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良臣: 重罪化轻, 轻罪化无, 你们何以自处? —— 致北京丰台区检察院|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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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管政府还是司法,也不管你们是选择警察还是忽悠百姓,一定不要忘了:忽悠一个老百姓,容易;忽悠一群老百姓,也不难,但要忽悠所有的老百姓,那就是痴心妄想。

2016-12-26

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

你们既然有勇气做出不起诉雷洋一案中那几个警察的“决定”,在如此富足的时间里,一定做足了“功课”,也就是说做好了充分“准备”应对“一切”,甚至把有可能出现的“情况”都想到了,并做好一系列“应急方案”,这一点,做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六十年而多少有点思考能力的人,是想得到的,因此不感到特别意外。

但估计至少有一点你们不会想到,也不可能想到,甚至不愿意想到,这就是中国大陆司法弄到今天,早已失去了公信力,特别是像雷洋这种案子,你们现在说什么,正常的中国民众中都不会有几个人还会相信,甚至包括那几名警察的家属——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亲人天天在干什么,说好听点就是“维稳”;因此他们也一定知道,你们做出什么样的决定,都一定会向着警察。在我们这种国家,政府事实上不可能站在民众一边,特别是在需要选择的时候,像现在这样,是选择警察还是选择民众,你们的“不起诉决定”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了世人。可这样做就好吗?这样下去,“结局”会不会是不堪设想?过一天算一天吧,估计你们也是这么想的。

说现在你们说什么都不会有人相信,绝非杜撰,就在你们把决定不起诉的公文通过互联网公之于众后,这种跟帖在你们的公文后面就出现了。你们知道是因为什么吗?这就是著名的“塔西佗陷阱”(连习近平2014年3月中旬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也曾提到过)定律效应:“当政府不受欢迎时,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同样会得罪人民。”而由这个定律又衍生出:政府一旦失去公信力,无论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都会被认为说的是假话;无论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做的是坏事。而习近平说的是:“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很准确。

现在且不说,你们这个不起诉决定是否客观公正,仅凭你们说什么民众都不信这一点,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就应该痛心疾首,做出真心反省,想一想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为什么就取得不了民众的信任?或者说虽然也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就解决不了?像现在这样,一味埋怨律师,埋怨异议人士,埋怨网民“起哄”,甚至埋怨不该出现互联网,于是拼命封号删帖,让不知情的民众以为天下太平,以为你们那个不起诉决定正确无比,恐怕都无济于事。

一个“人民检察院”发出的公文,民众根本不信,这样,你们的工作包括你们所做出的那个“不起诉决定”又还有什么意义?当然,时至今日,你们可能不在乎也不奢望“有什么意义”。可一个国家,民众不信任司法,这个国家还怎么依法治国?而一个不依法治国的国家,它的社会又还有何客观公正性?这在全世界是很丢脸的事。

当然,政府现在我行我素,似乎已不太在乎世界如何看中国,因此,这里亟须厘清的只是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因为民众不信任中国司法导致司法不公,还是因中国司法不公导致民众不信任?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者不能真正解决,中国民众也就有理由一直不信任中国司法,中国的司法判决也就永远没有客观公正可言,中国的“依法治国”也就只能是一句空话。这责任绝不在律师身上,不在异议人士身上,更不在你们所谓“起哄”的网民身上。

这些年出了多少冤假错案,尤其是冤案,司法部门又出了多少败类,由于是客观事实,估计你们断难否认。仅仅是公开曝光的一些冤案以及人们透过冤案所知道的司法不公,就让民众有理由不相信你们说的话,不接受你们做出的这种“决定”。几年前上海那几个徇私枉法的“法官大人”所做的恶心事且不说,一个聂树斌案,绝不仅仅是判错后把一个人冤杀这么简单。河北广平县那个公安局刑侦副局长,也可称作警察中仍怀有良心的一个正直警察郑成月现在还活着(他告诉去看望他的媒体说自己可能活不长了),他的遭遇说明什么,难道不是河北司法界甚至由河北司法界扩大到河北政府其他一些部门的胡作非为乃至无法无天吗?即使仅从你们对待一个坚持说真话的郑成月来看,也不难明白你们天天在做着什么!在你们看来,只要不利于“维稳”,不论什么人,都是政府的敌人,都是中国司法打击的对象。所以说,说句也许言重了的话,哪怕只要从头到尾了解一个聂树斌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就有理由不相信中国司法。这是多么悲哀的事哦。难道你们就没一点“感觉”?

然而万没想到的是,面对这样一种难堪的司法局面,面对这样一个千疮百孔的社会,你们依旧不想努力改观,不想拯救这个社会,对雷洋一案又做出了让世人不能接受的“不起诉决定”,真不知你们是怎么想的,或说又受到了什么样的“干扰”,接到了什么样的“指示”。

司法判案,当然不应受到民意左右(但同时也不应受到什么领导或叫党委的干涉)。但是,如果是一眼就能看明白的案子,你却把它错判;如果分明是白,你却要判它为黑,这就怪不得民意了。在最高法宣布聂树斌一案之前,是这样;而这次你们做出不起诉雷洋一案那几个警察的决定后,同样是这样。接下来,面对汹涌的民意,真不知你们该如何自处。难道真的可以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吗?果真如此,且不说中国司法的客观公正性何在,只想问,你们的人性、良知又何在?

好了,之所以有上面这几段联想,正是由你们所做出的那个不起诉决定引起的,因此,下面就让本人针对你们这个“不起诉决定”中有些文字提出自己的几点质疑:

一.众所周知,人的生命很脆弱,脆弱到只要几分钟不能正常呼吸就有可能永远停止呼吸;脆弱到身体有些部位只要给予稍重些打击,就有可能结束生命,这些简直就是常识一般的道理,邢某等几个警察岂能不知?既然人的生命如此脆弱,警察面对的又并非“穷凶极恶的歹徒”,为什么要用脚踩雷洋的颈部、面部(这些都是容易致人丧命的部位)?有谁敢说,以警察办案时往往都会使出洪荒之力那般用脚踩一个人的颈部、面部不会导致人死亡?难不成,你们丰台区检察院曾拿人的生命做过试验?也就是说,当晚,邢某某等几名警察在执行任务时,完全拿雷洋的生命当儿戏,在可以预见到的后果状态下对雷洋实施了其实是致命的蹂躏!而把人如此残暴地蹂躏至死,你们却认为不过是“玩忽职守”,甚至认定与雷洋“吃饱”了有关,是“胃内容物吸入呼吸道致窒息”才导致雷洋死亡。

真个是:天理何在!法律何在!

二.因此,即使从你们“做出不起诉决定”的公文中,网民们也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印象乃至结论,这就是,雷洋事实上是被邢某人等几个警察蹂躏致死的。尽管你们强调“检察机关综合全案证据认为,雷某不是被邢某某等涉案警务人员故意殴打致死,雷某体表的擦挫伤均为非致命伤”,就算后来有专家认定真正导致雷洋死亡是因为所谓“胃内容物吸入呼吸道致窒息”,也不过是加速雷洋生命的结束。中国网民有理由认为,即使没有这个“胃内容物吸入呼吸道”,雷洋在那样残暴地蹂躏下,其生命也未必能坚持到最后,或者说,即使没有所谓“胃内容物吸入呼吸道致窒息”,雷洋也还是会死亡。因为单是看到你们即使那么偏袒那五个犯案的警察,也还是不能不叙说的那些文字,比如,“邢某某等人对雷某采取揪头发、用手臂围圈颈项部、手摁后颈部、膝盖压制颈面部、脚踩膝盖、腿部及摁压四肢等方式对雷某进行徒手控制”,“并采取脚踩颈面部、腿压左臂、膝盖压制肩部、摁压四肢”以及“邢某某掌掴雷某面部数下”,就让我这个百姓感到不寒而栗:生命怎么可以禁受得住如此残暴!可以想象,任何一血肉之躯,都经不起那种蹂躏。而把一个人如此蹂躏至死,你们仍然坚持认为不能说成是“故意殴打致死”,只是“玩忽职守”,因此可以“不起诉”。也许你们不信,读着你们的“决定”,我就在想:这得需要长着一副怎样坚硬的心肝!

三.退一步而言,就算是像你们在“不起诉决定”中所说的不是“故意殴打致死”,可看看在案发后那几个警察的所作所为,哪还有一点作为警察应有的品行、素质?甚至哪里还有一点“人味”?这里不想引用网民的说辞,只引用12月23日北京市检察院官方微博中的文字:“事发后,邢某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做虚假陈述,引发公众质疑,并与其他四名涉案警务人员故意编造事实、隐瞒真相,妨碍侦查。”现在别的不说,单是这“故意编造事实,隐瞒真相”,不仅欺骗了包括央视在内的所谓“主流媒体”,欺骗了所有只会从央视新闻联播中获得“真相”的人们,也欺骗了全世界!且不说这种人有什么资格做警察,单从他们事后这种恶劣的表现,也已经属于犯罪了呀,而且由于他们几个是警察,执法犯法,理当罪加一等。然而,你们却重罪化轻,轻罪化无,这又怎么能不引起广大网民的“反弹”呢?

现在可以说了,这几名平时看着身穿警服、执法办案的警察,其实,他们的思想觉悟、做人行为准则,连一个普通百姓都不如。即使一个堂堂正正的普通民众,很多人也懂得“好汉做事好汉当”。然而,这些警察的行为,特别是那个身为派出所副所长邢某的行为,算什么!说句不好听的说,案发后他们所干的,都是流氓、黑社会,或说“人渣”才会干出的事。

现在汹涌的民意,已经表明什么,你们肯定比我这个退休老人、普通民众要清楚,而对检方这一认定,律师段万金更是认为:“从司法程序来讲,这远不是结束,而是真正的开始,刑诉法规定,受害人对于检察机关做出起诉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也就是说,由于你们做出这么一个“不起诉决定”,不是让雷洋这一案件结束,而是雷洋案的真正开始。我等普通民众,对此案无能为力,自然也就只有“拭目以待”了。

要说的本人已基本说完,可又忽然记起多年前,中国大陆有一部让民众叫好的电视连续剧《刘罗锅》,印象中片头曲里有这么一句唱词:“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现在,不管政府还是司法,也不管你们是选择警察还是忽悠百姓,一定不要忘了:忽悠一个老百姓,容易;忽悠一群老百姓,也不难,但要忽悠所有的老百姓,那就是痴心妄想。

此致

一退休中国大陆民众

2016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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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良臣: 文革五十周年, 不能就这么放过去了|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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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没有得到清算,而像1977、1978那两年真正实事求是的大环境之所以很快就消失了,是因为邓小平不让彻底反思文革,更不让清算文革,同时也是邓小平包括那几个“左王”们扼杀了当年人们努力说真话努力实事求是的大好形势。邓小平为了能够接替毛泽东继续统治这个国家,不仅把自己过去的痛苦冤屈统统封存起来或叫咽下去,而且不允许无数中国人诉说他们的痛苦冤屈,要同他一样咽下去。但是作为苦难承受的民众,决不能就这样将伤痛放过去。

 2016-12-4

人类一定要永远记着: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一部分人,而这部分人哪怕只占十分之一百分之一还很贫穷,生活还很糟糕,那么,这个世界就不能说是幸福的,美好的;而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一部分人,同样,这部分人哪怕只占十分之一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万分之一,他们感觉到没有自由民主没有公平正义,尤其是受了莫大冤屈始终没有得着道歉,那么,这个世界上就会麻烦不断,就不可能安宁祥和。——作者题记

这篇稿子,原本一个多月前在读了诗人蔡楚先生《我的小弟蔡庆一》后就说要做的,也不知怎么,一拖一个多月过去,检讨自己,只能说一是懒,二是生存状态不好,尤其有一种无形的恐惧感。

在读《小弟蔡庆一》时就泪流满面,感觉蔡先生的那个小弟太可怜了,一个正常人家的少年实际上等于被迫在外流浪一年多,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只有他自己知道。由此又想到,一个文革,也不知伤害了多少中国人,伤害了多少中国家庭,包括老人孩子。因此,读了之后当即给蔡先生发了邮件,其中有几句是这么说的:“读了您这篇回忆弟弟的文字,心里就有些放不下了,说不定还会有篇读后感。夜间醒来想了题目:《文革十年,这种家庭何其多》。文革五十周年很快就要过去,尽管统治者不让反思批判,但我等不可就这么轻易放过去了。”后来又补了一句:“一想到您的庆一弟弟,就有点不能自抑,要知道,他受了多少苦难哦!”

很快就接到蔡先生回复的邮件:“我家的苦难只是众多受难者的一个点滴,是史海钩沉的一部分。……”蔡先生大度,知道这不仅是“家仇”,更是整个民族的大灾难。是啊,中国也不知有多少像蔡先生这样的家庭,今日回忆起来,怕是有很多人家都难以自已或说很痛苦吧。就连像孙犁这样有定论的文学大家,生前也曾对人说过,关于文革,“我体验很深,可以说是镂心刻骨的。可是我不愿去写这种东西,我也不愿去回忆它。”为什么呢,合理地猜测,就因为回忆文革会让他感到太痛苦,太难受,甚至受不了。也正因此,才有自己两年多前所作的那篇短文,题目叫《中国还有很多人在等着道歉》,其中就包括应该对文革中受苦受难的国民道歉,向整个中华民族道歉。而香港争鸣杂志在2016这个文革五十周年很快就要过去的十一月,也还是又发表了《文革五十周年,中共为何不道歉》的文章。

然而,感动归感动,要写篇读后感的话虽然说了,却还是一直没有付诸行动。

可真正要说的还是会说出来,该写的还是会写出来,这似乎是上帝的旨意。前不久先是从章诒和一篇文章中读到其引用小说《如焉》的作者胡发云的几句话,让自己又有了冲动,准备做这则短文。章诒和在《泪往下滴,血朝上涌》这篇文章中说:“胡发云的下一部作品是写文革的,或者说是与文革相关的作品。我劝他暂时放放,题材太敏感了,官方通不过的。他却说:‘十几亿人在十年间付出这么惨痛代价的历史事件,早就该有一百部一千部的作品了,可直到今天还没有人真实地写它,而这种荒谬性甚至都没有人去置疑。我就要写!’”

听听!“早就该有一百部一千部的作品了”,然而,真正中国大陆写文革的作品有多少呢?于是又联想到,今年好不容易是文革五十周年,绝不能就这么轻易地放过去了。

可有了冲动,还是没有行动。这两天重翻陈丹青《荒废集》,其中多次提到文革,让我心动得有点惊奇的就有这么两段话,一段是:“我这代人与中国古典传统处于深刻的断层,此前我的生存经验和创作资源只是1949年后的政治文化,那是我们厌恶的经验,但它已塑造了我们。不是吗,整个中国可以告别‘文革’,告别毛泽东,可是难以摆脱毛文化的巨大遗产。”(见《从毛泽东到董其昌》)而另一段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之类只说出‘文革’的一丁点侧面,真正的‘文革’从未在文艺中说出来……我们发现小时候看革命电影,闹半天,原来是帮着左翼青年在怀他们的旧,我们傻X,陪着哭,以为那也是我们的事儿,其实是我们在怀他们的旧。”(见《访谈杂录》)

“真正的‘文革’从未在文艺中说出来”,这对文革发生地的中国大陆,是多么奇怪,又多么可怕。于是终于明白,1949年后,几十年至今,中国大陆只有革命,只有政治,只有左化乃至党化,而没有真正的文化。直到今日,中国不仅仍是党国,且谁都知道,比国民党时代要党国一百倍,不然,你听说过蒋委员长下令要求所有媒体都姓党吗!

那么,为什么不在文艺中把真正的文革“说”出来呢?众所周知,那就是,先是邓小平不让说,并从他开始,后来这个党国在开明的胡耀邦、赵紫阳之后的一任又一任,明白了邓小平不许人们说出来的“苦心”后,自然也就心照不宣,继续管控:不让说!

至少不让你细细地说,不让你痛快地说,尤其是不让大家都站出来说,且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文革五十周年的今日。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中国人才能痛痛快快毫无忌讳地向世人诉说文革给中国人以及无数家庭带来的灾难。要知道,真正经历过文革者已逝去得差不多了,而仅仅是对文革有点记忆的中国人也已进入老年,难道这个统治集团就是要让文革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彻底消失吗?

这到底是为什么?只能说他们害怕,害怕经历过文革者一旦把文革中发生的那些事,不,那些罪恶都说出来,不仅毛泽东因为要为文革买单而难逃“千古罪人”的恶名,邓小平也跑不掉,甚至整个统治系统包括司法都是有罪的!别的不说,本人相信,任何一个没有丧失人性者,当其了解了张志新在文革中被惨无人道虐杀的经过后,都不会原谅文革,不会原谅毛泽东,不会原谅中共整个统治系统。而况有确凿证据,像张志新那样被虐杀者并不止她一人,而是有许多。

也不知是否因为今年是文革五十周年之故,人们没有忘记被虐杀的张志新,最近手机微信中有人就张志新之惨死,把毛泽东与蒋介石做了对比。

毛统治下,那样惨无人道地杀害一个与他们同一营垒而仅仅是批评文革批评他毛泽东的“同志”,用什么都解释不通。因为张志新逮捕前是中共党员,且是中共宣传系统的一名干部。再看蒋介石下令处死瞿秋白时是如何做的(注),尤其是瞿秋白是蒋介石的敌人,而且是“匪首”,对蒋介石的威胁,拿张志新于毛相比,更是不及万一。当本人把这则微信转发给另外朋友后,其中一位还举出了吉鸿昌的例子。在处死吉鸿昌时,他不仅可以从容地作诗,还要求一定要坐着死,而且还要执行者一定要在他前面开枪,他说自己一生光明正大,不应“挨黑枪”,关键是那些执行者都按照吉鸿昌所要求的去做了。如此一对比,两个统治集团,谁惨无人道谁丧失人性,一目了然。

文革既然如此丧失人性,失去人心,聪明的邓小平岂能不知?这也是为什么,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当人们想要彻底清算文革的罪恶时,邓小平不干了。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有一个讲话,是于光远等人帮助起草的。邓小平说:“安定团结十分重要。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不纠缠这个问题。毛主席这个旗帜必须保护。文化大革命,不要涉及,让时间来说清,过一段时间再说这个问题,没有一点亏吃。”

为什么会这样?邓小平在谈到“向前看”时揭开了这个“谜底”:“问题太多,只能解决得粗一些,寻根问底不好,追就追到我们自己的头上,不利,还是粗一点。”

什么问题太多,其实就是文革中的罪恶太多,多得让邓小平感到恐惧,多得只要全说出来,就一定会天下大乱;当然更重要的是,那些罪恶也有他邓小平的份儿,如果全说出来,即使从道义而言,他邓小平也没有了执政资格。

现在可以说了,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没有得到清算,而像1977、1978那两年真正实事求是的大环境之所以很快就消失了,也正是因为邓小平,是邓小平不让彻底反思文革,更不让清算文革,同时也是邓小平包括那几个“左王”们扼杀了当年人们努力说真话努力实事求是的大好形势。其实,据童青林编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首1978――历史在这里转折》一书中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曾经问过邓小平:“最痛苦的是什么?”邓小平回答说,他一生当中最痛苦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然而,为了保住“红色江山”,为了他邓小平能够接替毛泽东继续统治这个国家,不仅把自己过去的痛苦冤屈统统封存起来或叫咽下去,而且不允许无数中国人诉说他们的痛苦冤屈,同他一样咽下去。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残忍更痛苦的吗?希特勒时代之后,什么人有权力不让控诉希特勒法西斯的罪行?

2014年,陈丹青接受媒体采访在谈到文革话题时就当时有人道歉说道:“我们仍然活在‘文革’的后果中。……想想吧,再过两年,‘文革’爆发五十周年了,如果至今没人出面道歉,没人吭声,岂不更可怕?”可以说,中国大陆民众近一年多来其实正如陈丹青所说,生活在“更可怕”中。真是一语成谶。

现在邓小平已去世近二十年,文革也已过去五十年,事实上统治者至今仍不作深刻反省。不仅如此,非但不许国民控诉文革,代表国家的政府至今不向中国无数的家庭和个人道歉,给人的感觉,就像文革从来没有在这个国家发生过一样。因此,凡经历过文革,甚至哪怕只是对文革有记忆的中国人,都应把自己所经历所知道的文革罪恶以及苦难说出来,即使文革五十周年很快就会过去,也还是要说出来。只有说出来,并且让历史记住,避免文革再次发生在这个国家的可能性才会大大减少,乃至不再发生。

2016年11月8日晚间草,9日晨修订

注:对照张志新与瞿秋白被杀害情况

张志新行刑纪实如下:1979年6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关于这一情节是这样写的:“第二天临刑前,张志新被秘密带到监狱管理人员的一个办公室。接着来了几个人,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一个多月后,《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报道《走向永生的足迹》中就直言不讳了:“1975年4月4日,枪杀她之前,她被按在地上割气管。她呼喊挣扎,她痛苦至极,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又过了一个月,《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报道《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中,又增加了控诉法西斯暴行的内容:在被割气管时“张志新剧痛难忍,奋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声音来了。这时,一个女管教员,听着,惨不忍闻,看着,惨不忍睹,惨叫一声,昏厥在地,随即被拖了出去。“没等张志新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被几个蹿上来的人按倒在水泥地上,头枕一块砖,强行切断了喉管。为了维持呼吸,就把一个三寸来长的小手指粗的不锈钢管插进气管里,再用线将连接着钢管的金属片缝在刀口两边的肉上。张志新奋力反抗,剧痛使她咬断舌尖,血水淌满了前胸。她脖颈上的伤口,不时地冒着带血的气泡,嘴里不时地呕吐着似血似水的唾液。”

再看处决瞿秋白纪实:瞿的“罪行”为:已实行了武装割据,公开主张推翻蒋先生为首脑的合法民国政府。在双方敌对战争中被俘,被判处死刑。行刑前给予人道主义礼遇,饮酒、留影,并允其高唱宣传其主义的歌曲。行刑纪实如下:1935年6月18日是个大晴天。清早进餐后瞿秋白换上了新洗净的黑褂白裤,黑袜黑鞋,泡上一杯浓茶,点支烟,坐在窗前翻阅着《全唐诗》。此时,军法处长传令催促起程,瞿秋白于是疾笔草书:方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半有句:“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秋白绝笔

瞿秋白掷笔整衣,昂首走出房门。10时整,军法处长传令出发。瞿秋白昂首走出三十六师大门,脚踩着行进的节拍,轮流用俄语、汉语高歌:“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这时候,沿途的老百姓驻足聆听,注目送行……

进了戒备森严、游客一空的中山公园,一桌酒肴已摆在八角亭里。遵照特务连长的安排,瞿秋白先在亭前拍照。他背手挺胸,两腿分叉,面带笑容,为世人留下了一位革命者最后的丰采。照相后,他背北面南坐定,自斟自饮,旁若无人。酒兴中他又高唱《国际歌》《红军歌》数遍。痛饮多杯后,他又放声歌曰:“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也!”歌毕,瞿秋白在呆若木鸡的士兵刀枪环护之下,走出中山公园,漫步走向刑场。他手夹香烟,顾盼自如,再一次高歌吟唱,并不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走到罗汉岭下蛇王宫侧的一块草坪上,他盘膝而坐,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正好,开枪吧!”哨声落,枪声起。时年36岁的瞿秋白饮弹洒血,壮烈牺牲。(见《宋希濂口述枪杀瞿秋白详情》)

民主中国

闵良臣:“新政”四年: 禁——由高智晟新著在大陆遭查禁说起|中国人权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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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要求媒体姓党,到禁书禁文,再到禁言禁思想,哪一步不是与“解放思想”、“思想创新”对着干呢?行“统一思想”之策,嘴上却说什么“思想创新”,这不是口是心非吗?
2016-11-29

一年多前出狱的著名人权律师高智晟,今年在海外出了一本书,是作者对在坐牢期间遭受酷刑折磨的自述,书名叫《2017年,起来中国》。这本书辗转带入大陆,被当局知道后,立刻派人查禁。光查禁还不算,因这本书的出版,作者又开始遭罪了:遭当局更严厉的监控,切断了其与海外家人的联系。可这样做就好吗?未必。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作者在海外的妻子日前决定公布这本书稿的电子版,以抗议当局封锁。

一本书,里面能有什么了不起的内容,值得“自信”的政府如此大动干戈?原本是想捂想盖想遮想掩,这下可好,弄得满世界都知道了。世界上有些事就是这样,你越是不想让人知道,知道的人反而越多。

也不知是因为书有问题还是作者有问题,抑或书和作者都有问题,也不知那书到底坏在哪儿,为何要大力查禁,殊不知,这么做,即等于在向世人证明:中国大陆并非真正进入现代社会,至少还不自由,甚至称不上国力强大,否则不会这么做;不然,怎么会害怕一本书呢?

不就是一本书嘛,又不是原子弹,有什么好怕的?今年是鲁迅去世八十周年,他就曾经说过,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给他轰走了。我们也从没听说用一本书一篇文章就能颠覆政府的事。

“新政”已经四年了,给广大民众最痛彻的感受,似乎就是一个字:“禁”。今年初要求媒体姓党,实际上就是在“禁”:禁说不利于党的话,禁说党不喜欢听的话,禁说不利于巩固这个政权的话,禁说让民众觉醒的话。

近七十年来,中国大陆始终不允许民间办报办刊,媒体都控制在党的领导下,“禁”如反掌,发一纸通知,打一个电话,中国大陆所有媒体保证都一个态度、一个腔调。

党“禁”媒体还不够,还要禁书;不但在大陆“禁”,还“禁”到了海外!君不见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还有泰国抓捕阿海事件!高律师这本书原也是在海外出版的,但到了大陆就遭到当局查禁。

自从这个星球上出现这么一个“党”后,似乎没有什么是他们做不到的。现在大陆要出版一本说真话的书,可以说比登天还难。他们要求媒体姓党,出版社更要姓党,否则出版的书就要遭“禁”,作者、出版社也会遭殃。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已不需再举什么例子。

现在进入互联网时代,他们发现光是禁书还不够,还要禁网文,只要网络上发表的文章不合他们要求,或者他们看了不高兴,也必“禁”,或删除,或封号,弄得网络各路写手,哀鸿遍野。

按说,禁到这种程度,已无可禁,该歇手了吧?不。他们发现文章姓“党”了还不行,还有各种不成文的帖子。网民大多是普通百姓,没有什么思想文化训练,往往是有了不满愤懑,随手就发个帖子,发发怨气。这本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但于当局,难以容忍:先是监管网络,后又实行网络“实名制”,但网民如潮,还是管不胜管,况且老子有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这下当局应该没招了吧?法不责众嘛。然而政府又出奇招,雇佣海量“阅评员”——“五毛”,专业禁贴删贴,凡觉得不顺眼的帖子,一禁一删了之。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网络各种奇观,各种给处理后的帖子五花八门,这里不妨弄几条给读者开开眼:“评论请假了,正在打点滴”、“地球太复杂,我已回火星”、“喝点凉茶去去火”、“此处施工,请绕行”、“堵车,评论来不了啦”、“评论的小船说翻就翻”……这真可谓信息时代的“奇葩”,唯中国大陆网站独有。

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地“禁”?有位网友发给本人的一条微信中一语道破:“他们是想禁止思考。”禁止思考不就是要禁止思想,而禁止思想不就是为了要统一思想吗?没错,禁书禁文禁言,就是意在禁思想啊!

这些年,一直说“要解放思想”,习“核心”好像也提出过要“思想创新”,可现在“禁”到这种地步,还“创新”个大头鬼呀!从要求媒体姓党,到禁书禁文,再到禁言禁思想,哪一步不是与“解放思想”、“思想创新”对着干呢?行“统一思想”之策,嘴上却说什么“思想创新”,这不是口是心非吗?

如果我们要“统一思想”,不如不改革、不开放,直接回到毛泽东时代得了,那是中国人民思想最“统一”的时代。然而,现在已是信息时代了,还要“统一思想”,真乃滑天下之大稽!

2016年11月23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197期  2016年11月25日—12月8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

闵良臣: 贾敬龙的刑事案办成了政治案|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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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发布《贾敬龙为何“罪该处死”?——最高法刑三庭负责人就贾敬龙故意杀人死刑复核案问题答记者问》。也就在这篇答记者问出笼几小时后,贾敬龙即被执行死刑。这很难让人不认为这是一个阴谋,一个政治阴谋。正如一位叫辛可的学者所言:为什么要贾敬龙死,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以后还搞不搞强拆?如果不搞了,那实在没必要杀掉贾敬龙,让这么多人骂。可只要中国还要继续强拆,那就不能不杀,贾敬龙也就非死不可,否则,今后谁还敢强拆呢?

2016-11-20

原标题:贾敬龙真的“罪该处死”吗?——最高法把一个刑事案办成了政治案

题图作者:邝飙

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发布《贾敬龙为何“罪该处死”?——最高法刑三庭负责人就贾敬龙故意杀人死刑复核案问题答记者问》。也就在这篇答记者问出笼几小时后,贾敬龙即被执行死刑。这很难让人不认为这是一个阴谋,一个政治阴谋。配合得好极了。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就是这么干的。完全符合我们这种国情,这种制度,这种政权。最高法把一个刑事案办成了政治案。

可既然是代表最高法,刑三庭负责人出来说话,每一句都代表着中国法律。你实事求是,就代表着中国法律实事求是;你公平公正,就代表着中国法律公平公正。反之,你不尊重事实,就代表着中国法律不尊重事实;你不公平公正,就代表着中国法律不公平公正——且不去说一次判决不公,比十次百次犯罪对社会的影响还要坏,因为你污染了“水源”。

我知道,不论新华社还是最高法刑三庭负责人,都是带着“政治任务”出来说话的。一篇“答记者问”,看似代表法律,代表最高法,其实是权力在说话,政治在说话,政府在说话。在所有的民主国家,绝对看不到像新华社这种所谓“权威媒体”,代表政府对一个刑事案发表这种“电稿”。因此,这个答记者问,实质上就是最高法联合政府,要堵认为此案判决不公,要最高法“刀下留人”的所有人,包括那些著名律师、法学界顶尖学者的嘴,同时竭力证明身为这个国家最高法院院长、大法官周强签署的死刑核准书“没有错”。如果有谁还想不到这一点,那他就显然不懂中国国情。

可这么做,真的就能代表法律、代表公平公正、代表依法治国吗?但凡不信,只要读一读最高法刑三庭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强调的那“四大理由”,再对照先前媒体所发的新闻报道,就知道这位代表最高法出来说话的人是如何避实就虚,其所说的话只有利于贾敬龙“罪该处死”,至于是不是事实,那就由不得贾敬龙与我们这些认为判决不公者了。

从答记者问中可以看到,那位刑三庭负责人一再强调,贾敬龙家的拆迁,是在贾敬龙之父贾同庆与村委会签订了同意拆迁协议后才进行,有两处原话是这么说的:㈠“2010年11月10日,南华路6号户主贾同庆(贾敬龙之父)与村委会签订了同意拆迁协议,并按协议,从村委会取得平价房一套、置换房一套后,搬离了旧房。但贾敬龙拒不听从其父母及女友等人的规劝,不同意从旧房搬迁。”㈡“贾同庆搬进新房后,贾敬龙不听全家人的劝告,拒绝与家人一同搬迁,坚持要装修旧房,准备结婚。贾敬龙父母、女友以及女友的父母都劝说贾敬龙到新房结婚,贾敬龙仍一意孤行”。

好一个“拒不听从规劝”,好一个“一意孤行”,谁都看得出,这两段话的意思就是说,贾敬龙“不同意从旧房搬迁”,不让拆迁,就是不通情理,就是“一意孤行”,就等于“无理取闹”,而在“无理取闹”后竟然还敢“行凶杀人”,当然罪在不赦,“罪该处死”。

然而事实呢,真的如这位最高法刑三庭负责人所说吗?别的不说,贾父是在自愿情形下签订的拆迁协议吗?离贾敬龙被执行不到一星期前的11月9日,北京电视台和360联合打造的自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发表了一篇记者调查:《贾敬龙杀人后的北高营村:87岁老人坚守老房成最后钉子户》。这篇调查文章中有一小标,叫《逼迁的各种办法》。读者在“各种办法”中看到:“一位陈姓村民告诉‘北京时间’(微信号btime007),村里租用了自己的钩机干工程,自己的一个亲戚不签拆协议,村里就扣着工程款不给,让他劝亲戚签了字再打款。”而“此前备受关注的贾敬龙一家,因为父亲贾同庆迟迟没有在拆迁协议上签字,母亲的养老金被暂停,兄弟家分房也受到影响,亲人们都对贾同庆有意见。”

也就是说,天可怜见,正是由于刑三庭那位负责人所指的“村里”,百般刁难,使出一个又一个“杀手锏”,让贾敬龙父亲近乎“众叛亲离”,在一种“内忧外患”的强迫高压下,才无可奈何且不顾儿子贾敬龙的强烈反对,违心签订了那份强人所难的拆迁协议。

这是多么地无耻哦。几乎称得上掌握村民们生杀大权的“村里”,有的是对付村民们的各种手段。“村里”不怕村民们不签协议,依靠各种“杀手锏”,直到你每家每户都乖乖“自愿”签下协议为止。闭着眼睛想一想,是谁教会“村里”这么做的呢?难道是无师自通吗?当然不是。这些年,从各种报道中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的一些单位,乃至一些地方政府,不正是在很多强迫要求民众要做的一些事情上,采用种种下三滥“措施”,胁迫人们“自愿”就范的吗?别的不说,近几年让国民在电视上“自认有罪”,就是最好的证明。而今年七月抢夺一本杂志,用的还不是让人不齿的“手段”?总之,只要你生在这个国家,又生活在底层,就一定感受得到:他们没有底线,什么都做得出来!

问题是人们怎么也想不到,代表这个国家最高法的刑三庭负责人却要把事实上完全是强迫在拆迁协议上签的字,拿来证明这是贾敬龙“罪该处死”的“理由”。请问:这种用了种种“手段”强迫签订的协议在法律上有效吗?作为最高法刑三庭负责人难道连“这一点”也不懂。那么如果没有效,即使贾父被迫同意,他的儿子贾敬龙难道没有不同意的权利吗?事实上,贾敬龙一直就不同意父亲在这种威胁强迫下所签下的协议,这也是他抗拒村里强拆的理由。难道最高法只看在协议上签字,而不问这个“字”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签订的吗?在答记者问中,这位刑三庭负责人义正词严地强调:“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被告人贾敬龙死刑,是严格依照法律,在对一、二审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查核实。”可面对就在几天前媒体的调查采访报道,你们视而不见,这也能说最高法是“全面审查核实”吗?

是的,现在贾敬龙已被执行了死刑,用百姓的话说,就是你们国家把贾敬龙杀了!对于贾敬龙而言,现在说什么,也不能让他死而复生。但是,做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普通民众,我们还是要说。我们不能不说。谁都不敢说,类似这种不公一定不会落在自己的头上。

这些天,法律界著名律师也好,法学界顶级专家也罢,即使采用联署方式,讲了那么多贾敬龙“罪不至死”的理由,有理有据地“求”了那么多情,然而没用。中国那些最顶级法学专家、律师的话,在最高法眼里,就像放屁一样。由此可见,贾敬龙非杀不可。杀不杀贾敬龙,已经不是一个刑事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想得出,这些天,不论是这位最高法刑三庭负责人,还是周强大法官兼院长,他们比谁都难过。汹涌的民意,他们一定感受到了,而网友们铺天盖地的批评、呐喊,夹杂着谩骂,他们不会不知道。也正因此,如果不弄出贾敬龙“罪该处死”的“理由”,那么,贾敬龙就不能杀,而只要贾敬龙杀不了,大法官周强院长的脸面往哪儿搁,最高法的威信又如何体现、维持。

然而,最高法错了。即使杀了贾敬龙,周强大法官就有脸面了吗?最高法的威信就真的体现、维持得了吗?去网络上浏览浏览,读读网文,看看跟帖,再浏览一下网友们转发的有关这个话题的手机微信,看看无数的国民们怎么说。这可是实实在在的民情民意哦!即使贾敬龙不可能死而复生,人们也还是要说,因为他们感觉不公!要知道,人们会对比。一对比,不公就出来了。一个又一个该杀的不杀,而一个不该杀的,却非要杀掉不可!

可见现在所做的这一切,不像是在判案,倒像是在搞政治,就连这篇答新华社记者问也一样。不然,这篇东西为什么直到对贾敬龙执行前几小时才公之于众呢?你们清楚得很,如果提前发表这种答漏洞百出的“答记者问”,一定会有人指出其中的荒谬,让你们难堪。

所以说,不要以为有了这样一篇所谓答新华社记者问,就能止住汹涌的民意。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正如一位叫辛可的学者所言:为什么要贾敬龙死,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以后还搞不搞强拆?如果不搞了,那实在没必要杀掉贾敬龙,让这么多人骂。可只要中国还要继续强拆,那就不能不杀,贾敬龙也就非死不可,否则,今后谁还敢强拆呢?

此说虽不无道理,但在有些官老爷那里,一个普通百姓的命绝没有他们的面子、威信重要。他们不能因为一个贾敬龙,就让自己颜面扫地,让周强这个院长、大法官在世人面前承认自己不该核准签发那个本不应签发的死刑令。他不可能那么做。这就是“国情”。中国任何一个坐在那个位置上的官员都不可能那么做,除非有国家领导人下的“批示”。

说到批示,几十年来,这相当于“圣旨”的东西一再遭到中国一些人的诟病,认为这不是法治社会应有的。可仅就贾敬龙一案而言,再多的律师,再多的法学专家,或者说就是中国所有律师、法学专家都出来说话,都来联署向周强院长求情,也不如有一纸“批示”来得实在。可以说,在贾敬龙没有被执行前,那些律师、法学界顶尖专家们求错了对象,他们最应该去求的不是那个周强,而是相当于“圣旨”的“一纸批示”。本人相信,无数中国观众都一定在影视中看到过,只要刽子手的大刀没落下,人头还在,那么有了“圣旨”,又及时赶到了法场,就可高喊“刀下留人”。不要以为我在这里说这些是开玩笑,事实证明:在一个专制独裁的国家,你偏要按照“依法治国”的路子去走,人怎么救得下来。在这一点上,倒是已被执行的贾敬龙想得清楚明白,知道自己注定得死。真是难得!

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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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良臣: 面对"核心", 丢掉幻想|民主中国

2.0.jpg十八大六中全会,铁定习近平为全党核心,而由于中共把自己看作是领导整个国家的核心,那么,事实上,只要是全党核心,自然也就是全国十几亿人的核心了。从这种核心加冕中,我等有充分理由怀疑习会走自由民主道路,即使走,也是“习式道路”,而所谓习式道路,就是他一再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说破天,也不过是只能等到他“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2016-11-7

前两天刚落幕的十八大六中全会,铁定习近平为全党核心,而由于中共把自己看作是领导整个国家的核心,那么,事实上,只要是全党核心,自然也就是全国十几亿人的核心了。尽管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黄坤明第二天在中外记者面前解读会议公报时言之凿凿地说这个“核心”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是“众望所归,当之无愧、名符其实”,可谁都知道,越是不民主的国家,统治者越是不需要被代表者同意就可以宣布其被代表了。在这种国家,普通国民包括普通党员被代表,太正常不过,无需走任何程序:统治者想怎么代表就怎么代表,想什么时候代表就什么时候代表,全由统治者说了算。所以说,“共同心愿”也好,“众望所归”也罢,到底经得起多少质证拷问,又有多大可信度,全世界没有人不明白。
会议闭幕后即出公报,可从公报中又能读出什么呢?正如有人在《习近平成为“核心”的意义》这篇文章开篇所讲的几句话那样:“在全会发布的公告中,尤其是在官方媒体随后所做的大量解读中,……此次会议真正的政治成果是宣布习近平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这才是召开这次六中全会的“重要意义所在”。大家都不是傻子,骗得了谁呢。
自然,他要做总书记就做总书记去,他想当核心就当核心去,没人管得了,生活在这种国家的国民除了听之任之,又还能怎样呢?尽管不是无话可说,可有话又能往哪里说,弄不好还会给你定个罪名,叫你吃不了兜着走,再严重点,送你去吃牢饭。你说谁喜欢吃牢饭?因此,面对这种情形,我这里只想对那些仍对习近平抱有美好期望或叫幻想者说几句。
自习近平任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始,这个国家无数老实善良而又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们就对其怀抱了很多美好期待,直至四年后的今天,尽管“听其言观其行”,其所作所为令一些曾经同样抱有期待的人心灰意冷,但毕竟有些人仍不死心,还是抱着期待或叫幻想。
在这美好的期待和幻想中最诱人的,就是相信习在任期内,一定会让这个国家“和平转型”,而所谓和平转型,就是信奉西方普世价值,像蒋经国带领台湾民众走上自由民主道路一样带领大陆民众也走上这条道路,成为“蒋经国第二”。特别是对于一些自认为追求民主自由而又是铁杆习粉者,如果有谁对他们所期待所幻想的“明君”有所怀疑,轻则会遭到训斥,重则还会被谩骂。在有的习粉看来:“平民百姓多数拥护习近平,只有少数人恨他,其中很多人是因为自己家的腐败利益受损之故”,于是得出结论,谁对习近平不满,谁就是腐败分子,谁就等于“与百姓为敌”。然而,中国人都知道,“平民百姓多数”还“拥护”毛泽东呢,且在毛活着时一直把他称作“大救星”,有些人且至今如此,这又该作何解释呢?以自己想像中的“平民百姓多数拥护”来作为对一个领导人的评判标准,又有多大说服力?
在那些一边追求自由民主,一边又是追随习的人看来,这四年里,在中国大陆发生的所有侵害人权、打压自由民主的行为,都是传说中的什么人在给习“抹黑”,是为了给习的反腐败或说习下的“一盘大棋”制造混乱,让更多的人怨恨习近平,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之目的,也就是说,在这四年里,没有一件损害民主自由人权的“坏事”是习下令干的,包括前不久《炎黄春秋》被抢夺霸占,有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就言之凿凿,说这事与习近平无干。岂止无干,还说“习近平有两句话在那里摆着:“对杜导正要‘特事特办。’对《炎黄春秋》‘不要封杀,做好引导。’”啧啧啧啧,也不知他这些“最高指示”是从哪儿看到的,有多少人会相信。
这还不够,在有些人看来,现任领导人可以一俊遮百丑:不管其多么打压民主,侵犯人权,只要他反腐败,就说明是位好君主,是中国大陆民众的“救星”,而且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和平转型,一定会引领中国十几亿人走上自由民主道路——你们急什么急?给人的感觉,只要反腐败,然后干下再多损害人权或反民主的事,也都可理解,都可原谅。
然而,一件件铁的事实摆在面前,我等有充分理由怀疑习会走自由民主道路,即使走,也是“习式道路”,而所谓习式道路,就是他一再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说破天,也不过是只能等到他“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现在别的不讲,只要有这一句,即可证明,他不会走西方民主道路,不会信奉普世价值,这也为其刚上任那二年,每出门,必大谈“和而不同”做了注脚。为什么要“不同”,就是说我们中国一定要和你们西方和美国“不一样”。
为什么要不一样,就因为总觉得只有中共走的道路才是正确的,总希望别人向自己学习。即使全世界都说自己这个国家的体制不好,也还是相信自己能在现存的专制制度基础上“探索”出更好的社会制度,能提供出更好的“中国方案”来。既然已自信到这种程度,怎么可能认可你西方的自由民主,又怎么能与你们真正的“和”呢?本人有理由相信,西方现在要做的,就是等中国领导人给包括西方在内的人类探索和提供更好的社会制度的“中国方案”!想想也是,西方已经为人类社会包括东方包括中国提供了前无古人的社会文明制度,现在为什么就不能坐在那儿等着享受中共领导人提供的“中国方案”呢?总不能说,中国有了比西方更好的社会制度方案,只供中国人自己“享受”吧。
不过,大概正缘于如此自信,在探索并提供出“中国方案”之前,也就总是希望别人——确切地说,就是西方几个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尤其是不要干涉这个国家的体制,干涉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这个国家的政府想怎么做,都是他们自己的事,你西方你美国管不着——在中国尚未探索出比你们西方更好的社会制度之前,我们就是要坚持在这种你们所反感的制度下生活。
说到这里,诸位看官,且不说一个中国君主是否就能为人类研究贡献出比西方更好的社会制度来——要知道,每年也不知有多少研究经济、研究政治的西方学者,他们生活在民主国家,在自由轻松的创造环境中天天在干什么,很多人不就是在“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进行探索,目的不就是要为人类提供比现有社会制度更好的“方案”吗?然而如何,多年来,虽然获得诺贝尔奖的顶级专家学者一大堆,研究出来了吗?没有。这就表明,西方现有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现阶段最不坏的社会制度,而这种最不坏的制度已经历了人类近三百年的试验,而且在这三百年里,那些走在人类文明前面的国家对这种制度进行不断改进(想那些研究者绝大多数也只是为了改进,并非想创造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才达到今天人类文明高度。而像我们这样一种从来没有达到西方文明高度的专制国家,仅凭君主一人说要“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即使不能说是痴人说梦,可你说又有几分可信度呢?总不能说因为先前是“总书记”,难以探索,而现在成为“核心”后,“更好社会制度”也就容易“探索”出来了吧?
上面这一大篇话如果还不能证明习近平不会所谓“和平转型”,更不会走西方民主道路,那么,读一读何清涟在《国际社会为何对习核心如此反感?》结尾处那句话,也该觉悟过来了:“不管别人如何预测,从习近平的政治施为来看,他从未表露过对西方民主的半点兴趣。”
所以说,如果你要的是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下的所谓“习式道路”,那没得说,眼下就是;如果你要等习近平探索并提供“更好社会制度”的“中国方案”,那就耐心等待,唯独如果你还在期待和幻想习近平会通过和平转型,信奉普世价值,并从而走上西方那种真正的自由民主道路,那就只能说你至今还在执迷不悟,是自欺欺人了。
2016年10月30日
民主中国

闵良臣: 一个“危险人物”的思想精神——纪念鲁迅逝世80周年|中国人权双周刊

 

2-jpg-png鲁迅唯一的孙子周令飞,在纪念鲁迅去世八十周年之际接受腾讯网站采访时表示:今年纪念鲁迅的各种活动之所以很丰富,“最大的原因是领导人对鲁迅特别看重,多次提到鲁迅、引用鲁迅的话”,因此他觉得“鲁迅非常正能量,也很符合现实,我们要用接地气的方式来普及、推广”。读到这些文字,说他自欺欺人已没什么意义,还不如说真要把人笑死了。中国老百姓喜欢说什么来着:“说你胖,你就喘。”这都是他的自我幻觉而已。

2016-10-25

周令飞在访谈中还说道:“要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普及鲁迅”。普及鲁迅当然好,关键是这种方式政府会答应吗?当局会不会把“普及鲁迅”搞得像海外的孔子学院?鲁迅之孙太一厢情愿了。

“普及鲁迅”其实要比传播孔子容易得多,关键看政府持什么态度。孔子是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古人,而鲁迅是现代人;再说孔子的文言还需要翻译,而鲁迅绝大部分著述都是白话文,当今凡识字的人都读得懂——也就是说只要真心实意,鲁迅精神是很容易普及的,关键是在中国大陆老百姓中要普及鲁迅的哪些思想精神?

鲁迅讲要掀翻“铁屋子”,即使统治者不许,至少也要逼得统治者允许开个“窗子”。可今天的中国,向老百姓普及这种思想意识,政府会答应吗?

鲁迅说“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这也是现政权最担心最害怕也最恐惧的事,因此其不惜血本——当然这都是纳税人的血汗,总是将星星之火掐灭在“萌芽之中”,当局“防患于未然”的维稳工作做得好得不得了。

今年以来,数千退伍老兵包围中央军委大楼也好,上万名全国民办及代课老师集体上访国家信访局也罢,总之“被压迫者”的斗争简直就是风起云涌,给人的感觉是,中国毕竟出过鲁迅这样的人物,遭到压迫,就会起来斗争。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自会相报。

鲁迅告诉我们:“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当今政府会支持其统治下的民众这么做吗?不可能。河北的贾敬兰就是按鲁迅说的去做的,然而却判他个“斩立决”。因此,比贾敬兰要凶得多的“凶兽”们却在中国一直活得很滋润。

鲁迅说“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关键是那个“到现在”:鲁迅死了又八十年了,他那个“到现在”失去意义了吗?

至今,我们非但没看到中国民众争到做“人”的价格,相反外国人一批评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说这是中国内政,外人不该说三道四,云云。鲁迅说:“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美国耶鲁大学的康正果在为蔡楚一本诗集所作的序言中这样说道:“中国人一向把胳膊肘往外拐的趋势竟达到如此地步,连控诉罪行和同情受害者的目光都偏于舍近求远和追逐时潮,他们更喜欢在国际舞台的光圈下聚焦宣泄义愤的目标。”

而今年以来,中国大陆的“爱国贼”们,包括所谓的“民族主义者”,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爱国”热潮,不仅要开除购买苹果手机的员工,还要把肯德基赶出中国大陆;近日又见一少妇举个纸牌,上面写着醒目的几个大字“宁喝毒牛奶,不做卖国贼”。倘若鲁迅活着,不知他会说些什么——其实他早就说过了,这就是他在《半夏小集·二》中的几句话:“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由于长期灌输洗脑,中国大陆民众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喜欢安安稳稳地做奴隶,非常满足这种奴隶生活,不论是跑到联合国总部前唱“社会主义好”的大妈,还是把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国民众骂作“西狗”者,不都正是鲁迅所说的此类奴隶吗?

好了,鲁迅此类言论不知有多少;然而,鲁迅这些教诲,政府允许向老百姓普及吗?

十年前,即鲁迅去世七十周年,也是十月,自己去了趟北京,专门乘车到阜内参观鲁迅博物馆。馆内一著名研究鲁迅专家告知:有内部通知,不许举办纪念鲁迅活动。这位研究专家说他为之很高兴,我听了大吃一惊:当局如此对待鲁迅,你一个研究鲁迅的专家怎么还高兴呢?谁想他接着说:“这可以很好地证明中共与鲁迅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哈哈!明白鸟,这证明中共数十年来供着鲁迅——特别是毛时代,不过是要利用他罢了。

转眼十年过去,公众舆论更加收紧,简直就是一朝不如一朝,一蟹不如一蟹。今年正值鲁迅去世八十周年,除了周令飞那些“很丰富”的幻觉,却并没有纪念大会,更没有大人物的纪念讲话,所谓“主流”媒体上也几乎是毫无动静。傻子也想得出,大约与十年前一样,有关部门一定又是早早下了通知:不许纪念鲁迅,不许。

鲁迅孙子周令飞哪里想得到,现政权早就把鲁迅扔了——利用几十年还不够吗?现在鲁迅非但没有用了,而且很可能还会起“破坏”作用,或者说对现政权而言,鲁迅要算是个“危险人物”。如果他还活着,每逢国家有重大事件或活动,比如像现在要开的什么六中全会之类,他的房子前一定是要加岗哨的,他的行动一定是不自由的。如此一个“危险人物”的思想精神,怎么可能还会普及给老百姓呢?

2016.10.23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194期  2016年10月14日—10月27日)

人权双周刊

闵良臣: 假共和终于催生“民国热”|民主中国

29.jpg有人直到今天还是非常害怕早已是“新中国”的国民“喜旧厌新”,怀念民国——说是怀念,其实并不准确,因为真正在民国生活过的人已经不多了,仍存世者,也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这些人怀不怀念,这个政权已经不害怕了,他们害怕的是一些“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人们受到影响,也都向往起民国来。

2016-10-25

要来的终归要来,要去的终归要去。

题目一出,即联想到自己所作的两则长短句。一则作于前不久,题目叫《抗议,我抗议!》,要结尾处是这么几个短句: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谁也没有永远的权力/这是铁律/即使你有一万个‘自信’/也休想抗拒

另一则是苏共垮台二十周年时所作《苏联解体二十年祭》,在结尾处说的是:世间万物/从无中来/回到无中去/就连地球太阳/都逃脱不了/更别说有什么党派/还会例外

假共和半个多世纪,终于催生民国热,乃至民国颂。

最初引起本人关注的是知名画家陈丹青,其六年多前在接受《新周刊》访谈时,谈的就是纠纠民国,其中说道:正宗的革命范儿,是民国之前的国民党,当时俗称革命党。革命党闹革命,没功夫弄文艺,所以民国文艺倒是民间生发的,有感情,有豪气,但是没党气。1949年后,大陆直到拍《上甘岭》时,其中脍炙人口传唱至今的一条大河,里面这种歌词的写法、爱国的爱法,其实是民国的。当时的词曲作者与合唱演员,是民国人,歌声里那种情感,也是民国式的,此后这等朴素真挚的歌词硬就是写不出来——到六七十年代,革命歌一股戾气,现在的唱法,那是又土又俗的妖气了。

到了今年,民国热在大陆民间特别是在网民中悄然兴起,许多手机网民不再庆十一,而是在手机上过起了双十节。从海外媒体看到报道,今年10月10日,在大陆武汉,数十位访民聚集在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纪念馆,宣示理想。一位参加活动的访民当晚告诉媒体,当天有近五十位访民参加了聚餐和纪念活动。10月11日,有访民继续到首义广场举行纪念活动,当地公安未曾干预。一位武汉居民对记者说:“……我们希望三民主义到大陆。另一位聚会者对记者表示,他对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未能延续民主体制的历史感到遗憾。

而在异国他乡的美国,双十节这天下午:纽约侨界更是在华埠隆重庆祝中华民国建国105周年大游行。屈打成招报道,本次活动吸引了约两千人参加,人员既有1949年以前就到美国的老侨,也有1949年后台湾来的老中,也还有1979年以降赴美的大陆新侨。这些青年都是旅居纽约的大陆民国派人士,他们以此表达对中华民国的热忱支持,以及对中华民国在大陆地区重光的无限向往和美好期待。游行队伍中甚至还有数名大陆青年组成的队列。只见他们高举中华民国国旗,手持中华民国,光复大陆;自由民主,统一中国中华民国大陆沦陷区代表的标语,昂首阔步,抬头挺胸,引得许多围观游行的民众和游客拍照合影。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相比异国他乡,在曾经存在过民国的这块土地上,却反而别说搞什么大游行上街庆祝了,就是在网站上公开发几句感慨,都会犯忌。双十节这天,本人仅仅将五年前在一家网站上就已发表过的一篇诗作《辛亥革命百年有感》(也叫《辛亥革命颂》)重发一遍,结果挂出不久,即被屏蔽,也不知是网站编辑所为还是监管网站的什么人越俎代庖。后来想想,给那篇文字惹来杀身之祸的很可能就是诗句前面放的那首《中华民国颂》,而最让有些人心里不能过的大概就是歌词中这么几句: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经得起考验。只要黄河长江的水不断;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千秋万世,直到永远。

其实这首歌儿在台湾一直在传唱,从歌唱家邓丽君一直唱到著名主持人、歌唱家费玉清。我们有些人总在报纸电视上或者讲话中强调这个政权如何如何自信,可连一首歌儿,连几句歌词都忌讳得要命,害怕得要死,你那自信又从何体现呢?

说起来,本人在近两年前的一篇短文中就说过这么几句:一个人认为民国时代比他生活的时代要好,这个人能不能说出来,说出来后会怎么样。别人当然有批评讽刺嘲笑的自由,但我想绝没有不允许别人说出来的权力。而人们对已经过去的某个时代是否会留恋,往往取决于这样两种情形:一种是过去的那个时代确实好得不得了,非常值得人们留恋;另一种是对比的结果,即过去的那个时代并不怎样好,人们之所以留恋,是因为他生活的这个时代比那个时代更不好,也还是值得留恋。

可是有人直到今天还是非常害怕早已是新中国的国民喜旧厌新,怀念民国——说是怀念,其实并不准确,因为真正在民国生活过的人已经不多了,仍存世者,也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这些人怀不怀念,这个政权已经不害怕了,他们害怕的是一些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人们受到影响,也都向往起民国来。那样,岂不等于要了有些人的命!

可人们会对比。比如大半个世纪前,人们是自由的,认为国民党好,就去加入国民党,认为共产党好,就去投奔共产党,而很多投奔中共者其实正是为了追求自由。然而,投奔不久,特别是到了1949年后,他们明白自己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

更重要的是,正如陈丹青所说: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指叫嚷自由、追寻自由的人。民国时期的共产党人莫不公然宣称民主和自由。如今我们大概真的自由了,不叫,不想叫,也不许叫。就像李慎之先生,四十年代他有投奔异党的自由,也为了自由而加入共产党;过了整整五十年,因为‘我是党员’,他才能重提当初共产党挂在嘴上的自由:他晚年终于明白,不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自由就是自由。

类似情形甚多。近日读蔡楚先生《一位抗战时期儿童保育者的悲惨遭遇——纪念贺婆婆》,文中贺婆婆有个细节同样很能说明这一点:由于贺婆婆当年一直在自贡市从事儿童保育和教育工作,在国民党当政时期,她多次为保护有共产党党籍的员工向当局陈情,或组织人员上街示威游行要求释放她的员工,一般都会得到尊重,而那些员工也会被教育释放,贺婆婆本人也因此受到自贡市教育界的普遍赞赏。

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贺婆婆还是旧思想,没能与时俱进,当真认为共产党会更民主更自由,因此,仍习惯性地为被新政权逮捕的、并被称为国民党特务的人向当局陈情。但这回没有了效果。贺婆婆不死心,还以为可以像民国一样,继而又组织人员上街示威游行。然而,这次无情的事实告诉他:新中国已不同民国,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贺婆婆不仅被逮捕入狱,而且还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直到二十五年后悲惨离世。也不知道经此一劫,贺婆婆是否彻底觉悟了。

众所周知,1949年后,新政权是不许说民国好的,更不可能还允许搞什么民国热民国颂。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只要某人家中被搜出民国的东西,不死也要褪层皮。有很多就因为是民国人物,遭至羞辱,乃至殴打。

而直接导致傅雷夫妇选择自杀的原因,在傅雷留下的遗书中也可以看到,这就是在他们家中搜出了民国的东西即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尽管这面小镜子和褪色的旧画报并不是傅雷家的,而是别人寄存在他们家中箱内的物品,傅雷夫妇并不知情。

对此,傅雷夫妇的小儿子傅敏在为遗书所作的注释中是这样说的:小镜子后有蒋介石的头像,画报上登有宋美龄的照片。这是我姨妈在解放前寄存于我家箱子里的东西。对他人寄存的东西,我们家是从来不动的。然而,就凭着这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画报,当时就诬蔑傅雷反党,并说他有变天思想,这让傅雷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并在遗书中说: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遗书中还说自己尽管相信不会因此被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

几年前,当《新周刊》采访陈丹青时问道:说到民国的可爱之处,您会怎么说?陈丹青是这么回答的:以我们的教育,民国的一切都是‘旧社会’,这是大误解。相对人人梳辫子的大清,民国才是不折不扣的新中国。此言一出,令人耳目一新。

2016年10月15日