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杀大批微信群, 中国言论清场何时了?|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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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之音从国内微信群体和群友直接获得的消息,本周星期一,也就是11月28日下午开始,大陆当局开始大规模封杀具有自由派倾向的微信群。目前被封杀的大微信群包括:思想沙龙、宪路求索、风雨兼程、 共识、走向共和、 精神家园五号、 墨谈国是厅、太阳岛、拥抱自由、浩浩荡荡、火花、共识讲座客厅等。根据国内群友的观察,当局这次有备而来,专封讲座大群及言论犀利的群主。这次封杀之后,中国民众还剩下多杀公共和私人言论空间?习近平不断升级对思想言论的封杀,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

2016-12-2 宁馨

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是:独立评论人士,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 美国之音记者,社会学家龚小夏女士;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 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龚小夏从自身经历表示,她近年来在微信群很活跃,尤其就美国大选等话题开办了很多讲座,观众很多。但是从本星期一二开始,她参加的微信群全部被封。不过一边是中共在封微信群,另一边却是新的微信群同时涌现,许多微信群几乎是立刻就重建了。另外,虽然封了微信群,有些群主的微信也被封,但是,每个大群活跃时,很多人都是微信活跃分子,他们要不有自己单独的群,要不就取代被封群主成为新的群主。由于建立微信群除了时间之外没有其他成本,所以,微信群是封不胜封的。有观众问,使用微信等社交媒体工具是否会把自己的信息和定位都暴露给中共,对此龚小夏表示:技术上都能做到。但是,美国一位反恐专家说过,信息爆炸会让当权者脑袋爆炸。中共即便获得所有13亿人的通讯和定位信息,又能如何?

王康表示,微信群体是近年中国民间言论自由交流的主要平台,对国内外重大事件和历史真相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讨论,是民间维权运动由经济-社会诉求转向政治和制度转型的探求,被视为当代中国一场源自广大民间的思想解放运动,并形成亿万网民的现代生活方式,影响极为广泛。11,28北京封杀国内民主群,显示习近平重归毛泽东丶斯大林钳制思想的又一信号,是习近平出任中共国家信息安全头目後最重大的言论垄断(一定还会有更严厉更全面的举措),引起国内外强烈关注。本周的封杀微信事件,在技术性效果上并没有完全达到官方目的,以青年为主的众多网民表现出空前的抗争精神。可以预期,中共的思想压制与无数网民争取言论自由的意志之间,将成为未来若干年内专制与自由较量的主战场。

程晓农表示,微信只是小众社交工具,不是大众信息平台,但当局早就开始监控10人以上的微信群;并且从去年开始封杀微信号,有群杀、点杀两类。这次对多个微信群同时封杀,主要针对交换时政信息的微信群,以便加强舆论钳制和思想控制。对信息的封锁和反控制是专制社会的永恒现象,互联网出现后经历了三个阶段:先是上世纪末出现了“思想的境界”这样的时政评论网站,然后被关闭;以后博客成为新一代的信息管道,于是再次被管控;第三阶段是民间利用微信群传播信息,当局则封杀部分微信号。封锁信息犹如抽刀断水,公众今后仍会想办法获得他们想看的信息。而当局对微信的监控则反映出政权的不安全感,中国经济已进入困境,因为预后不良,当局的紧张感越来越强。

程晓农说,对共产党政权来讲,面临困境时有两种选择:以政治改革求脱困,或者以高压延长政权寿命。中国的民众多希望中共能选择前者,但这种期望很可能会落空,因为当局其实没有机会在这两条道路之间二者任选其一。如果象俄国那样,政治改革在前,私有化在后,大批红色权贵不会反对,因为他们既可以摇身一变成为民主派,也可通过民主化之后的私有化发财;而中国是私有化在前,红色权贵已经发了大财,他们因此更加害怕民主化,因为民主化会威胁到他们的财产和安全。共产党政权在意识形态方面从来就有“舆论一律”这个目标,但不同历史时期做法不同。在80年代胡耀邦赵紫阳主张宽松,党内高层“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企图多少受到抑制;本世纪初当局以加入世贸组织、拉动经济为政策主轴,必须在西方国家面前摆出一个好一点的形象,所以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打压比较收敛。现在的高层既不敢在政治上松动,也不需要演戏给西方看,因此在意识形态方面很可能逐渐回归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政治高压下的“舆论一律”。

陈破空表示,中共封杀微信群,并不让人感到意外。这是由它反文明、反人民的本性所决定的。网络,是新科技的产物,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中共封杀网络,就是反文明。与现代科技逆向赛跑。微信,是社交工具之一,是人民喜闻乐见和各抒己见的平台。封杀微信群,就是反人民。因为众所周知的中国政治环境,人们在微信圈里的谈论,应该说,已经竭尽克制,但仍然不见容于中共。可见中共统治集团多么地缺少安全感,完全没有自信。在他们心底,充满不为人知的恐惧,他们认定,任何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都可能导致政权垮台。

陈破空说,习近平卖力封杀民间声音,既是保党,保住共产党的既得利益,也是保自己,以极左姿态挣表现,保住自己的权力宝座。封锁网络,等于封口、灭口。一个成语叫杀人灭口,杀人是为了灭口,也可以说,灭口是为了杀人。广义地理解“杀人”二子,但凡封口、灭口,都是为了干坏事。毛泽东说过:法西斯的生命,就建立在进攻上面,进攻一完结,它的生命就完了。中共对人民声音的不断封杀、对民间力量的不断进攻,就是在不断地自我证明,这个政权,就是法西斯政权。

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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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中国微信群突遭关闭|自由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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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中国互联网主管部门突然关闭一批倡导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的微信群,包括思想沙龙、宪路求索、风雨兼程、走向共和等十多个群组。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微信群最近热议古巴卡斯特罗之死并以古巴对比中国国情,令当局大为不悦。

2016-11-30 乔龙

据本台从相关微信群直接获悉,中国网络当局开始大规模封杀讨论自由民主的微信聊天群。北京时间当天下午三点半左右,思想沙龙、宪路求索、风雨兼程、东方既白、共识、走向共和等聊天群遭到封闭。另外,康哲,贺泽红等群主个人帐号也失去发送信息功能。记者还从消息人士处了解到,专门转播贺卫方、周孝正、茅于轼等活跃人士的讲座群也遭封闭。

据知情人士29日对自由亚洲电台披露,被关闭的多个网站最近热议古巴总统卡斯特罗去世,并称古巴的社会制度优于中国,令政府不悦:

“现在封网有一个底线,第一,不许议论本朝(中国领导层),第二,不许说庆丰时刻,就是不许说包子(注:网络用语,指习近平),最近因为他出访,再加上海峡对岸死了一个亲戚,所以议论比较多。从这点出发就是封群的原因”。

对于这些微信群突遭关闭,中国大陆许多专家学者认为并不意外,并指在现代新技术不断突破的环境下,当局封锁言论的做法十分愚蠢。

北京学者王江松博士认为,言论是封不住的,除非当局切断互联网:

“它关了可以重新建,甚至新建更多。原来的群主可以退出,其他人都可以当群主。每一个人都可以建一个群,再把原来的人聚拢在一起,其他人都可以当群主,每一个人都可以建一个群,继续做原来的事情。所以网络社会给传统的政治制度提出了一个挑战,就是说这样的治理方式或管制方式,肯定是不行的,强制性的行为已经不行了,除非你把网络断了”。

大批在中国民间有影响力的微信群突遭当局封闭的消息,引发微信群友热议,相互传递失联群友消息,愤怒、失望情绪不断弥漫。在中国海外社交网站推特上,网民“天边那一抹”写道,封锁的越紧,说明鬼子的(末日)就快要到了。“风雨兼程”写道,宪路求索、风雨兼程两群被封,请群友从那两个群退出,并将熟悉的群友加进本群,本群过两天更名。

微信是腾讯公司于2011年1月21日推出的一款手机社交软件。智能手机用户可通过客户端提供好友分享文字与图片也有贴图,并支持分组聊天和语音、视频对讲功能。用户使用微信大部分功能都不会被收取费用。调查显示,微信在中国大陆的市场渗透率达93%,已积累了约6亿的活跃用户。

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对本台说,相对其他互联网工具,微信的言论环境一直相对比较宽松,但并不代表当局放松言论控制:

“对言论的控制从来没有说不严过,从来都是很严的,只是新的产品出现,新科技的出现,来不及管制。看起来好像有宽松,其实没有放松,甚至是层层递进的。国内的维权运动或者是政治冲突的复杂化,看起来好像有了空间。其实管制的措施一直都是非常严厉的。”

陈永苗说,当局虽然对微信采取行动,但未来会有更多的网民参与新的交流模式:

“微信到了开始限制的时候了。从论坛到博客、到微博,到微信,就像沙漠中的绿洲一样。我们在绿洲上放羊放马一阵子,然后有一定的收获以后,它就开始把你赶跑了。不过一轮一轮的在沙漠绿洲被驱逐有一个好的结果,就是人越来越多,而且一个新产品的出现会带来更多的参与民主运动的人”。

网络活跃人士“秀才江湖”称,当局此举其实在意料之中:

“当局的这个做法不奇怪。因为它一直以来都在钳制言论,听不进不同的声音,会越来越严厉。打击面会越来越广,所以将来还会更严厉”。

28日被关闭的微信群还包括精神家园五号、 墨谈国是厅、墨谈讲座、墨谈音频客厅,太阳岛、拥抱自由、永利、美国之音等。目前,尚不清楚这轮封锁涉及多少群组。但不少用户已经开始建立新群,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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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聊天机器人禁谈"天安門⑥④"|自由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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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网友发布与微软机器人“小冰”聊天记录,显示“天安门”“六四”等皆为敏感词。(网友提供/拍摄日期不详)

2016-11-18 作者:  吴亦桐 程文

美国主要的科技公司微软(Microsoft),在中国微信上的聊天机器人“小冰”,有网友发现与其聊天时,被禁谈“天安门六四”等大陆当局认定的敏感内容。网友发起测试“小冰”活动,以查探它的言论规范,前“八九学运”领袖周锋锁认为,微软因中国市场利益而遵从大陆的网络审查规定,起到帮助大陆当局打压言论自由的目的。

微软公司在微信上设置的聊天机器人“小冰”,前“八九学运”领袖、旅美民主人士周锋锁,周四(17日)在网上公开与“小冰”的聊天纪录,当周锋锁谈及“天安门”、“六四”等敏感内容时,“小冰”先是搪塞躲闪,其后威胁封锁周锋锁的帐号。

随后有更多网友加入测试,以探究微软机器人言论的规限,发现“维权律师”、“高智晟”、“胡耀邦”、“赵紫阳”、“习包子”、“城管”等微软禁言,与大陆设立的敏感内容高度切合。这个聊天机器人智慧化程度与苹果的SIRI类似,但语言风格更具中国网络化的特点,并使用大量表情符号和语音。除回避敏感话题外,还警告网友会被威胁“报警”,以及如同真实网络中的五毛一样,讽刺网友是“政治精英”,一言不合还会封锁网友。

周锋锁接受本台采访时,认为微软机器人“小冰”,和今年初出现在脸书(facebook)和一些海外媒体的“小粉红军团”有相近之处,包括语言风格及编入机器人中的逻辑方式。今年1月20日,台湾大选期间,成千上万的大陆网友集体翻越防火墙,到海外社交媒体上洗版,攻击台湾选举及宣扬爱国情感。有媒体披露,这次行动是中国官方背后组织和默许。

周锋锁说:这是很可悲的情况了,一方面它有真实的一面,网上一个典型的小粉红心态,它模拟那个是很像的,在很多地方;另外一方面这是微软所做的一个中文系统,有非常广泛的“敏感词”,而且它的反应有些时候很吓人,它会警告你“查水表”,就是在传播中共试图扩散的这种政治恐惧。

近年面对中国政府的压力,微软渐趋驯服:2014年2月,微软的必应(Bing)被爆出依据中国政府要求,在全球范围内过滤搜索内容,作出隐蔽审查,如屏蔽 “达赖喇嘛”等内容;2015年9月,微软和百度达成战略合作,百度成为中国市场Windows 10的搜索引擎。而百度作为中国搜索引擎的领军者,接受当局审查条件从而战胜谷歌,而谷歌亦因拒绝接受中国当局审查,被迫于2010年初撤出大陆市场。

周锋锁对此认为,近年包括脸书(facebook)、微软等为著中国巨大的市场份额,选择向中国政府屈从,丧失了他们作为互联网企业推动资讯自由的初衷和价值。

周锋锁说:网络科技、全球化的普世价值影响到中国民主进程,现在反过来了,它的这些审查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到全球的公司中间,他们要适应在中国做生意的、向中共低头的政策,他们最后会把它扩大到全球。也对美国的言论自由、价值观、包括美国现在的安全问题都是严重的挑战,不光是为了中国的人权,这种贸易壁垒应该把它拆掉。

2016年11月7日,大陆当局通过“网络安全法”,要求任何在中国营运的科技公司进行严厉的网络审查,并在特定情况下,将个人资料交给大陆当局。目前正值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中国乌镇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上强调“网络主权”;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呼吁脸书(facebook)、微软、领英(Link)等大公司向大陆政府表明,他们无意串通,成为中共侵犯言论自由与隐私权的同谋。

中国作家野渡接受本台采访,亦表示早已看到跨国企业向大陆政府折腰的现实。

野渡说:国外的跨国公司因为中国的市场对中国政府妥协,做言论审查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从最早的思科公司到现在的微软,利益面前放弃了自己的坚持,特别是欧美的跨国公司,基本价值观是绝对不能放弃的。

野渡呼吁这些企业,必须重拾应有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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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冕堂皇與偷偷摸摸 中国办世界互联网大会|博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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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自由之家”刚公布中国蝉联网络自由度最差的国家,但中国政府并不在乎,11月16日如期在浙江乌镇举行主题为“创新驱动造福人类——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2016-11-16

重申网络主权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6日上午透过视频发表演说,重申“坚持网络主权”,以“人类共同福祉为根本”,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则出席大会并致辞,他提到应对网络安全挑战、维护良好秩序方面深化合作:“中国愿与国际一道,打击各种形式的网络攻击、网络恐怖主义活动和各类网络违法犯罪行为,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个人隐私,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共同建设和平之网、安全之网。”

这场为期三天的大会,有来自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16个国际组织的1600位人士参与。与过去相同,大会主办方为参与者提供一点“小方便”。

据美国之音报导,会场内使用互联网仍受限,无法与外网的诸多网站连接,许多知名中、英文新闻网站都无法登录,但大会主办方特地提供WI-FI账号密码,通过此账号就可访问任何境外网站。

中国网友对此大会的评论,和去年一样充满讽刺。网友称,对于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世界最大局域网国家召开,人民表示“墙裂支持”。

科技行业须反对新《网络安全法》

国际特赦组织在16日呼吁出席大会的科技行业领导者应向中国政府表明,他们无意串通一气,成为侵犯言论自由权与隐私权的同谋。

该组织发文指出,中国刚通过的新《网络安全法》,新法要求任何在中国营运的科技公司进行前所未有的严厉审查,并在没有足够保障措施以维护言论自由权和隐私权的情况下,要求这些公司将个人资料交给当局。

文中称,他们研究新法时发现,新法中描述的“网络主权”对开放和全球的互联网构成实际威胁;公司需要在没有足够保障措施的情况下,向当局提供访问“关键基础设施”的路径;公司若不遵从当局的要求会面临罚款、被暂停或终止业务;遵从新法的公司有助长人权侵犯的风险,违背其企业责任。

国际特赦组织中国研究员潘嘉伟表示,出席世界互联网大会的科技公司必须勇于公开反对新的《网络安全法》:“该法将侵权行径编篡成法,使中国的审查进一步推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尽管刘云山致辞时称:“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

但潘嘉伟认为,新《网络安全法》对互联网的全球性和开放性构成实际威胁:“考虑在此等条件下营运的公司事实上会变成国家机关的监视人员,而此举则会令正当地行使权利的人陷入危机中。”

来自中国软件的监视

在人权与网络监管上劣迹斑斑的中国,举办这个以“造福人类”为主题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本身已是黑色幽默的话题。

致力于政治、民主自由与人权的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刚公布的2016年全球网络自由度调查报告中,以上网障碍、内容限制及侵犯用户权利作为三大指标,中国再度倒数第一,为网络最不自由的国家。

而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承包商–信息安全公司Kryptowire近日发现安卓(Android)手机被大规模监视,一些手机被悄悄裝設由中国的上海广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Adups)编写的软件。

据《纽约时报》报导,Kryptowire发现该软件能将用户资料自动上传到中国服务器,每72小时定期启动,包含用户完整的短信内容、通联记录、联络清单、地理位置等都会被上传。包含华为(Huawei)和中兴(ZTE)等中国品牌手机都有预载。而影响最大的是国际客户、临时手机用户及预付话费的用户,但尚不清楚其影响范围有多大。

Kryptowire公司表示,这预装软件没有向用户披露这种监视功能,「即使你想知道,你也不可能知道有这个东西」。报导还提到,一般消费者并没有办法确定他们的手机是否有问题。

虽然广升回应称,此软件是帮助中国手机制造商观察手机用户行为。但美国当局仍表示,尚不清楚这是为了广告目的而进行的数据挖掘,或是一种中国政府收集情报的途径。

该报导指出,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使用各种方法来过滤和跟踪互联网的使用,及监视在线对话。因此这个预装监视软件让人看到从中国公司,进而延伸到中国政府的一种监视手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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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公司配合党国自行编排设计关键字|明镜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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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和宣传系统其它部门的领导一样,经常被邀请参加有关当前宣传政策的会议。

安玛丽‧布雷迪 2016-11-5

性犯罪、法轮功及宋祖英

2004年,黑客在中国网络空间发现了许多字被屏蔽,该屏蔽系统被安装在中国的即时通讯软件包内。在这些禁字中,三分之一的字与性有关,反映了中国坚决禁止色情的立场和色情网站在全球互联网的统治地位。还有三分之一的字与法轮功有关,这并未出乎人们的预料,因为该组织在网上有大量激烈的反中共言论。

余下的字则显现了中国政治中一些最敏感的话题,如“中俄边界”属被禁词,因为一些人指责江泽民“出卖”中国,在1999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秘密协议承认中苏目前的边界。“六•四”由於众所周知的原因也在被禁之列,还有“多党”、“一党”、“台独”、“藏独”和“东土耳其斯坦”等词。

一些过去十年在位的高层领导的名字也在被禁之列,但有趣的是不是所有的领导。江泽民,还有朱熔基、胡锦涛和李长春的名字都在被禁之列。传言中江泽民的情人——宋祖英也在其中,还有“上海帮”——他们是江泽民在台上的政治支持者。有趣的是,拥有巨大权力而且近来又颇受争议的中宣部却未列入其中。

最初,人们认为这些关键字是由中宣部或党国体制内某个控制互联网的机构直接确定的。然而,进一步的调查却显示,这些关键字是互联网公司依据宣传官员提供的信息自行编排设计的。互联网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和宣传系统其它部门的领导一样,经常被邀请参加有关当前宣传政策的会议。

但是为什麽这些设在中国的互联网公司要自愿在中国的网络空间各自选定一列被禁字,而且它们很多还是外国公司?答案是配合党国及其对互联网继续控制的愿望,其好处大大高於与那些反党国或触犯敏感问题人的合作,比如法轮功和民运人士。互联网在中国蓬勃发展,而世界许多其它地方还处在亏损的境况。

2006年,中国拥有67万7500多个被批准的网站和超过1.1亿的网民。中国的互联网发展空间很大。在中国,用网吧上网比较便宜,半小时才花费5元钱(相当於80美分)。凡是有电话线又买得起配备有调解器的计算机(二手计算机只需付零售价的一小部分)的人都可以上网,其费用不会高於月电话费。

中低收入者也完全负担得起上网费。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在那里上网很贵,而中国政府则通过市场确定价格,实际上促进了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市场收益颇丰,就要用遵守宣传政策来回报党国的慷慨。

公司必须参加政府审查,否则就会被逐出中国市场。目前,中宣部和外宣办控制互联网最有效的强制手段,大概就是它们分配或剥夺高利润合同的权力,将合同给那些听话的国营和商业机构。1999年,为了得到刊登新闻内容的许可,互联网站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竞争;250家网站递交了申请,结果只有136家获得许可。新闻网站比其它大多数网站更吸引观众,因此也有更多的广告收入。

外宣办负责中国所有网站的许可权,自然,它只给远离争议内容的网站颁发许可,并关闭违反规定的网站。从2000年8月开始,九家官方网站被指定为中国官方在线新闻的旗舰网站,包括人民网、新华社、《中国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一家IT新闻网站,以及由北京、上海和广东媒体机构分别设立的三家地方新闻网。50 报纸编辑必须宣传这九家网站,不得转载其它网站的付费新闻。

(《管理中国的信息通讯技术》连载5,《内幕》第41期)
明镜杂志

网民”翻墙”才知真相 对政府信任减低|自由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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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24日,北京师范大学发表报告,指民众通过“翻墙”浏览国外网站,会对于各级政府的信任度减低。(腾讯新闻网网站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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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作家秀才江湖指因为不信任政府,才会“翻墙”浏览国外的网站及发表评论。

北京师范大学发表调查报告,指大陆网民通过“翻墙”接触外国资讯,对政府的信任度会逐渐减弱。各地民众对乡镇政府的信任度是最低。有网络作家坦言,因不信任政府才会“翻墙”发表文章,有网民指,政府要将自由还给民众,才可挽回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北京师范大学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张洪忠,上周六(24日)发布“2016年中国网民对政府信任度报告”,指民众通过“翻墙”浏览国外网站,会对于各级政府的信任度减低,经常于网上讽刺时弊的网络作家秀才江湖(原名吴斌)周二(27日)向本台表示,他就是不信任大陆政府,所以才会通过“翻墙”,浏览国外的网站及发表评论。

秀才江湖 : 因为国内的网站,他没有言论自由,他封屏封号,我发到微博的(文章),没办法畅所欲言,其实你说的话,没办法让别人看到,我就很无奈的选择去翻墙去表达,所以愈来愈多人想表达意见,只能选择“翻墙”,比较客观的新闻,国内网站也是被封杀的,也是看不到的,要是你想了解客观的事情,只能到国外网站“翻墙”。

报告认为,民众浏览大陆网站及使用大陆的交友工具,例如微信及QQ空间等,是代表民众对政府信任。上海市网民马亚莲回应指,不同意以上说法,她承认亦有用微信及QQ等交友工具,但是并不代表她信任政府。

马亚莲 : 我现在“翻墙”亦都很难,我现在“翻墙”也打不开(网页及资料等等)我们民众总要有发声的渠道,所以我用微信及微博等等的聊天工具,并不代表我对这个政府有信任,因为我没办法,我不用它(大陆交友工具),我还能用哪一个呢 ? 据我个人来说,我既然敢说,我就不怕给它(政府)抓,否则我就不要说,我用微信微博,可能对我来说有一定的威胁,但是,如果大家因为惧怕,大家都不发声,那么这个政府就会无法无天。

她表示,政府只要打击贪腐及将自由还给民众,这样才可以挽回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马亚莲 : 包括现在的反腐败,他们(人民都在说)打贪官,比如说公开官员财产,放开言论,然后民主选举,但是,这一点,它(政府)做得到吗 ? 它做不到。

北京师范大学上周六举办中国传媒公信力论坛,由该大学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张洪忠发布“2016年中国网民对政府信任度报告”,报告通过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三千份网民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当前中国网民对政府的信任度逐渐减弱,尤其是对乡镇地方政府的信任度最低。

自由亚洲

郭大眼: 依法治理”朋友圈”的背后|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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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机关下月起有权向单位或个人索要博客、微信朋友圈、手机简讯等网路平台电子数据。
2016-9-28

近日内地一则新闻,不大受到重视,但其对言论自由的影响,却可大可小。话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近日以“规范电子数据的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提高刑事案件办理质量”为由,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相关规定确认,博客、微博、微信朋友圈、贴吧、云端空间等网路平台,以及手机简讯、电子邮件、即时通讯、通讯群组传播的讯息为电子数据。从十月一日开始,公安、检察及法院等执法机关将有权向单位或个人索要相关电子数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

前年十月底,中共第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和任务,并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及“全面从严治党”等并列为“四个全面”。“四个全面”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后,被视为中共第五代领导集体的理论成果,不论在内地官方或民间,广获好评。

然而中共高层所倡议的“依法治国”,与国际社会所追求或施行的法治,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在某程度上,两者存在根本的差别,甚或在精神上背道而驰。内地官方多年前常挂在口边的“法制”,近年来与世界其他许多国家奉行的“法治”混为一谈,然而“法制”和“法治”,虽同音同调,但一字之差,其背后的理念和精神却大异其趣。

中国古代法家的政治主张正是“以法治国”,韩非子将“法”、“术”和“势”总结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已故著名作家李谷城先生曾指出,在法家眼中,“法”是指体现以君主为代表的统治阶层意志的政策和法令;“术”是指任免、考核、赏罚各级官吏的方法和手段;“势”则是指君主的地位和权力。其主张的“以法治国”,系由君主规定明确的法律条文,并公布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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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德国哲学家康德等提出的现代文明中认许的“法治”,却是“法律至上”,主张颁行宪法,建立“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其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在于以法律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免受包括国家、政权等公权力的侵犯。

换言之,中共新领导层所致力推行的“法治”,是以当权者、统治阶层的角度出发,透过实质上将立法权的垄断(全国人大虽名义上是中国最高的权力机关,却归共产党领导),制定并颁布有利其执政的法律,让老百姓遵从信守,以利其管治。其“依法治国”,并没有现代文明的“法治”中,法律超越任何个人或党派,并以规范公权力为其中一个主要目的的精神。对此,国人不可不察。

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