劳动改造,经常被狱警电击,最多一次有四个队长用警棍电他,但从没听到他求过一声饶。在监狱里,苗德顺、石学之和刘权(50多岁,以流氓罪被判15年,2006年刑满释放,至今头上还有一个坑,是戒严部队用枪托子砸的)被公认为监狱里最顽强的囚犯……”

其它零星旁证,出自武文建、董盛坤、张燕生等六四囚徒。20多年前,他们曾与苗德顺关在一块儿。由于不认罪,他被长期隔离,得了精神分裂症,经常自言自语,却从不跟人说话。有一次,狱警要给他上脚镣,突然发觉他已经虚弱得拖不动脚镣了,只好作罢。后来,六四狱友们陆陆续续出狱,他似乎被世界遗忘——因为从来也没人看到,或想要看到他。

27年一晃而过,最近《纽约时报》突然披露,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的最后一名囚犯,现年52岁的苗德顺,将于2016年10月15日获释。犹如一个太漫长的梦,海外众多中文网站都惊醒似地转载或重新编发了这一新闻。于是六四话题再度升温,直到15日大早,一些记者和民众赶到延庆监狱,在高墙外守候了几个钟头,毫无踪影。大伙儿纷纷追问,而监狱方始终缄默。

苗德顺哪儿去了?他一位曾经的狱友证实,他是在北京市二监被整疯的,后来转延庆监狱,与六四囚犯群体脱节,就再没人知道他的下落——即使出狱,即使他父母还在,也太老了,死心了,不可能去接人。如果监狱专车送回,可中国已腾飞多次,首都也扩展了数倍,五棵松一带的老居民楼早强拆了,他离开了27年,没地方可送。

他的另一位狱友猜测,户口制度还没废除,通过当地派出所协查,定能找到他的亲属。可亲人团聚了又能怎样?一个精神病,没经济来源,甚至没自理能力,当今社会笑贫不笑娼,活不下去呀。在监狱他是一条顶刮刮的六四铁汉,可在外面没用啊。真不知道该为他高兴,还是悲哀……

“到底出狱没有?”我通过越洋电话追问《子弹鸦片》中的关键人物武文建,后者答:“谁也不知道。他的亲属在不在世,也没人知道。我给监狱打过电话,对方说‘这儿是法制热线,我们暂不清楚这个情况,也无权回答您的问题,请先生您依据法律条款,直接向司法部提出咨询申请吧……’见鬼。”

苗德顺就这样眨眼蒸发,从1989到2016,他虽然在高墙内被世界遗忘,但根据记录,他的确还活着;可如今,他在墙内还在墙外?一旦失去可靠的记录,他活着也相当于死了——而作为时代录音机的我,却在扑朔迷离的新闻风波逐渐平息时,意外获得了霍恩舍恩豪森奖——这两则消息互相重迭,如同两只鸟在监狱上空追逐。我恍然记起美国影片《肖申克的救赎》,一个白人一个黑人,关了许多年后,一个隐居一个上吊。我不禁感叹,与中国的现实相比,西方人的想象力还是匮乏。

27年牢狱生涯,苗德顺只有过一次接触外界的机会,就是他父母的探视,可他断然回绝。为什么如此绝望?他曾被无数次踩在脚下、电击、殴打、五花大绑示众,他疯了,可还死扛着不认罪,可为什么连父母也不愿见?十多年前,我秘密寻访《子弹鸦片》的主角们,这些被暴政当局定性为“暴乱分子”的善良的人,在刚入狱时,全都认为共产党会在两三年、最多四五年间垮台,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朝阳般冉冉升起——看看德国,看看苏联和东欧,不都这样么?咱们也算他们的先驱——那时候,离国门敞开的1980年代不远,坚持反共冷战的美国总统里根,主张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还有叶利钦和科尔,也像胡耀邦、赵紫阳、方励之、刘宾雁一样,被众多年轻人仰视追捧。西方民主思想,经过共产党内改革派与保守派一波三折的拉锯战,逐渐深入人心,最终导致1989年火山喷发式的游行示威。

这就是苗德顺的成长环境。他不认罪,他咬定从政治改革走向自由民主是时代潮流,共产党开枪镇压,就必须引咎下台。但是,好多年过去,刽子手没下台,倒是因大屠杀而制裁中国的西方改变了策略。伟大的里根时代渐行渐远,中国开始拥抱资本主义而拒绝自由民主。人民币成了坚挺新宗教,与美元打得火热,虽然印在人民币上的依然是毛泽东。过时囚徒苗德顺被经济转型社会淘汰了,还浑然不觉。就在他拒见父母,决心为六四坐穿牢底的1997年,中共党魁江泽民访美;次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犹如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这宣告着历史轮回中的新时代降临——如果说1972年尼克松代表美国抛弃了始终如一的盟友台湾,那么1998年,克林顿则代表美国抛弃了曾以热血和生命追求美国民主制度的中国民众。

作为出狱不久的政治犯,当时我冒着风险,在海外发表了《致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公开信》。节录如下:

“总统先生:

“您选择敏感的六月访华的消息已在中国大陆引起轩然大波,官方新闻媒介一再鼓吹中美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我不知道这种关系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经济?政治?人权?国际格局的重构?解决社会两极分化的经验交流?抑或意识形态的相互兼并……

“……自东南亚金融风暴之后,‘经济就是政治’已成为盛行于世的箴言。当拜金主义弥漫全球,似乎民主与独裁、人道理想与实用外交之间的界限也在乌烟瘴气中变得模糊。于是您,总统克林顿应运而生,作为继比尔∙盖茨和索罗斯之后的第三个企图进入中国市场的世界经济大腕。不过,前两者都怀着远大的政治抱负,试图通过科技或金融的手段帮助人类解除奴役,实现人人平等的天赋人权;而您,却把美利坚合众国两百多年来始终坚持的理想主义当作生意筹码押在谈判桌上,你忘记了自己在就职典礼上的誓词。作为誓词证人的不仅有全体美国公民,而且有应邀参加的中国民运代表……

“……五十年代,美国没能拯救匈牙利,把无辜的纳吉从绞刑架上夺回来;六十年代,美国没能拯救捷克斯洛伐克,把苏联入侵者的坦克从布拉格挡回去,但民主和自由的信念却通过一次次血的抗争而延续。今天,也没有救世主能够澄清和拯救混乱的中国现实,我们仅仅需要从民主社会不断地汲收,改造原有的信念,并用这种信念去感动更多的同胞,激励人们为理想而活下去,自救而不沉沦。而您,克林顿先生,应该像您的历届前任那样,坚持而不是篡改具有人类性的美国自由精神,健康向上而不是堕落蜕化,别让我们通过您,对美国公民的整体道德水平产生怀疑。

“在这里,我,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想同您,美国现任总统先生,一道重温已患老年痴呆症的罗纳德∙里根在1985年的一次著名讲话:‘22年前,约翰∙肯尼迪总统来到柏林墙,宣布他也是柏林人。今天,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都必须说:我是一名柏林人,我是仍然受到反犹威胁的世界中的一名犹太人,我是一名阿富汗人,我是(苏联)古拉格的一名囚犯,我是在越南沿海漂流的一条挤满人的船上的一名难民,我是老挝人,我是一名柬埔寨人,一名古巴人,是尼加拉瓜的一名印第安人,我也可能是极权主义的一名受害者。’

“克林顿先生,当您在6月下旬抵达具有千年苍桑的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您是否敢于像35年前的肯尼迪总统那样,宣布您也是北京人?是证人?死者?或政治囚犯?

“如果您仅仅为了大国间的交易而来,那么,当我某一天站在白宫前的时候,我将宣布我是美国人,是反对派,是出卖理想的克林顿的牺牲品。”

这封信深受获释大政治犯徐文立的赞赏,于是广为传播。然而,克林顿圆满归国不久,徐文立就被捕判刑13年,罪名是组建“中国民主党”。因涉此案入狱的有几十人,其中秦永敏、王有才、刘贤斌、佘万宝、胡明君、王森、何德普、查建国、李海等都被重判8到13年不等的刑期。而此时,后来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已三进宫了——这种种不测风云,精神分裂的苗德顺可有感知?如果感知到了,会不会再次精神分裂?

让我们来讲故事,让我们来叙述这些年所发生的一切。苗德顺、刘晓波、李必丰、丁子霖、许万平、陈云飞等等,等等。1989到2016,27年了,许多亲历者死了,或死心了,可还要持续多少年,我们的故事才有结尾?也许,我在这儿讲的,不是苗德顺认可的故事,可他,还有殆于屠杀、虐杀、谋杀的冤魂们,我们会等来他们开口的那一天吗?

几天前,我读到刘霞最近的手稿,三首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我厌倦了 植物死去
我厌倦了 无眠的夜晚
我厌倦了 空空的信箱
我厌倦了 所有的责骂
我厌倦了 失语的年年月月
我厌倦了 牢笼
我的爱
我厌倦了

这是写给囚徒刘晓波的,却好像是“最后的囚徒”苗德顺要说的。

谢谢霍恩舍恩豪森奖评审团,让我能借此叙述不断流逝的人与事;谢谢博物馆馆长和副馆长,谢谢彼得∙霍夫曼和彼得∙西冷,《子弹鸦片》的伟大译者和编辑;谢谢多媒体话剧《子弹鸦片》的导演和所有演员,您们的才华令我惊叹,亲爱的约翰娜,您朗读的德语《大屠杀》令我颤抖;谢谢用独特手法替我制作肖像的艺术家Almuth Raupp,它逼真再现了我困兽般的过去;谢谢酒友乌里和文学批评家赫伯特,您们无时不在支持我;谢谢《轮回的蚂蚁》及这篇答谢辞的译者白嘉琳,您太棒太棒。最后谢谢赫塔和哈瑞,我引为知己的同行,小蚂蚁和她父母永远的精神家园。

祝福在场各位!

2016年11月于柏林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196期  2016年11月11日—11月24日)

人权双周刊

胡平: 中华民族的一次高峰体验——读《历史的大爆炸》有感|自由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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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六四仍然是头号禁区,一切有关六四的言论都被严加封杀。在海外,则出版了一大批六四的书籍。《历史的大爆炸》就是其中很引人注目的一本。作者张万舒是新华社高级记者,六四期间担任北京新华社总社国内新闻部主任。作者亲身经历了上层斗争的全过程,又直接处理了新华社驻全国各地记者现场采访的第一手资料,以每日大事记的方式,生动而详实地记录了“六四”事件的全貌。
2009-12-9
题图:前新华社新闻部主任张万舒在香港出版《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一书。(封面照)

赶在今年“六四”前夕,这本书由香港的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全书约45万字,分九章,前八章的标题分别是:1、大悲痛,大愤怒;2、大打压,大爆发;3、大转机,大阴谋;4、大恶化,大声援;5、大进军,大对抗;6、大动向,大转折;7、大决战,大镇压;8、大逮捕,大清洗。最后一章,第九章,标题是“军人笔下的真相”。《历史的大爆炸》这本书,史料完整全面,真实可靠,是研究六四事件的一部珍贵文献。

读《历史的大爆炸》,令人感慨万千。八九民运,其参与的人数之多,动员的范围之广,持续的时间之长,以及整个运动的和平理性,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就是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在这场运动中,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所表现出的崇高、热烈、真诚、团结,以及面对六四事件所表现出的同仇敌忾,无比的义愤与悲情,实在称得上是我们民族的一次高峰体验,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从来没有表现得那么纯真,那么美好,那么让人感动。我相信,每一个过来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不管他现在对这场运动怎么看。

然而,问题也在这里。一场有千千万万人自发参与的声势空前的伟大运动,怎么在一阵枪声之后就那么快地化为泡影了呢?当年曾热烈追求民主的民众,怎么一下子就把民主扔在一边,变得只知道追求金钱了呢?据《历史的大爆炸》一书的记载,在89年5月中旬,四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10位大学校长,全国文联、全国青联、全国妇联都发表声明支持学生和民众的合理要求,要求当局与学生平等对话。在戒严令发布后,张爱萍等8位开国上将表态,反对军队进城,强烈要求人民军队决不能向人民开枪;4位华裔学者、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说明这次在北京戒严是“违反宪法”的;香港的人大常委霍英东对不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表示失望;如此等等,举不胜举。问题是,这些头面人物怎么到后来却对血腥屠杀一声不吭,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对六四都沉默不语,有不少甚至反过来对那个杀人的政权公开表示认同,讴歌起太平盛世来了呢?

我注意到,20年来继续对六四问题讲话写文章的人,几乎都是依然坚持民主理念、依然谴责六四屠杀的;而那些改变了自己立场的人则不约而同地对这个话题保持沉默。这说明,他们知道他们的转变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他们也不愿意面对六四,因为他们不愿意面对自己。

诚如作者所言,六四事件是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心灵所遭受的“一场历史性的大创伤”。不医治好这一创伤,我们民族就不可能真正的复兴。不少人夸耀六四后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声称中国人的头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世界上抬得这么高。但问题是,一个民族把自己的物质利益建立在几百几千的爱国青年的生命之上和血泊之中,这个民族的道德何在?这样的民族希望何在?再者,如果一个群体的头颅需要依靠一个残暴的政权用机关枪去扫射和用坦克车去碾压自己的同胞后才能在世界面前高高地抬起,这些头颅又价值几何?这样的崛起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将把我们带向何方?我相信,一个丧失了记忆与正义感的民族,不论它在其他方面取得多么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就,终究是没有出路的,是注定要再次堕入深渊的。这就是《历史的大爆炸》等有关六四事件的书籍和文章的巨大意义。只有通过对这些书籍文章的阅读,我们才可能找回我们民族失去的记忆、良知和勇气。

ziyou

蔡铮: 劫难|《一个解放军的1989》书摘 | 中国人权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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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并非事实,它有待于证明为事实。

2009年5月

八九年六月五日下午两点,我挨近天安门,想探究一下天安门到底有没有大规模的屠杀。一堵军人和坦克筑起的墙壁挡住了去路。坦克的大炮像昂起的龟头。墙壁东端的街道上只有少数行人在出示证件后才得进入。我有军人通行证,我是不是也可以进去?想到这里,我有些紧张。这是哪里啊?我犹豫一下,还是走出围观的百姓,推着自行车走向那个把门的军官。许多枪对准了我。我只得往前走。走近那军官,我紧张得话都说不出,只掏出证件给他。军官年轻和善。他看看我的证件,又看看我,吃惊地说:“你也是当兵的?你还敢在街上走?快进来。你最好换身衣服,出去后千万别让人看出你是当兵的!”他招手让我进来,帮我把车子推进来,又嘱咐:“千万当心!”

就这么着我进了军事禁地。

我憋得难受。军队应该保护人民,只有日本畜牲才杀百姓。如今我们的军队却为保护一小撮国家蛀虫枪杀百姓,他们毁了军人形象……我推着自行车,想找人说说话。路边树下几个百姓正跟一群军人谈论什么。他们可能正谈论军队的残忍不智。这是个机会。我走向他们。他们看我走过来,都调过头来看着我。

“我也是个当兵的,” 我挨近他们,“看到我们的军队向百姓开枪我很难过……”

“你说什么?”一个红眼的瘦军官对我喝叫。

我说:“看到我们的军队开枪打老百姓,我很难过。”

他们全定住了。那几个百姓想逃开。那个红眼军官从头到脚搜索我,好像我是怪物。他突然厉声喝问:“你怎么混进来的?”

他凶狠的口气让我紧张,我摸出证件给他,“我是空军的。”

“你是空军?啊?我看你是个特务!等会儿我来收拾你!”他转向一个士兵,“把他带到那边看好,别让他跑了!”然后他调头去跟那几个百姓说话。那几个百姓窃窃看着我,眼里充满恐惧。一个呆头呆脑的士兵走过来,用枪口对着我,喝道:“走!”

我冒了一身汗。我一下就没了自由。我不得不在枪口下朝北墙走去。我竭力保持平静。那个红眼家伙可能只怀疑我是个军人。我可以跟他谈谈消除他的疑虑。可有个人说我的军人身份证上的照片没加钢印—-我交相片交迟了。要盖钢印得等好几天,我拿了通行证就没在意那身份证。更要命的是我背包里有很多从北大拿的传单。这些比炸药还危险。但愿他们不开我的包。他们没有权利开我的包。如果他们发现那些传单,我就完了。最好是把那些传单处理掉。兴许我能哄这个傻兵网开一面,让我到那边红墙下的树后把这些传单藏起来?跟我的兵像个白痴,黑粗黑粗的,眼半睁半闭的。他拖着脚走路,全身脏兮兮的。要是他是我湖北老乡就好了。老乡肯定会在那红眼来对付我前让我如愿。不幸的是,这家伙听口音是西北的。西北出傻兵。如果我不得他同意就在那树后丢传单,他会说我散布反革命传单……。我的脑子有些昏乱,过去两天两夜我都没怎么睡。我只希望那个红眼只核实一下我的军人身份就放了我。我要赶五点的火车。

我被命令站在那红墙边。许多士兵都背靠红墙坐着。一个个像伤兵样没精打彩。街南,红眼还在跟百姓谈着什么,手上下挥舞。那几个百姓终于走了。红眼朝我走来,身后跟着一帮士兵。他们越走越快,一会儿变成小跑。我希望他们不是冲我而来,可他们却是冲我而来。

红眼跑近来,吼叫着:“你哪儿来的?”我重复说我是空军的。“你哪儿弄的这车?”我浑身开始冒汗。两小时前我从北大出来,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赵姓同学送我,到处都不通车。怎么办?搞辆车子吧。我们在路边堆积的自行车里发现一辆没有上锁的破车,车轮子都不圆,骑起来比跑还费劲。但还踩得走。看来是没人要的破车。我便骑了它,别了小赵。

哪来的自行车?我只好说是路边捡的。

“捡的?我看你是偷的!你就是那打砸抢分子!老实交待,你是谁?”

我再次把身份证递给他。他看了一眼,说:“我们的身份证都有钢印。你想骗我?怎么没有钢印?”我说我没及时交相片,所以没来得及交给司令部盖钢印,有通行证就够了。他突然狂吼一声,“你是个冒牌军人! 立正!”我只好立正。“瞧瞧,他像个当兵的吗?”他踢了踢我的脚。旁边围观的士兵都哄笑起来。“稍息!”他又喊道。我只得把脚分开。我感到口里发干发硬。“立正!” 我又站直了立正。“你不是个军人。要是,也是个臭兵!你是哪个部队的?”我说了我部队番号和居地。“我没听说过这个部队。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你是个特务!冒充军人!――刚才你说什么?”他当胸一拳打过来,“你说什么?嗯?!”他又给我一拳。我退了一步,站稳。他要发泄,不要回答,我只有沉默。“你看到他们烧我们的弟兄?看到他们把我们的弟兄吊在桥上?你知道我们多少弟兄在坦克里活活烧死了?你难过,为谁难过?你是个畜生!?”他掏出手枪,用枪口戳着我的胸部, 声调越来越高。“你哪儿弄来的这套军衣?是不是从我们牺牲的弟兄身上剥下来的?你杀害了我们多少弟兄?”他咬牙切齿,“搜!”他挥着手枪,“你要是个特务,我就亲手毙了你!”

天哪,千万别搜我的背包!天啦。我的汗炸了。完了!完了!

几个士兵开始搜我的背包。两个士兵蹲下来摸我的裤脚。搜包的发出一声大叫:“有反动传单!”他们把传单递给红眼。红眼抓着传单,咆哮起来:“你肯定是个特务!你那身军衣肯定是从我牺牲的弟兄身上剥下来的!”他一拳打在我脸上,“说!是谁派你来的!”我的鼻子打破了,血喷了出来。我吓傻了,只往后退,可后面的士兵戳我的背。我朝左躲,左边的士兵用拳头和枪托把我砸回来。突然有人高呼一声:“打死他,为我们的兄弟报仇!”

呼声刚落,所有士兵都扑上来。拳头,枪托,靴子。一团乱。我只是躲,两手护着头。我被打倒在地,我挣扎着站起来, 昏乱一团。我双手招架着不让打到致命处。

“吊死他,给我们的兄弟报仇!”一个士兵喊着,晃着一圈白绳。他们突然都一齐停住。红眼接过绳索,用绳子做了个套圈,士兵们让他过来把那套子套在我脖子上。

天要塌了,地下开裂,我就要堕入无底深渊。我架起手,不让套子套到我头上。我被踢坐在地。我挣扎着站起来,又被踢得跪下去。我缩着头,挥着手,拼尽全力不让那索子套到我脖子上。我拼尽全力吼:“我是当兵的!放开我!放开我!”只要那索套套住了我的脖子,什么就都完了。他们两边一扯,我一会儿就会翻出白眼,吐出舌头!他们全疯了。他们的仇恨已被煽动起来了。天啦,救救我!天啦!救救我!我突然聚集全部力量,站起来,推开面前所有的手,跑出那一圈人!

朝哪儿跑?三十米外走来一个穿上校服的威严军官。我跑过去,扑在他脚下,抱住他的双脚,“求你救救我!救救我!我是空军。我说错了话,他们要吊死我!求你跟我们部队联系!”上校立定了,俯首看着我。他的眉头皱了起来。他面貌和善,眼里有些怜悯。“站起来,告诉我怎么回事!”他平静而严肃。红眼追了过来,“他冒充军人,诬蔑戒严部队,还想散布反革命传单!”我哭着说:“请联系我们部队!要不就直接跟空军联系。他们会证实我的身份。”红眼拎着那绳子要凑过来。上校说,“好了!去调查核实一下!”我抱着上校的脚不放,“请把我带着。求你救救我!求你!”如果我留在这里,这些疯狂的家伙会折磨死我。上校说:“我们会调查。”他转向红眼,“把他带过去。”又转身跟红眼说了些什么。两个士兵走过来把我拖起来,拖到红墙边,然后端枪站在我身边。

红眼一会儿过来,狠命地踢我,叫我坐下,然后蹲下来用那索子捆我的脚。“要不是政委,你早上了西天。我们白天不能弄死你,天黑了我再来用刀割你。我要亲自一刀刀把你割死!”他叫一个士兵帮他扯白索子的另一头以让小绳子切进肉里。他把我的双手扳到背后捆起来。离开前他说:“夜里没人时我们再来结果你!我去弄些汽油来当街把你烧成灰!等着吧。还让你多活几个钟头!”

我坐在红墙边,浑身冒汗。我有点糊涂。这是场噩梦?我的衬衣被撕得破破乱乱,沾满血滴。嘴唇肿起来。身上四处开始发痛。但不一会儿所有的痛都被绳索的勒痛压过了。而绳索的勒痛又被一波一波走过来的士兵对我的踢打压过。一个黑红脸的家伙蹲下来,将烟头按在我的腿肚上,“我要让你尝尝被烧的滋味!”灼痛如针刺,我忍不住叫出声来。这个畜牲笑得像个野人。烟头按在肉上,烧得要熄了,他又猛吸几口,弹掉灰,再按在我脚上。直到烟尽火熄。他把烟头丢在地上,啐了一口:“等着,我们天黑了再来把你弄死烧成灰!”

一会儿,一个斜挎把轻自动步枪的中年精干瘦猴走过来。他脸如刀削,两眼如突出的刺刀。他的穿着显示他有特别权力:他穿非常轻薄的消闲短袖绸质衬衫和发亮的皮凉鞋。由两个兵带着,他径直朝我走来,好像是专为我而来。他眼里充满对死敌的仇恨。见到他我浑身绷紧。他走过来,用那黑黑的枪洞顶着我的额头,咬牙切齿地喝问:“说,谁派你来的!你胆敢说谎,我立马给你一梭子。”他的话铿锵有力,像石头打着我。他看来有这个权力。他的手指扣在扳机上。我的全部注意,我的全身都紧张起来准备迎接子弹。我的心架在了弓弦上,备好弹出身体。我盯着他扳机上强有力的手指。我舌头发硬,不能发声。他一脚踢过来,踢得如此有力,如对我抡了一大铁锤,紧接着他突然抡起铁枪把砸在我头上,我感到脑袋发木。“说!”他肯定受过特别训练,他的动作迅猛如电,力大无比。我被打得歪倒在地。他黑洞的枪口仍然直逼我眉心。我坐不起来,我歪着身说我是个当兵的,身份证上忘了盖钢印,他们正在调查核实。我说得结巴。我心里暗暗乞求,求他别扣那扳机,乞求那枪口转开。“这么简单?嗯!” 他又一脚踢过来,说话时仍咬牙切齿。“我真想立马给你一梭子!”又是当心一脚。“我留你一会儿。夜里我来亲手收拾你!”又是一脚,然后走开了。像是一辆火车从我身上碾过,我被碾成了泥。

一拨拨的士兵三五成群走过来,踢我几脚,骂几声,但都没有那个精干瘦猴的踢打恐怖有力。而所有的踢打的痛楚一会儿就被绳索切进肉里的痛盖过了。绳索如刀,直切肉里,不断咬进。痛如针,直往心里刺,越刺越深,我无法阻挡。我咬牙强忍那不断切进肉里的痛。那痛如坚硬的海浪一波波击打我。我的汗一波波涌出来。太阳烧烤着我。不一会儿我就汗干了,心里火烧火燎。我眼前一阵阵发黑。我感到黑烟就从我烧干的身体上升起来。我的魂正随烟飘出,绕在我身上。我强睁开眼。我必须睁开眼。我得用全力留住我的灵魂。我不能放弃我的肉体。我必须清醒,在有人来要我的命时能全力保护这个肉体。我半闭上眼,开始深呼吸,缩在一块,让最少的太阳照到我。

我盼着时间快快过去,盼着太阳快快离开,又怕太阳落下。他们会在天黑后处理掉我。终于,阳光没有了,街灯亮了。街道上头戴钢盔脚蹬皮靴的大队士兵成方阵一拨一拨从东向西迈进。方阵前带队的手持闪亮的铁棍,如行进的乐队的指挥。皮靴砸在地上,发出威武齐整的夸夸声。他们高喊着“一!二!三!四!”喊声惊心动魄。他们威严雄武,一个个铁面无情,仿佛刚征服这座城市的外国军队正向被征服的百姓耀武扬威。这喊声、夸夸声和铁面的士兵让我发抖。

天黑了。忽然有两个十七八岁的小兵来到我面前,“老乡,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一个年轻的问。他们是广济的。“要帮忙吗,老乡?”我烤干了。我感到血在脑子里凝固了,我的喉咙干硬了。如果他们今天不杀我,我也会干死。水至少会让我再多活几个小时。我说:“有水没有?”他马上打开腰上的水壶,对到我嘴上,“慢点喝。”这清凉的水有多甜多美!“你也饿了吧。对不起,我没吃的给你。我们从进来后就一直没吃的。夜里我们会发吃的。”我一会儿喝干一水壶。“还要吗?”我点头。他马上跑向街边的水管,一会儿又抱着一壶水回来,对到我嘴上,双手举起。我又干了一壶水。干裂的地面湿润了,枯干的禾苗开始复生。我用老家话说,“你能帮我个忙吗?”他望望看我的那个傻家伙,说,“他跟我是一个部队的。说吧。”“请转告我的女朋友你在这里见到我。”我告诉他玲玲的地址姓名。其实玲玲并不是我的女朋友,我知道她最关心我,她的地址也好记。我必须让她知道我在这里被抓,在这里被弄死。他说:“在部队时不让那样。我退伍后一定通知她。”他刚重复了一下玲玲的地址,那个看我的就吼起来,“走!还没说够!”他回嘴说:“他要喝水!”我说:“我真不知怎么感谢你。”他说:“老乡,对不起,我得走了。我们班长叫我们别呆长了。他也是我们老乡,也想来看你。好。保重。”我说:“保重。”他们跑开了。

街灯有些发绿。我在滑向地狱。我没法中止下滑。我被捆死了。一个面如黄土的士兵挎着冲锋枪看着我。我能不能劝他把我的绳索松一点点,甚至放了我?这也许是我唯一逃生的机会。他放了我,会受惩罚,但不会有死刑。如果我的手脚没捆,我可如别的士兵一样走在街上。我可翻过街南面那堵墙,几秒钟内就逃出地狱。干吗不试试。

我对看我的士兵说:“你好。你老家那儿的?”

他没理我。我又重复一遍。

“关你什么事?”他恼怒地说。

没指望。“能不能把我脚上的绳子松松?”

“少废话!我们还没弄死你就是好的!松什么松?”

跟这样的傻瓜没法谈。还是省着点,准备应对那最后时刻。

夜里十点左右,两个便衣来到我面前。一个背上扛个很大的带灯的录像机。听口音是北京人。那高个开始录像,另外一个举着强光灯照着我。那高个叫我自述我的姓名,哪里来的,为什么到这里来了。他把我背包里我印的十几种诗集扇形摊开,一一拍下――他们将把这些当作我反革命的罪证。在处理掉我之前,他们得存档。想到这里,我口里发苦。最后时刻逼近了。我不能自控,我开始发抖。这是我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痕迹。录下这些,他们会知道谁被处死了。拍完,那个穿黑色短袖衫的问:“你有什么要求?”那些被判死刑的在处死之前可以满足一个要求。我想哭。我什么也不想说。可我还是说:“能不能给我松松?”我不知我的手脚是否还是我的。他放下像机,蹲下去给我解绳索。“这样捆了多久?”我说:“两点多钟捆的。”他说:“我可以给你完全松开一会儿,可我警告你,千万别跑。到处都是真枪实弹的,你一跑他们就会马上打死你。明白吗?”“明白。”“好。我陪你一会儿,让你轻松一下。”他解半天解不开,“操!怎么捆这么死!”他终于解开了。他把索子丢在地上,叫我伸伸脚。可我动不了,脚完全死了。他帮我拉直脚。一会儿,一股刺痛从捆处穿进来,如一铁针,直穿心里。好一会儿后,一股舒服才慢慢渗入。我的脚还是我的,手也还是我的。

“你撞枪口上了。”高个挨我坐下,叹了口气。他知道我会马上被枪毙。“你饿吗?”我说不饿。他说他有些压缩饼干。可我没有半点饿的感觉。他让我感动得要哭。他说他是北京公安局的。“你撞枪口上了。你跑这里来掺乎啥!”他沉痛地责怪我。我不知如何应对。他问我抽烟不,我摇头。我们就这样默默坐着。

坐了一会儿,他说:“我得再把你捆起来。我会捆松些。”他一边捆一边问:“痛吗?紧不紧?不舒服就吱声。我就不捆你的脚了。”他对看我的士兵喝道:“他的脚就不用捆了,听到没有?你有上膛的枪,还怕他跑了?”说完他才走开。

这时只有两个士兵看着我。许多带枪的士兵都歪倒在墙根下,有些在南墙边走动。我双手捆得很松,我的双脚还是我的。要是我能挣脱捆在手上的绳索,从看我的士兵手上夺过枪,打死另外一个,然后跑向南街,谁挡道就干掉他。到了南墙,我一跃就跳过那边。许多士兵会朝我开枪,如果子弹在我翻过南面那堵墙前没打中我,我就可能逃生。许多士兵不能轻易翻过那堵墙,而也只有少数士兵敢翻过墙去追我。南墙外的民居里一定有很多小胡同。幸运的话我可能找到一个藏身之处。如果我想活命,这是最后的机会--不行,我会死得更早,我挣不脱这绳索。我能抢到一把枪,可里头有多少子弹?在跑过街道到达那堵墙前我不可能不被子弹击中。

枪响声不断传来。在绿幽幽的街灯下,偶尔一列列全副武装的士兵走过。绿幽幽的光照在士兵黄黄的军衣上,照在黝黑的树和干枯的街面,使这里如同地狱。

这时,在大地的终点,在远方的深山里,人们都入睡了。我却被绑在这绞杀人的机器上,机器的轮子正转动着,把我带向那个绞杀箱。我该跳起来冲出去,死命尖叫,在雨点般的子弹中倒下,让我的灵魂蹦出我的血肉之身。可我动弹不得,只得老老实实呆在这个死亡机器的带子上。

如果父亲知道我死了,他还能活吗?哥哥们会以为我能躲过一切灾难,甚至流亡国外。他们会安慰他们的孩子说我会多年后荣归故里,正如父亲谈及伯父。伯父在六十年前参加革命。如今,许多在家乡同时参加革命的正睡在我背靠的这堵红墙后的某间房子里,也许与我只相隔几百米。李先念是政协主席,秦基伟是国防部长。伯父失踪时只十八岁。据说他在田里干活干得好好的,田埂上来了两个人叫他去开会。他去了就没回来。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从此音讯全无。父亲说伯父常这样唱国际歌:“起来,鸡巴塞在你口里(饥寒交迫的奴隶)!”要是有人把这报上去,他肯定要被“肃反”。那时一句话就会招致杀头。红军在我们老家杀了数以千计的自己人。那时他们没有子弹, 肃反靠砍头,用锄头砸后脑或活埋。伯父是怎么死的?他死时经历了痛苦没有?那刀割进脖子,那锄头砸在后脑的锐利痛楚只有他自己感觉到。而他被捆绑,被宣布死刑后所经历的恐惧没人知道--除了现在的我。我被绑着,无处可逃,静等死亡,一如六十年前的伯父。我比伯父强,现在他们子弹多的是。

明天,太阳升起来时我就不再带着我这个身体从这里移到那里。我的眼睛没有了,这天空和那曾经让我心悸的明亮的阳光于我将不复存在。而此时,我可想象自己游走在未来的任何地方,我可以走在我曾经千百次来回走过的去小学的路上,一如我的孩提时代。我可以并肩和未来的孩子们一道在那路上行走,同样的温火般的阳光在我四周波荡跳跃,一年后,百年后,千年后,只要那条路还在那儿,只要路边的草还继续生长。可这个我却不会在那儿了。

这个我已在这个宇宙中存在了亿万年。他曾经存活在一滴水里,一粒微尘里,存活在一个细小的生物里,存活在我千万年前千千万万的祖先的生命里。我千千万万的祖先与猛兽搏斗,在暴风雪中本能地护着我,在暴雨中缩在洞穴里用双臂紧紧地围护我。春天里父亲犁地时捡了几个花生,舍不得吃留下来带给我,只为了给我点更多的营养;我常常早上三四点钟爬起来去跑步锻炼以使自己有个强健的身体,我在北风呼啸的深夜在那丁点大的油灯下读书来充实自己……。我所有祖先父辈和我自己为这个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这个我,这个有着灵魂的身体被一颗子弹瞬间摧毁,变成一缕气消散?

也许我没什么可悲哀的。我迟早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生命结束于今天,这只不过缩短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存留。难道今天死和七十年后再死就有很大差别?

可是天哪,我还没准备好如此唐突地死去!我没准备好!我的这个身体,我的灵魂,我这思考,写作,行动的能力还根本没有发挥过。我从他人那儿吸收的生命还没有传输出去,我应有更多的时间把我的生命寄存在哪儿。我从空气、水、阳光,从所有天然物质中,从我吃的穿的从书本等所有人为创造物中获得生命,建成了这个我。我渴望将我的生命存储下去,存储在我的创造物中。千百年后,一个有灵魂的人,会品味我的文字,陪我流泪,陪我震颤。他能感受我这个生命,知道我曾经存在于这个时间、这个地方。如今,我的生命却要被就此砍断。没人知道这个我,这个样子,挣扎过,爱过,梦想过,哭过,活过。这个我,由肉骨构成,就要变成气体,飘到空中,随风消散!

当我的身体被子弹洞穿的一瞬,我的灵魂会弹出身体吗?它能变成一只小鸟或飞蝶?--它必须变成什么!我如此强健的体魄,如此活跃的灵魂如何能就此消亡!他必须变成什么飞到我心系的人那儿,落在他们身边的树上,发出声音或挥动翅膀让他们知道那就是我!我必须从我的骨灰中升起,以鸟或蝴蝶或小虫的形象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不会就此灰飞烟灭!我的生命得变成什么存活在这个世界上。至少它要变成一缕自行不散的气,飞向空中,独立于云尘之上。它能凝聚成各种形状,能降落在不同地方,能变成各种颜色,永不消散!

不,我的生命不能就此终结!我还未证明我活过!我必须逃脱!可我不会魔术,不能解开手上绳索,不能隐形,不能飞过那堵墙,飞过那屋顶。我象被关在笼子里等待屠宰的鸡。

时间终于到了。一辆军用卡车开过来,停在街南。卡车上跳下许多头带钢盔脚蹬皮靴的士兵。他们下来,在墙边列队,看齐,纷纷嚷嚷,喊叫声一片,很急很忙。一会儿一队士兵奔我而来,喊叫声奔我而来。

“把他捆起来,用刺刀把他捅死!”他们围过来,吼着,叫着,靴子在地上碰出卡卡声,一派混乱,叫嚷不断。“先把眼睛蒙上!”“站起来!”许多人在吼叫着发布命令。附近被拖过来的百姓发出声嘶力竭的惨叫:“饶命!饶命――!”――时间到了,准备好了?给这个世界说再见。准备好了?

我被拖了起来。我站不直,两腿绵软如泥。他们抓着我,我直往下坠。我口里发苦;舌头发硬,象是一根木头塞在口里,不能转动。“跪下!”有人踢着我的腿窝,我被踢倒跪下。他们先蒙上我的眼。那蒙布勒进肉里。世界黑了。我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两个拇指被扣在一起--要执行死刑的犯人就是这么绑的。这样也许更好,我看不到枪口。

枪托狠狠地戳在我胸口、腹部,砸在我背上、手上。“谁有刺刀?让我先把他的喉咙割断再枪毙他!”有人吼着,接着有人抓我的脖子,我拼命缩着我的脖子,结果是挨了几拳,刀子并没有切入脖子。我想尖叫、狂吼,可别人已替我吼了、叫了。准备好,别怪我,父亲、玲玲、所有关心我的,我就要这样离开。你们决想不到我会就这样离开。他们会把我带向南墙,在那儿短距离枪毙我,他们会把我丢到野外他们备好的坑里,把我埋了或把我烧成灰,没人知道这一切。

我突然想爆发我全部生命,打碎这个世界!--我为何遭此结局?这是我命中注定?天啦!我的天啦!

他们拖着我走过街道。然后我感到他们把我朝上拖,应该是拖上了卡车车厢――他们要带我到个僻静的地方去近坑枪杀。一个士兵竭尽全力用枪托砸在我胸上,“枪毙便宜了你!”他吼着,充满仇恨。我感到胸骨被砸断了,里头的东西都挪了位置,痛得不能喘气。我绷紧,头缩着,胸勾着,准备承受打击,可我只能绷紧部分身体,我不知他们会打到哪里。我确知我这身体马上就不再为我所有,马上就是一摊废物,对它的损害多少大小已没什么了,可我还是本能地护着它。我坐到卡车上,士兵两边夹住我,一人扣住我的一只手臂。在别的同赴刑场的人的尖利叫声中,我不再发声。命运早就被决定,此时乞求只是枉费精力。让整个身体、全部精神准备好,让身体和灵魂紧密相连去应对那最后时刻;哭叫只会把自己的生命在那一刻到来之前撕碎。

突然一声尖利的叫声传来,那尖叫声如猪被刀捅进喉管时发出的:“救命!”紧接着就没声了。那叫声让我发颤。那人定是被刀割了喉管。一个士兵问:“我们是现在干掉他还是等会儿?”他们会把我们一个个地干掉,我等着轮到我。迟早已没多大关系。我已在他们推我跨过那道门时先期跨过了;子弹穿过我的身体时不再会有更多疼痛。

卡车开动了。一个士兵咬牙切齿地说:“要活埋你!活埋前我要用刀把你的脸皮剥下来!”--剥吧,我不在乎。

--他们是把我们拖到郊外人不知鬼不晓的地方,在那儿干掉我们然后就地埋掉。我感到卡车向左转了一下,又右转,又向左,然后直行,然后左右转了很多回,停下了。我被拖了下来,丢在地上。

嗵!“啊哟!”——一声踢,一声惨叫。一个四川口音的咆哮着:“老子踢死你们这些反革命!反革命!”嗵!“啊哟!”“你们想推翻政府?”嗵!“啊哟!”“推翻共产党?”嗵!“啊哟!”他一人给一脚。他的脚力巨大,我感到靴尖插进我的背骨,疼痛直戳心窝,一脚踢过,我也忍不住“啊哟”一声,半天喘不出气来。轮踢了一遍,然后他问我们为什么参加反革命。我说我是空军的。他一下来劲了,“叛徒!内奸!你长得壮!部队喂养你是为了让你参加反革命!啊?你是个好沙袋,让我练练!”嗵!嗵!嗵!我绷紧后背让他踢。每挨一脚,我都忍不住发出哼声。一会儿有人过来问我老家哪里的,我说我是红安的。那个踢我的家伙轻声说:“我是荆州的。”他再也不踢我了,马上拿别人当沙袋去了。

有个武汉口音的说:“够了!别踢了!”那家伙才停下。武汉人好像是个军官,他凑近我问我些问题。一会儿我听到他跟什么人在低声说话。我只听到“将军县”、“大学生”--他是在谈我。一会儿,他挨近我,小声问:“你怎么搞到这里来了?你有什么要求?” --看来他们一时半刻不会毙我。我说:“手上的绳子太紧,能不能松一点?”他说:“我们正要换绳子。”一会儿就有人解下我背后的绳子,重新捆上,捆得松多了;我一动才知道我们是捆在一根长绳上。

他们把我们丢在这里是什么意思?他们还没挖好坑?我还有逃生活命的机会!

“老乡,你红安哪里的?”突然有人用家乡话轻声问我。一问才知他是个新兵,距我们家只十里地!我看到了活命的希望!我忙用老家话说:“求你!你可以救我的命。你们部队有没有红安的在当大官?有就给他们传个信,说有个空军来的老乡在这里,让他设法救我。求你了!”他说:“老乡,我们部队有好多老乡当大官。我是个新兵,哪能去见他们?他们根本不让我见啊。”我忙说:“只要这个部队有个有权的老乡他就能救我!求你,我只有靠你了。明天早上他们就会枪毙我。你只跟他们说有个老乡被误抓了。只要个有权的当官的就行!”我知道部队的规矩。一个小兵可直捅到当司令的老乡家去跟他聊天。这小兵得机灵,胆大,能说会道。这个老乡却很胆小。我正跟他说着,有人吼了一声:“你跑这里来干吗?滚!”他一声没吭就慌忙逃走了,连个再见都没敢说。

希望又落空了。

远处传来嗵嗵的枪声,一会儿又沉寂下去。坐我旁边的在低声啜泣,他竭力不哭出声来,但那压抑的啜泣令人更觉悲哀。那个踢我的和那个对我和气的军官都走了。很静。我们可能是坐在个走廊里,风很大。刚坐下时那冷风让我浑身烧痛好受了些,坐久了冷风就让我汗湿的衬衫和裤子冰凉。六月的夜风怎么这么凉?就好像坐在冰凉的河水里。冰冷的河水流过,冰冷渐渐切入肌肤,切入骨头,钻进心窝,它要刨走我内心深处的那一点余温。――这时,这座城市里的人们都开始熟睡。所有控制这军队、掌管屠杀的国家领导也都在距我不远的温暖柔软的床上酣睡。有的正做着美梦,口水从歪斜的嘴里流出来。此时,许多人相拥而眠,有的正在交配,新的生命正在制造中,我却在被捆绑着在这儿等死--别胡思乱想,得聚集全部意志来堵住这步步深入的冰冷。我勾头缩背屈膝,把身体缩到最小,让那寒流只冲刷到最小部分。我一阵阵绷紧肌肉来抵抗寒冷。我盼着这寒冷的夜晚快些过去,可又想早晨晚些来到――他们会在早上把我们拉出去干掉。

突然又有了混乱的嚷嚷声。我们被踢着站起来。我站不稳,脚麻木了不听使唤。最后时刻真的来到了。我们被踢打着、推搡着,被喝吼着:“走!走!”临死的恐惧使我害怕前移,而眼被蒙上我也不知如何动脚。他们戳打着我,喊叫着:“走!快点!快点!”我们被换上连着的铁链,从背后铐上。我不得不挪动。突然我被人猛推一下,脸撞在铁硬的墙上。嘴唇又被撞破了,血流出来,有些咸。蒙布错动了,从蒙布下方我看到血滴到血迹斑斑的破衬衣上。他们会把我们带到郊外,埋在野地里。我的血将归于黄土,这时流些又何妨?

我感到他们在把我们向上推。从蒙布缺口我看到我们正被赶到一个带斗蓬的小货车的车斗里。我被踢倒趴在车厢冰冷的地上,有人趴在我身上,又有人趴在我身上的人身上。我们就像劈柴一样层层码起。一个屠夫坐到顶层,他的靴子靠着我的头。我脸上的蒙布挪位了,我看到一张跟我一样压在铁皮上歪扭发紫的脸。我的胸在变形。我的所有骨头都在变形。我不能喘气,不能动弹。尖刀从四面八方刺向心窝。我用全力挡住,不让这些尖刀插入我的小腹、插入我的肺部、插入我的心窝。我拚死挣扎着呼吸。多吸一口气是一口气--这是我生命的最后旅程。我们死定了,他们可以随意处置,他们决不会让我们再活着出去。我们被这样憋死和到那坟坑前枪毙都是死。可让自己能多活一会儿就是一会儿。――天哪,你看到了吗?这就是我最后的旅程:堆在尸堆下面,顶上坐着我们的屠夫!

“听着,”一个屠夫用钢盔敲打着我的头,“开车后要是哪个发出半点叫声,我立马把你掐死!听到没有?”没人应声。他咆哮着:“听到没有?”“听到了!”回应伴随着女人腔的哭声。我发不出声来。他一脚踢在我脸上,“听到没有?”我只得竭力发声:“嗯!”“大声点!”他用钢盔在我头上猛敲一下,那钢盔打出嗡嗡声,打得我头发木。我用全部力气吼叫:“听到了!”

我的嘴紧压在铁硬的地上,血和地上的灰土混在一起。我闭上眼。身上压得越来越重,我的胸骨肯定全被压断了。我活不过这趟路。他们该有点人性,一枪打死我再往外运尸!

车子开动了,他们打开音响,歌声刺耳。他们要用这音响盖过我们可能发出的惨叫。车子正开过北京的街道,可以听到喇叭声。他们害怕我们发声惊动行人。那歌声连绵不断,一曲接一曲。唱歌的充满激情。我的手被反捆在背后,粗硬的铁链将我们反锁在一起。我所有的痛苦一会儿就将结束。明天我们将在永恒的黑暗中。我不再可怜自己,不再想父亲、哥哥或玲玲。歌声从前厢浪过来,在黑暗中,在我们层层叠起的肉与肉的缝隙间如水流动。它肯定也漫溢在卡车开过的街道,有人会看看卡车,车道旁骑车的人们或许会跟着哼唱。他们谁也不会想到,在车厢里我们像被宰的猪层层叠叠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