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耀明: 中梵建交只是空中楼阁|自由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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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教宗方济各2013年上任以来,一直努力改善中梵关系,通过对话寻求共识,以求尽早重建梵蒂冈与中国天主教会的关系。

20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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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耀明评论】中梵建交只是空中楼阁(法新社图/粤语部制图)

不过,这是近乎不可能的任务。原因其实简单不过,一方面固然北京是无神论者,与梵蒂冈在信仰上寻求共识谈何容易。但更重要的是,惯于一党专政的执政者,又怎会轻易放下意识形态的控制权,任由梵蒂冈和国际教会的教士到大陆自由传教,更不要说由罗马教廷任命的主教,去带领估计有九百万至一千二百万的教徒。

因此,尽管教宗方济各不断向北京显示善意,甚至遇上北京打压地下教会人士亦忍气吞声,也要尽力避免破坏谈判气氛。用香港教区枢机主教汤汉的说话,就是以“温和、谦卑、真诚、耐心”,展示“人间对话的典范”。但换回来的,只是继续谈下去的机会,至今仍无实际的协议。

梵蒂冈的忍让自有其深远的考虑。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梵断交后,效忠教廷的天主教组织只能走入地下,以非法形式继续存在,至今追随的信众达三百万人。梵蒂冈对这批神职人员和信众都有道义的责任,而中梵关系正常化的话,或有助改善他们的处境,免因信仰而受祸。

另一方面,大陆的天主教会必须脱离梵蒂冈的领导,转归到官方创立的爱国天主教会,由他们委任的主教管辖。目前,这些标榜自治、自养、自传的天主教爱国教会,信众超过五百万人,由其委任的七十名主教统领,明显偏离教义(如不承认教宗是教会之首)。梵蒂冈教廷需要有正常渠道与爱国教会交往,通过信仰共融,寻求普世教会和爱国教会走向一致的发展。

因此,为了地上地下的教会和信众,梵蒂冈不得不忍辱负重,借用上世纪七十年代西德的“新东方政策”(Ostopolitik)(即通过跟东欧国家修好关系,再谋求改变他们),以友善姿态和秘密谈判,修复与北京的关系,再共同开创新局面。

不过,善意归善意,北京对思想控制绝不手软。去年底,中共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在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向众多主教讲明,宗教领袖须致力宣扬爱国主义,并服膺于独立自主的原则。言下之意,他们只能配合执政党的指挥捧,从信仰角度推销“爱国”,因此罗马教廷切勿想入非非,休想以友好商谈就可以让教廷干预大陆教会。

换言之,去年盛传中梵双方谈得十分投契的主教任命权,甚至说初步订好“中方任命、梵方同意”,到了谁有最后决定权的问题上,始终过不了一党专政的大关。因为不论说得如何漂亮,说什么主教人选由罗马决定,北京最后都会紧握控制权,把梵蒂冈的同意权化为乌有。

更何况,在北京看来,强国既已崛起,外交上逞强是应有之义。如今罗马教廷有求于我,让教廷跟中国教会和信众保持某种联系,理应开出有利北京的条件,如跟台湾断交,则或有考虑的余地。但教宗若要影响中国教会运作,以精神领袖自居,从不相信宗教自由的北京,又因何要放权让利给梵蒂岗呢?

同时,梵蒂冈的策略是修好以求变,重对话不冲突,即使碰得一面子灰,还给教会兄弟姊妹痛骂他们不顾原则,不理地下教会神职人员的死活,但也只有对沟通继续深信不疑,抱住等待神迹一样的态度,希望能春风化雨感动对手,取得共识。

这种做法若能一直坚持原则,仍不乏宗教家的风范,但对于无神论和一党专政的北京,却未免流于不痛不痒、不着边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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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的让步 泼了受打压的中国信徒冷水|博谈网

2.0.jpg作为天主教会最高权力机构圣座的所在地,梵蒂冈近日就主教任命一事,向无神论的中共进行一些让步。

2016-11-9

首次警告

梵蒂冈教廷11月7日发表声明,指近来有报导称部分中国“非官方”天主教神职人员,在未经教宗任命下自封为主教,若消息属实,此举将“严重违反教法”。

据天主教媒体天主教亚洲通讯社报导,声明涉及对象为中国河北省一地下教区的神父董冠华(DongGuanhua)。他在5月的一次弥撒中,宣布自己已祝圣为主教,后续又在9月公开展现其主教身份。

梵蒂冈声明强调,即便类似举动源自“特定的个人信仰”,但任何未经教皇委派的自我任命行为都将被视为非法。

这是梵蒂冈首次对忠于教皇的地下教会发出这类谴责,路透社形容这“非常不寻常”。因为梵蒂冈一向只谴责由官方、政府支持的教会在没有教皇允许下任命主教,但从未对地下教会发出这类警告。

《华盛顿邮报》则指出,梵蒂冈此举正好发生在与中国政府就主教任命进行协商的时刻,显然是为了缓和与中国政府的紧张关系。

现任教宗方济各于2013年上任后,一直寻求改善中梵关系,近几个月屡屡传出梵蒂冈与北京破冰的消息。近日有消息指梵蒂冈与中国已就主教任命问题达成初步共识,中国的主教将由地方神职人员选出,并由教宗进行最后任命,而梵蒂冈也将承认8名由中国当局自行任命的主教。

不应信赖的承诺

一个严重破坏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一个主张无神论的专制政党,梵蒂冈的这项决定恐怕会让长期受中共打压的地下教会极不好受。

在中国,得到中共官方认可的天主教会为三自爱国教会,而宣誓效忠罗马教宗但不获官方认可的被称为“地下教会”。

设于美国的“人权观察”,其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Richardson)在日前发文质问,作为世界主要宗教领导的梵蒂冈,怎能将遴选神职人员的权力让给一个长期监禁、处罚宗教自由斗士的政府?

在这篇题为《梵蒂冈何以信赖中国承诺?》的评论中,指教宗方济各低估了中国六十年来对宗教的敌视已积重难返,并列举多例:

为提防宗教成为反对中共的平台,中共在新疆各清真寺安装监视器,大幅削减世界最大藏传佛学院的学员人数,并强行拆除浙江省各地教堂的十字架。

中共最近预备修正2005年《宗教事务条例》,紧缩对所有宗教信仰者的钳制,包括要求宗教不得“危害国家安全”,加强对境外宗教影响的监控等等。

对为保卫信仰的地下主教施恩祥任意拘押、骚扰和酷刑超过五十年,2015年据报其在秘密关押中过世,享年94岁。但中共当局至今拒不承认他已去世或以适当礼仪予以安葬。上海教区主教马达钦在2012年授圣职礼后不久,宣布退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随即被迫失踪;被软禁四年后复出时,对爱国会的立场已经改变。

索菲・理查森认为,天主教徒被迫加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梵蒂冈的态度软化将令那些不惜付出高昂代价服事教会的人士特别心寒。

文末更质问教宗方济各是否曾对上述迫害事件,向中国提出质疑,或要求说明。“在北京尊重全中国人民的宗教自由之前,梵蒂冈不应相信该政府的任何提议。”

对信仰的恐惧

主张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诸多作法似乎在宣告其试图管控人们的心,信仰神灵前先信党。去年5月中共纪检委发表文章,强调共产党员不能信教,并将此纳入纪律范围。

近日则传出为“维稳”西藏,继先前严密监控活佛转世,祭出“西藏活佛皆应由政府部门审批”规定外,现在更多次举办“新转世活佛培训班”,参加的“活佛”不仅要接受“爱国忠党”的意识形态教育,还要朝拜毛泽东铜像,敬献藏式礼巾“哈达”,企图以此彻底消灭宗教内部的藏独势力。

除了对宗教进行严厉管制与打压外,也对以“真、善、忍”为信仰中心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大规模的迫害,其中还包含活摘器官,这个被指为反人类的罪行。

中国当局对宗教信仰者的恐惧,一向被外界认为是担忧宗教会成为反对中共的组织平台。极权统治与贪污腐败,让不少受害民众转向宗教寻求精神慰藉。在“709大抓捕”中,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的翟岩民,即遭官方指控他因生意失败而怨恨政府,加入胡石根主持的北京基督教地下教会,图谋利用舆论挑起人们仇视政府。

现在,梵蒂冈的让步,不仅引来人权组织的质疑,也使天主教内部产生争议。天主教亚洲通讯社的报导指出,地下天主教会认为中梵协议使他们的宗教自由及利益被牺牲及妥协,觉得被背叛。同时,梵蒂冈转而承认过去认定的非法主教,也让教友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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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 梵蒂冈对中共政府的幻想|博谈网

2.jpg.png_meitu_3.jpg天主教中最高级别的中国神职人员陈日君枢机(Cardinal Joseph Zen)认为,梵蒂冈正在快速接近中国(政府)是一个悲剧性错误。

2016-11-5 作者:  David Feith 编译:  周洁

本文译自《华尔街日报》11月4日的报道。

经过六十五年的敌意和迫害之后,教廷领袖们可能在几天内会与中国政府达成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陈日君枢机祈祷在弗朗西斯教皇签署之前能听到他的声音。

这名香港前任主教带着激情的讲话听不出他84岁的高龄并且近期因一种肺部病毒入院治疗。我们在他自2009年以来一直居住的教堂建筑群里见面时,他对“投降”提出了警告:中国领导人正在过分要求,梵蒂冈官员们似乎“抱着希望达成协议的愿望”而这么做。

支持者们说,该协议将帮助数以百万计的“地下”天主教徒,并让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为传福音开门。陈日君红衣主教说,它会牺牲教会的原则,放弃那些忠诚者,破坏传福音,并引来进一步的镇压。

该协议涉及到谁来选择在中国的天主教主教。北京自1950年代以来一直声称它拥有这个权力,当时毛泽东驱逐了梵蒂冈的官员,并成立了国营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那个机关现在监管着大约有70名主教和500万信徒的“官方教会”,他们符合并听从北京。相比之下,地下教会跟随教皇,有30名主教和估计700万信徒,他们面临骚扰、监禁和更糟糕的境况。

为了促进团结,梵蒂冈最近接受了大多数北京支持的主教。但是它一直认为中国政府营运的天主教爱国会“与天主教教义不相容”,正如教皇本笃十六世在2007年写道,并补充说:“教皇任命主教的权威是由教会创始人耶稣基督赐予教廷的。这不是教皇的财产,教皇也不能将此给予他人。

然而,现在梵蒂冈似乎愿意把它交给北京,这就是陈日君枢机所说的”绝对不可接受“。罗马教廷承诺只承认那些第一批获得天主教爱国会主教会提名的主教。这将使教廷”完全屈从于一个无神论政府“,陈日君枢机说,并可能要求梵蒂冈切断与那些真正的地下教会的关系。

虽然他说,中国政府支持的主教通常是”很好的人“并”非常忠实于教会“,陈日君枢机哀叹道然而他们全都是”奴隶“和”傀儡“。他说,只有对共产主义无知的人才会认为中国政府发送到罗马的提名人不会遭到胁迫。1989年到1996年的时候他曾在中国的神学院教书,他回忆说,中国政府任命的主教们甚至不能在没有政府官员在场的情况下会面或打国际电话。

陈日君枢机抨击梵蒂冈的外交官,他们说为了保持教廷的等级和圣礼需要接受中国的天主教爱国会。”我宁愿没有主教“,他说。”用假的主教你是在毁教廷。

这几乎类似于1970年代罗马教廷接受了与共产党政府合作的“东方政策”后在匈牙利和其他苏联卫星国家发生的事。“在那些国家的教会没有通过梵蒂冈的外交得救”,他最近写道,“而是因对信仰单纯的坚定不移!”

他认为,如果梵蒂冈拒绝屈服于北京,在中国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地下教会正在很好的传福音”,他指出,即使中国政府自2013年以来已经在各地摧毁了1000座教堂的十字架,并把地下主教苏志民秘密拘押了二十年。“在官方教会里也有这么多的好人……他们不害怕。你为什么要投降?”

“弗朗西斯教皇对共产主义没有真正的了解”,陈日君枢机哀叹说。

(译文有删节)

原文The Vatican’s Illusions About Chinese Commu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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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梵蒂冈即将建交”——误读还是确有其事?|端传媒

2.jpg.png.jpg外交考量高于建交议程,台梵断交、中梵关系突破属言之尚早。

题图:圣彼得广场,教宗方济各在一面中国国旗前经过。摄:Massimo Valicchia/NurPhoto

 

近日有外媒引述消息,指教廷和中国政府各派代表于罗马会面商讨,梵蒂冈或将承认8名由中国当局自行任命的主教,并会与中国当局达成协议,被视为中梵两国积极步向正式建交的一大步;台湾中央社亦引述消息人士指中国代表团将于11月初前往罗马,进行最后一轮会谈。同时,媒体亦报导教宗方济各在上月初公开接见来自江苏省苏州教区的徐宏根主教,更与随团教友在圣伯多禄广场合照、握手示好,此举被认为是教宗首次公开接见来自中国的主教,是次会面属中梵关系改善的明证。

然而,天主教圣神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林瑞琪博士指出,上述两个事例对预示两国建交的前景并无实质意义。

然而,天主教圣神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林瑞琪博士指出,上述两个事例对预示两国建交的前景并无实质意义。教廷一概不承认未获教宗任命、私自祝圣的中国主教,《天主教法典》第1382条订明“主教无教宗任命祝圣别人为主教及被其祝圣为主教者,均处保留于宗座的自科绝罚”。“自科绝罚”即自动被开除教藉,但由于这刑罚是“保留给宗座的”,换句话说,这些‘自选自圣’、不获承认的主教一旦表示诚心忏悔,便有权向教廷提出恳求及申请宽免,最终结果则按教宗的意愿。

林瑞琪解释,“这个程序的具体操作一般有三个层次,第一种是施以赦免,第二种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他在教会的地位、但不容许他以主教身份祝圣,并发通令要求他退休,比如2005年病逝的前湖北省宜昌教区主教张鸣谦,教廷一直没有承认其主教身份;最后,公开确认其主教身份,如曾被教廷认可为天主教上海教区助理主教的金鲁贤。”

中梵关系再成焦点 是突破还是夸大?

林瑞琪认为,“这个机制一向存在,而且审理需时经年,不少不被承认的中国主教一直试图循此申请获赦免,等候教廷有正面讯息‘开绿灯’,才在自己的教区重新进行祝圣活动。举例来说,自1958年中国教会自选自圣汉口教区董光清及武昌教区袁文华为主教以来,中国教会已经如此产生了逾一百位主教,当中很多主教都会循程序申请获教宗赦免及被承认,而目前只剩下八名主教尚待教廷认可,呼声最高的是湖南浦圻主教涂世华,以及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云南昆明主教马英林。”他续指,“现时外媒引述的消息仅说明双方在‘touch base’,与正式任命主教是截然不同的事。”

林瑞琪补充,围绕主教任命的争议亦不独见于中国,比如1988年在瑞士的“圣庇护十世司铎兄弟会”(SSPX)自选自圣事件,就令主持祝圣的主教与四位被祝圣的主教被时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施以公开绝罚。“不同的是,此例子主要涉及教会派系之间的神学理解差异,与中国的情况不同。”

端传媒经查阅台湾天主教官方新闻网“天亚社”的报导后发现,事实上有一些中国境内教区的主教原本就能够同时得到中国和教廷的认可。

不少媒体围绕著徐宏根是中国爱国教会“自选自圣”的主教,认定方济各公开接见他,意味著极大的突破。端传媒经查阅台湾天主教官方新闻网“天亚社”的报导后发现,事实上有一些中国境内教区的主教原本就能够同时得到中国和教廷的认可。最近一位是2010年晋牧的厦门教区蔡炳瑞主教,此前还有山东省临沂教区房兴耀、青岛教区李明述、长沙总教区总主教屈蔼林等等。而徐宏根也属这一类。

林瑞琪亦指出,早在1981年,若望保禄二世已在梵蒂冈接见了时任广州教区主教邓以明;同时,据他了解,其实过去中国教会与朝圣团都与教廷有不少非正式的会面交流,这包括被中国官方认可的公开教会,也包括地下教会成员;惟由于中国禁止主教与教廷接触,一般人避免公开露面,宁采取低调安排,才令外界对徐宏根主教到访梵蒂冈之行有“首次接见”之印象。

过去32年间,林瑞琪长期观察并研究教廷涉外关系,同时关注内地与香港教区事务。在他眼中,虽然中梵关系有改善迹象,但最近一年外媒热议的中梵建交“破冰”进展,实属言过其实。“两国关系的好转是一定的,如习近平上台后三年多以来开始禁止教会非法自选自圣,只容许合法主教祝圣,又整顿宗教事务局的贪污丑闻,既显示中央有意打击国内宗教界的弊端外,亦说明中央愿意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主教任命的合法性问题,向教廷释出善意。”

但他指出,“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两国建交须经历由低至高四个阶段:互助了解、有默契的合作、共识建立,到协议的正式拟订与落实。中梵关系在过去三十年来都仅算处于‘有默契的合作’的阶段,即双方有一定沟通并有意识地不触及彼此禁忌,连能够初步向外界公开的共识也还未达致。因此,两国要迈向建交的工程尚未全面开动,相信这三五年内都不会有显著变化。事实上,历来除本笃十六世外的所有主教,都有积极推动中梵关系,但多年来还是未见重大进展,暂时难以预见教宗方济各下会有突破性发展。而且,方济各遇到的问题比历任主教在任期间都来得多,包括梵蒂冈银行的贪腐丑闻与容许女性担任司铎的争议,中梵建交不是教廷当下的首要任务。”

“除非有天梵蒂冈正式组成代表团高调前往北京,或是有较高层次的非正式接触,如教廷退休高官或教长以非正式身份出访北京,否则单以上述个别事例,远远不能佐证中梵迈向正式建交。”

“除非有天梵蒂冈正式组成代表团高调前往北京,或是有较高层次的非正式接触,如教廷退休高官或教长以非正式身份出访北京,否则单以上述个别事例,远远不能佐证中梵迈向正式建交。”林瑞琪说。

温州一家教堂外,市民在一目被拆下的十字架前走过。
温州一家教堂外,市民在一目被拆下的十字架前走过。摄:Billy H.C. Kwok/端传媒

台海问题存悬念 零和逻辑不符实

除了主教任命权与中国三自教会的制度争议外,外界关注到中梵建交面对最大的障碍在于台海问题。

教廷目前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有正式外交关系,也是台湾在欧洲唯一的邦交国。从今年年初总统大选结果揭晓之后,“外交孤立”就一直被媒体、政治观察家、智库乃至于台湾政府自己所认定为北京当局最可能采用的打击手段之一,特别是现任教宗方济各对于进入中国传教早已抱有极大期待;相对地教廷更是台湾极少数具有高能见度和影响力的邦交国之一,一旦丢失,将给蔡英文政府带来相当的打击。

对蔡英文政府而言,维系与教廷的邦交是外交部工作的重中之重。现任副总统陈建仁不仅恰好是天主教徒,而且有“耶路撒冷圣墓骑士团骑士”的头衔。因此他九月初率团访问教廷,一方面是参加德雷莎修女的封圣典礼,但另一方面也有“巩固邦交”的重责大任。

一般相信台湾和教廷的外交关系会不会中断,更多取决于中国和教廷建交谈判的进度。在陈建仁访问教廷前后,台北传出了总统府高层与外交部对于台梵邦交前景的判断并不一致:外交部回报的状况始终称台梵邦交尚称稳固,言下意之意是中、梵的外交谈判并不顺利;但总统府高层则认为情况不容乐观。

让台湾总统府高层不敢乐观的原因,是认定中、梵建交谈判面临的最大问题:主教任命权,很可能双方会各退一步,藉著“越南模式”,或者称“拿破仑模式”达成协议,也就是由中方控制的爱国教会提出主教人选,教廷再正式任命。

日前教宗方济各公开接见中国苏州教区主教徐宏根及朝圣团,就让台梵外交关系再次成为话题。 台湾总统府公开的说法是:副总统陈建仁刚访完教廷,台梵关系稳定,台湾一直以来与梵蒂冈分享一样的价值观,对民主人权、宗教自由有高度共识。总统府强调外交本来就不是零和游戏,台湾会持续与梵蒂冈维持邦交。

台湾外交部则强调,教廷非俗世国家,其对外关系首重全球牧灵及福传,对于中国大陆地下教会教友待遇及地上教会未能与罗马教会共融十分关切。部长李大维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立法委员直截了当问道“会不会断交”,李大维回答:“目前不会”。

一名负责相关事务的台湾官员向端传媒透露,台湾方面关注对梵关系真正使用的指标,是对于一些“争议主教”的处理上,中、梵有没有“和解”的迹象。例如2006年9月瞒著中国官方私下前往教廷朝圣,获得当时教宗本笃接见的邵祝敏主教,事后被依“非法出境”的罪名遭判刑。另一位同样引起中梵紧张的是教廷任命的上海教区辅理主教马达钦。

相对地,中方任命的主教也有教廷认为不适任而拒绝承认,甚至遭到“绝罚”的前例,例如哈尔滨的岳福生主教、和四川乐山教区的雷世银主教等。

上述台湾官员认为,中、梵要能顺利建交,除了要对未来的主教任命权达成协议,更需要处理上述双方“互不承认”的历史遗留问题。换言之,一旦这一类的问题开始处理,而且有正面消息公布出来时,才是台梵邦交真正的警讯。

两岸亚太局势高于中梵议程

林瑞琪亦认为,以零和逻辑为重心的旧思维,未必能准确解释全球化下中国的外交考量。“对中国来说,处理海峡两岸关系的轻重缓急,远高于中梵建交的议程。况且,中梵建交牵涉太多复杂问题,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出结果,再加上中梵本已有不少共同邦交国,对中国的外交版图扩展并不算起著非常关键性的作用。”

林瑞琪续说,“相反,在应对两岸关系上,中国深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过份冒进推动中梵建交只会造就台湾的民情反弹,动摇台湾的地方选情,长远只是火上加油,令绿营执政的台湾更会向美国与日本为首的亚太战略关系靠拢,更进一步激化中国在东海与南海一带的矛盾。”

他指出,今年8月27日台湾花莲市长补选由国民党提名的魏嘉贤胜出,令蓝营重夺民进党执政6年的花莲市,而选举适逢梵蒂冈代表赴京之时;又举例回顾2009年马英九上台后,提出“外交休兵”一说、向中国示好,但其民调因而下挫,他认为北京不会没有考虑过这些微妙的局势变数。“再举一个例子,2013年11月马英九执政期间,与台湾有18年邦交关系的非洲国家甘比亚总统贾梅私下宣布‘无预警断交’,甚至赶走驻当地的台湾大使。但甘比亚这个行径,没有即时换来北京的礼遇,相反,北京对此并无表态,更延自今年三月才与甘比亚正式建交。这都说明北京在两岸问题的考量上,断不是贸然行事的。”

“天主教教廷可以说是一个‘史上最恶’的政治实体,历经千年仍屹立不倒、有自我革新的能力,绝对实现‘又倾又砌’(意即边沟通、边批评争取的策略)的典范。教廷不会执著一时三刻的政治考虑,而是整个天主教世界的传续与长期影响力。中共的计划多长远,都不会比得上梵蒂冈。”

有教友也认为,坊间评论轻视了梵蒂冈的政治实力与考量,北京不能独力影响建交进程。“天主教教廷可以说是一个‘史上最恶’的政治实体,历经千年仍屹立不倒、有自我革新的能力,绝对实现‘又倾又砌’(意即边沟通、边批评争取的策略)的典范。教廷不会执著一时三刻的政治考虑,而是整个天主教世界的传续与长期影响力。中共的计划多长远,都不会比得上梵蒂冈。”以“法政汇思”成员为港人熟知的律师任建峰对端传媒记者这样说。任建峰是天主教教友,早在11岁就于澳洲领洗,近日更决定以教友身份,循天主教选委会参选,务求将争取民主公义的声音带入教区讨论;他对中梵关系的政治意义,自有一种见解。

向北京抛橄榄枝 教廷面对“道德危机”?

中国北京,一名男子在一个地下教会进行受洗仪式。
中国北京,一名男子在一个地下教会进行受洗仪式。摄:Kevin Frayer/Getty

另一方面,梵蒂冈明言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又积极展开初步磋商,令中港两地关心国内地下教会状况的教友群体团体出现分歧。不少与中国地下教会有联系的宗教界人士担忧,教廷一旦向中方让步太多,只会令地下教会受官方打压的情况更难改善,甚至有指这将令教廷陷入“道德危机”。其中,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更曾公开质疑中梵协议,认为此举等同“跟魔鬼打交道”;他并表示教会有责任要求北京首先释放在狱中的神父及教友,呼吁国内信徒要守住良心,其言论惹来现任主教汤汉枢机反驳批评,一度引起热议。

林瑞琪相信,中梵建交后,对地下教会状况的改善是利多于弊的,因为建交后教廷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北京在宗教事务上的微调,以人权为单一重心的道德姿态,向来不适用于国际关系之上。

任建峰则指出,虽然香港教区于中梵建交上没有任何角色,但本港教友一般都对两国建交持开放及倾向正面的态度,认为建交能一定程度改善内地教友的恶劣状况,只有较少数教友认为教廷舍弃“民主政权”台湾而拥抱中共政权是背离教会的价值。

“大部份香港教友虽不致是乐见其成,但要说教廷‘妥协’也是不准确的。”

任建峰表示,“大部份香港教友虽不致是乐见其成,但要说教廷‘妥协’也是不准确的。大部份教友都会关心协议的条件,例如是否能促进国内地上与地下教会的合一,逐渐开放宗教自由,令本港神学院院士到内地传福音面对更少阻碍等等。争取成效往往不会即时呈现,但纵观天主教教廷的发展历史,很多改革的时机都是在意料之外出现的。”

任建峰续指,反过来说,中共也不敢将其打压国内基督教会的手法放诸天主教教会上。“基督教会不由单一架构主导,在国内可以轻易被官方连根拔起;但天主教是不易打压的对象,而教廷对此也不会轻易退让。”

“天主教经过一千年的动荡也生存至今,史上最好与最坏的时代都经过了,影响力丝亳未减。中共是不会‘恶得过’天主教的。”任建峰说。

端传媒

郭宝胜: 台中梵拉锯战真正开始|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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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副总统陈建仁于梵蒂冈当地时间9月4日上午在参加德蕾莎修女封圣仪式前受到了教宗方济各的接见。陈副总统向教宗表示,他代表台湾总统蔡英文、台湾人民和天主教教友向圣座致以崇高敬意,他说:“我每天都为台湾、教宗及世界和平祈祷,并竭诚欢迎圣座择期访问台湾”。教宗表示“会为台湾人民祈祷”。陈副总统也在罗马设宴款待神职人员和台湾侨界人士的致辞中表示,台湾与梵蒂冈都坚持宗教自由和慈悲良善的理念,强调民主、自由、人权、人道的重要性。他说,台湾与教廷合作,在全世界发扬自由、民主、人权、博爱的普世价值。

2016-9-6

原标题: 亡羊补牢, 犹未迟也——台中梵拉锯战真正开始

亡羊补牢,犹未迟也——台中梵拉锯战真正开始

题图:陈副总统向教宗表示,他代表台湾总统蔡英文、台湾人民和天主教教友向圣座致以崇高敬意,他说:“我每天都为台湾、教宗及世界和平祈祷,并竭诚欢迎圣座择期访问台湾”。图/总统府提供,民报影像后制处理

陈副总统邀请教宗访台并提出宗教自由普世价值,标志着台湾政府朝巩固台梵关系、警醒教廷与中国慎重建交迈出了第一步,也标志着台湾与中国同时争取梵蒂冈的外交战才真正开始。梵蒂冈与中国建交已经是箭在弦上,而台湾不少人还抱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态度。此次出访梵蒂冈的除台湾副总统夫妇外,还有台湾外交部次长吴志中和国安会副秘书长曾厚仁,这不仅显示出台湾方面真正意识到台梵关系危机的严重性,也显示出新政府开始积极行动、以宗教自由价值为核心争取梵蒂冈不能偏向中共政权。

新政府政要出访梵蒂冈的成果和前不久外交部次长吴志中就台梵关系提到宗教自由一样,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是新政府及台湾绿营要破除希望梵蒂冈对两岸能双重承认的迷思,从而敢于在拉锯战中与中共政权据理力争。

在去梵蒂冈前的媒体会上台湾外交部次长吴志中认为中梵台关系不是零和游戏,也即不是非此即彼,可以也此也彼,言下之意是梵蒂冈在与中国发展关系甚至建交的情况下,也可以继续与台湾保持关系。陈副总统出访前的机场讲话中,透露的也是这种希望梵蒂冈两岸都能兼顾的态度。台湾民间外交组织 FAPA(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最近写信给梵蒂冈,也希望梵蒂冈对中国与台湾双重承认。而实际上,期望梵蒂冈对中台双重承认是缘木求鱼,就算梵蒂冈愿意,中共政权也不答应。

众所周知,中国与其他任何国家(包括美国)的建交都不会双重承认,都必须要求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就连强大的美国,在1979年中美建交时也发表中美联合公报,承认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虽然后来有美国国会的《台湾关系法》做了平衡。但是就正式外交关系而言,目前美国对两岸也不敢双重承认。

另外,有人拿梵蒂冈与越南的关系作为理想模式,希望中梵建立越梵式关系而同时保持台梵关系。梵蒂冈与越南有密切的宗教关系,从2011年起教廷派出仅负有宗教使命的“教宗驻越南非常驻代表”,教宗代表巡防每个教区。越南共产党领导也经常去梵蒂冈访问,但梵蒂冈与越南目前为止没有正式外交关系。有人希望梵蒂冈出于宗教利益可以与中国建立类似于越南的这种宗教关系,派主教代表到北京,但不发展正式外交关系,如此就可以继续维持与台湾关系。但实际上中国政府不像越南,越南有600万的天主教徒,天主教是越南除佛教外最重要的宗教,越南在宗教上的迫切性很大。但是中国政府不在乎宗教迫切性,它在乎的是政治上的需要,通过与梵蒂冈的正式建交,迫使梵蒂冈与台湾断交,从而引发台湾新政府的断交潮,它的政治目的决定了它不会采用越南模式,而是直接建交。总之,期待梵蒂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中华民国双重承认和双重建交,这是目前台湾社会不少人的错觉。

双重承认不可能,那么唯一办法就是遏制梵蒂冈与中国建交。目前梵中建交的几个障碍已经基本被清除,如主教任命上会采取越南模式、被绝罚的8位主教在今年年底前有可能被教宗赦免,而梵蒂冈天主教会给中国带来颜色革命的隐忧在习近平的宗教中国化政策和对台湾政治考量下已经不显重要。在极度亲中亲共的教宗及其国务卿主宰梵蒂冈的当下,中梵建交的危机并不会随着陈副总统访台而彻底消除。

那么台湾现在究竟有没有办法阻止中梵建交进程呢?台湾不少蓝营人士认为台梵危机是蔡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的结果,他们希望新政府回到九二共识,并央求中共不要惩罚台湾。但这种思维只会加剧中国对台湾的吞并,使两岸政策又回到马英九时代。

其实唯一的办法还是要在天主教宗教自由在中国受迫害上来大做文章,让国际社会和教廷都要明白中共60多年来对天主教的镇压和改造,尤其是习近平上台后的宗教中国化政策,极大妨碍了宗教自由。教廷怎么能跟这个践踏天主教宗教自由的政权与狼共舞呢?而如果期望中梵建交后可以促进中国宗教自由,那实际上是空想,因为中共改造和控制外来宗教的技术早已炉火纯青,届时只会导致教廷继续被欺骗和被统战。

目前台湾政府可以继续诚挚邀请教宗来访问台湾,如果教宗来台湾了,那么台梵关系就彻底稳固了。另外,台湾应尽快举办第二届亚太宗教自由论坛,并邀请梵蒂冈国务卿来参加论坛。也要邀请香港陈日君主教、中国地下天主教主教等主张宗教自由抵制中梵建交的宗教人士与会。正如本人以前多次强调的,宗教自由和普世价值才是真正将台梵与中梵关系区别开来的核心元素,台湾掌握了宗教自由这个普世价值的优先话语权,才有可能阻止中国和梵蒂冈建交,也才能稳定住台梵关系,维护好台湾作为一个民主自由国家的应有尊严、主权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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